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吉诃德：“毛左”败事的根由

“毛左”是一个专有名词，单指毛泽东门下的左派。毛门左派有一个特点，就是尊毛泽东为宗师，以毛泽东思想为宗旨，“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等等。表面确实如此，比如乌有乡人，简直到了“非毛勿听，非毛勿视，非毛勿言，非毛勿动”的境界。毛泽东已成僵尸，他们这样“非”“勿”起来，简直就是僵尸的僵尸，符合作为“僵尸教”的所有徵状。

“毛左”因为僵固，并不感知时代与人性的进化，所以只是学到了毛泽东的一点皮毛与教条，远未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年级，便自以为学成，或中途辍学，全奔了乌有之乡载歌载舞去了。

这也怨不得他们，因为现实并不配合，没有给他们更多“结合”的机会。于是匆匆之下更像“野合”，越是结合，“野种”越多，颇类似于中国左派的门类，倒也体现了他们尊重“原创”，勇于创新的天性。

“毛左”发展至今，不说彻底毁灭——不仅他们不会承认，我们也不该承认——，但败事败家败落却也是事实。我想主要原因不外三个：一无强大领导，又无核心骨干，更无人心基础。

很难想象时至今日，一个死抱着一具僵尸，以为施施权术，叫叫口号，要大家随时随地溜溜嗓子，抖抖身子便可以“改天换地”的组织竟然能够成功。随着他们最可指望的“重庆模式”的落败，他们的路也走到了尽头。

现在复盘，我们依旧看到，谎言与阴谋可以倚傍权力撑持一时一地，却终不长久。“毛左”高层权欲太重、利欲太深，野心太显，既无毛泽东的资质，却有毛泽东的毒辣。类似山寨的毛泽东一旦掌权，只能比毛泽东走得更远，害得更深，就像历史上大多的“九千岁”。

“毛左”信徒常有一种“拜神情结”，凡见到有点“朕兆”的强人便趋之若鹜，自甘追随，用司马南的话就是“我如潮流中一片枯叶”。愚民与奴性是“毛左”的双足，愚是愚忠，奴是凶奴，大体如此。

现代历史证明，但凡风雨如晦、天灾人祸的时段，就是“毛左”活动频繁的时段。或者因为多难故多“毛左”，或是因为“毛左”故而多难，两者互为因果。唯恐天下不乱，以便乱中夺权，是他们的“斗争经验”，然而这一手已在文革用尽，至少公众有了警惕，社会有了防范，加之太多“毛门左道”，无一中用，他们自然也就败落了。

论及“毛左”，总不免又要提到那几位“头勾的角儿”，诸如政治上的张宏良，理论上的司马南，军事上的张召忠，文化上的孔庆东，以及跟在他们身后的“五道杠”司马平邦等等。尽管本人及诸位看官都已厌烦，但又有什么办法？谁叫“毛左”门下只有这几块酸奶或胶囊的材料？

“毛左”众愚，傻唱傻跳，不提也罢——有人说他们“脑子有病”，我不敢苟同。因为脑子有病的前提是须有脑子，我只好说他们本该患脑的病症全跑到了脚上——而这几块“毛料”不同。尽管他们一样满嘴“毛词”，满面“毛孔”，但究竟有谁真的单为尊崇一个故人，信仰一道旧说，而非为了私利？若真如此，我倒会承认小觑了他们。

比如司马南，人说狡兔三窝，他也的确三面通吃，左右逢源。妻儿家产存美，本人效忠朝鲜，又在国内蛊惑，成事则好，不成也罢，不知这是一种什么心态？

孔庆东尽管表皮粗鄙，只是扮相。他的聪明在于定位，“毛左”需要这样一个喷子，一个无赖喇叭，他的“混不吝”适合这角儿。

都说聪明人最会装傻，孔庆东有时故意装得过头，反而弄拙成巧，目的达到——尽管那目的短得可怜。以他的掂量，一些话不会脱口而出，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比如骂美国，骂香港。自然气急败坏起来，也不免胡乱发飙，比如将“不厚先生”落马称为“反革命政变”。心情可以理解，这样一次“政变”挡住了多少人的财路仕途啊。

以历史的眼光，张宏良更像阴谋小人的模板。从他煞有介事的“政治报告”到乌有之乡的各路封爵不难看出，大凡小人坐上交椅，总会走一条得志——猖狂——灭亡的路子。古今中外，莫不如是。

或许有人会将几位与“四人帮”类比，其实哪有得比。别小看了文革时的“毛左”，王张江姚绝没有沫若大师丑化得那样不堪。张春桥早年做文艺家，后来做理论家，最后做政治家，三家合一。江青志在天下，一位脚踩几船的人物，最后登上了中国最大的一条。姚文元文笔野心了得，文革的启动与他直接相关，该算是中国头号的蛊惑者。王洪文能从九亿“工农兵”做到唯一“接班人”，在上海以至中国呼风唤雨，哪是一个简单的“流氓”可以概括。

邪恶也需能量与智慧，如同邪教需要“万能”的教主与虔诚至极的教徒，全不是“毛左”上下表现得这么愚蠢、自私与小器。

比如再玩儿“逆袭”，张召忠将军也不能将“毛左”的军事智慧降低到破罐破摔的地步，这令那些全心指望你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毛左”将士情可以堪？

毛泽东固然是用游击战、持久战、“小米加步枪”、“农村包围城市”、“敌进我退，敌疲我打”等等取得了胜利，但那是中国与那个时代的战术，几十年、几万里过去了，张将军却总像憋宝一样憋着叫萨达姆“农村包围城市”，叫卡扎菲“持久战”，哪有农村？如何持久？不知卡扎菲的“地道战”是否出自张将军的高见，但结果大家也看到了。张将军最新的研究成果关乎南海，就是叫我们的海军“放水”，而“弄几十艘小渔船，装一些炸药包，晃悠晃悠”地去对付美国的“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这样一来，“它就完了”。

还有“南海问题级专家”司马平邦。他大概是“毛泽东学校”留级最多，被评为“学校最熟悉面孔”的一位。见人家“高年级同学”专事研究“重庆模式”，名利尽收，他也紧赶过来，一通跟吹热捧，却不想“重庆模式”没有赶上，倒赶上了“重庆末世”，更像是一出“别人牵驴他拔橛儿”。这样瘟头瘟脑了一段时间，觉得还是操起本行踏实——他又关照起南海问题来了。

以司马平邦之见，解决南海问题的重点是“立法”，而“立法”的前提就是改名，即把南海改称“中国南海”，英文名“Zhongguo Nanhai”，欧耶。关于司马平邦的类似高论，过去已有点评，有趣去读，这里不再烦人费时。

我也是刚刚知道，司马平邦原来竟也不属司马家族，与其“胞兄”司马南于力一样，可见两位都是唯恐“路人不知”的人物，共入“毛门左道”，实在顺理成章。

综合而论，政治上幼稚，军事上弱智，文化上反智，是“毛左”难以成事的根源，他们的败落不出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