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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26日星期六

看山:王铮是西方人权标准的试金石

不同于焦国标、贺卫方、艾未未、陈光诚们稍稍受到一点委屈和打压,西方媒体就义愤填膺,西方官员就频频表态、施压,逼迫中国政府让步;北京经济管理学院女 教师王铮销声匿迹已有20多天,迄今渺无音信,而西方的政界和舆论界一片沉寂,好像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谁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所有人都选择沉默,选择视 而不见,只有几家媒体试图采访,联系不上也就作罢。

同样是严重践踏人权的行为,为什么对中国“人权问题”一直表现极端热切的西方政界和媒 体,此次却显露出截然不同的面孔?这当然是因为人权被践踏的对象,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倾向:焦国标、贺卫方、艾未未、陈光诚等人,都是西方普世价值的鼓吹 者,是西方利益的同路人;而王铮支持主张中国走自己独立道路的薄熙来,其政治立场对西方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可见,西方对“人权”的关注也是选择性的。他 们手中举的牌子是“人权”,心中衡量的标准却是“政治”,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也看不到半点“普世”。与其说他们是关心中国的人权,不如说他们是以此方式选 拔、培育和支持自己在中国的别动队,人权只是道具。作为外国政府,这种做法可以理解,可怕的是,整个西方世界的主流舆论也莫不如此——可见,自由主义意识 形态确实是一种比之核武器更加强大的精神原子弹,就像19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一样。

面对“另一些人”的人权遭到侵害,这一回西方不但没 有“仗义”援手,反而还落井下石,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当“乌有之乡”顶着巨大压力发表对薄熙来事件的看法和声明时,西方主流舆论竟然众口一词宣称:“乌 有之乡”这样做是“为了自保”——世界上有这样“自保”的吗?这样做又如何能达到“自保”的目的?除了招致更大的压力和打击外,“乌有之乡”还能得到什 么?与此同时,一个一直被主流学术界视为头脑混乱、没有理性的下三滥学者,突然之间成了香饽饽,对他话语中充斥的逻辑混乱和理性缺失,学术界和舆论界突然 视而不见,因为这个人在正确的时候做了正确的选择:当“乌有之乡”被查封和禁言后,他以“乌有之乡”创始人的身份站出来,举证“乌有之乡”的“邪恶”。虽 然他所谓“创始人”的身份早已经被证伪,但这丝毫也不妨碍西方媒体反复炒作“创始人揭露乌有之乡变邪教”。

从这里也可看出,西方要的其实 只是一个道具、一个幌子,他们甚至都不怎么在意自己的道具是否整洁、是否能够自圆其说。如果真是要促进中国的人权保障,王铮的意义远非焦国标、贺卫方、艾 未未和陈光诚可比,或许只有当年的张志新才可与之接近。但张志新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官方需要树典型而作的标榜所致,就像焦裕禄、雷锋一样。王铮的 影响力,则完全因为她自己,因为她的所作所为——她就是这样影响了国家的时局,拷问着许多人的内心,改变了不少人行为的方式和尺度。

更重 要的是,王铮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殉道者。在当下中国,右翼不乏勇于牺牲的人,甚至数量远多于左翼。但是,左右面对的险境是不一样的。右倾激进固然也有风险, 但这种风险有其底线,因为有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之兜底;而且这种风险还伴随着机会——说不定突然就出名成了英雄,得个诺奖、弗奖什么的,至不济也可逍遥海 外,像焦国标、陈光诚一样。而左倾的风险却没有任何底线的支撑,不但风险更大,而且不可能兑换成任何的机会或利益,因为没有“另一个美国”为左翼提供这种 空间与资源(由此也可理解右翼对“民主美国”的感情)。没有了对利益的期盼,左翼的牺牲就是纯粹的赴难,而且得不到右翼主导的主流舆论的关注和同情,只会 有不少人出来争吃人血馒头。所以,思想界的现状是,右比左表现得更勇敢,更勇于激进。这不是由价值的倾向造成的,而是由人性的趋利避害决定的——任何人都 有现实一面,即使是那些站出来勇敢担当的人,也只是放大了自己心中理想的一面;现实的一面依然存在,并且在默默影响着行为的选择。

正因为如此,更见得王铮的难能可贵。在今天,这个名字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成就,构成了一座丰碑——不需要人为雕塑,不需要有人喝彩,她就矗立在那里,孤独却有光芒。

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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