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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27日星期三

北大生科院长 海归饶毅:中国科研一直捡别国成果的"面包屑"

核心提示:饶毅认为:快速增长的中国,学界、企业依然缺乏自主创新,缺少核心技术。以药品为例,迄今为止,中国绝大部分药是西方发明的。

  饶毅其人  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兼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回国前曾任美国西北大学Elsa Swanson讲席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神经发育的分子机理和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先后协助推动建立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2004年起兼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学术副所长。2007年9月全职回国。

  饶“议”有理

  “儿子、女婿”应该一个样,海归博士也应该从助教做起,科研教学两手抓

  海归推动科改,必须要形成关键多数,没有做到只能离开

  有自信的年轻人,应该无论社会如何喧哗都有自己长远追求

  中国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但我们可以一步步地往更好的方向走

  金融比科学更重要? 没有硬实力不能主导软实力

  在没有掌握前沿科学的情况下,不可能凭空靠金融等手段维持国家强大

  饶毅清楚地记得自己这代人科学生涯的起跑线,“是1978年初,以郭沫若名义撰写的《科学的春天》、徐迟采写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先后发表,激 励了一代中国人投身科学。”但当他30年后放弃美国优厚的职位和待遇,回到北京大学任教时,却顿感时过境迁,“前几天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国科技体制改 革,只有新华社发了很短的消息,社会上、即使在科研单位似乎也鲜有反响。这与30年前的全国科学大会引起的举国皆动不可同日而语。”

  饶毅发现,科学遭遇的不只是冷落,简直是冰水,“有时髦的经济学‘讲家’——经常在各种场合讲经济学的所谓专家,最近表示,中国不用发展科学,中国应 该只发展娱乐和服务行业,这是中国发展关键所在。从老师到家长,很多人都认为年轻人不必学科学而应该学金融。”更让他觉得哭笑不得的是,“我听说还有少数 小学生甚至认为做贪官是最好的。”

  在这种“中国用不着做科学,抄别人专利也能发展”的论调中,日本成了“不发展科学,也成世界经济强国”的例子。针对这种观点,饶毅认为,“所谓日本科 学不好而经济发展很好,根本是误解。”饶毅指出,日本科学不如美国,但比中国好多了,日本1949年获得首个诺贝尔奖,迄今已有约20位获奖人,中国还是 零;生物医药研究方面,我们不如日本1980年代的世界地位,那时日本已有几个诺贝尔奖级的项目;日本有年销售近160亿美元的武田公司,而中国的世界级 大药厂数量为零,这正是因为日本生物医学研究优于中国。

  日本所谓不够强是与美国比起来说的,日本技术创新还不够多,有些领域还受制于美国,不能完全掌握产业的发展,所以它也无法靠调节金融来影响世界。调节金融的基础是国家有硬实力,没有硬实力不能主导软实力。

  “如果我们讥笑日本没有科学,那不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是更差者笑话较差者。”饶毅认为,“中国后30年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原创技术,没有科学研究做支撑,无法顺利解决。在没有掌握前沿科学的情况下,不可能凭空靠金融等手段维持国家强大。”

  “面包论”仍适用  人家不研究我们就没办法

  “难道我们总是去捡富人餐桌上掉下的面包屑,并因为有更多的面包屑而认为自己比他人更富裕吗?不要忘记,面包是所有面包屑的来源。”

  原创性的科学研究导致技术创新、经济发展,导致国家强大,这是现代大国崛起的必然规律。让饶毅忧心的是:经济规模快速增长的中国,学界、企业依然缺乏 自主创新,缺少核心技术,“有些信息企业的发展,是在中国政府特殊的保护政策下获得的。迄今为止,我国绝大部分药是西方发明的。像肝炎等病,中国有近亿患 者,而西方发病率低,因此并非研发重点。人家不研究,我们就没办法了,因为没地方进口了。”

  饶毅坦言,自己对中国科学的看法与对中国的看法很相像,“对远景乐观,对现状很担忧。”他认为,中国的自然科学学科已经“脱贫”。

  但重大的科学工作少,原创性科学研究对产业和经济影响小。中国科学研究水平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我们目前的水平不仅低于世界的先进水平,也低于中国的历史记录,低于国家科研经费的增长,低于人民对科学的需求。

  饶毅现场引用了1883年美国科学家罗兰的文章:“如停止科学的进步,只留意其应用,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因为他们只满足于应用,却从未追 问过原理,这些原理就构成了纯科学。因为没有寻根问底,中国人已远远落后于世界的进步。难道我们总是匍匐在尘土中去捡富人餐桌上掉下的面包屑,并因为有更 多的面包屑而认为自己比他人更富裕吗?不要忘记,面包是所有面包屑的来源。”

  饶毅更在现场意味深长地反问:“因为我们有百度,可以搜索更多的‘面包屑’,就以为我们的科学更发达了?”

  论文数量不代表质量  选人才不能异化为“选刊物”

  科学上数量第一第二都没关系,关键是质量,质、量之间的差距越大问题越大

  中国科学与世界先进水平有多大差距?饶毅语出惊人:“就生命科学领域而言,相对水平低于美国1910年水准。那年,摩尔根发表了对果蝇白眼突变分析的论文,一个学科——遗传学的重要部分在美国被奠定,我们迄今没有这样的成果,没有这样系统性的学科建树。”

  在中国的论文数量上,饶毅做了一回说破“皇帝新装”的人,指出国内出于“论文崇拜”、“国际期刊崇拜”,竟供养了大量“傍名刊”的国际骗子。最近有英国《自然》杂志集团下的一家媒体提出一个“妙论”,说中国科学论文发表量是世界第二,相应地证明中国科技水平世界第二。

  饶毅表示:“实际上,英国杂志《自然》为了赚钱。近几年出版了一本《Nature Communication》的杂志,这份杂志明确表示,凡是没有造假的文章都可以发表。还有前几年另一家国外出版社出版的《Plos One》,这些以版面费牟利的杂志,收到大量中国投稿,所以短时间内,大量来自中国的论文发表在nature集团的杂志上,发表量急剧升高。国内有些机 构、部委竟将发表在这样刊物上的论文计算在有关统计中,nature这样宣传就是吸引你们来发表。”

  回国五年,饶毅在各地科研院所大学看到的现况尤为惊心。随着经费的增加,中国科学界不再致力于先进仪器的研发,而是花高价购买国际尖端仪器装点“先进 实验室、研究所”的门面。“过去几年,中国科研经费以每年20%的速度在增加,两倍于GDP增速。有些单位竟然用买断国外某种仪器的办法当个短暂的“世界 第一”,其利润还来不及抵债,所购的仪器就被更新换代。不少国际著名科学资助机构到中国来之后都感慨,你们中国太有钱了。”

  饶毅指出,当代中国科研不仅与世界,即使与上世纪40年代的西南联大、60年代的两弹一星,70年代的袁隆平杂交水稻等近代辉煌相比,也有相当大差距。

  “即便与国家投入的经费增长相比,我们也有距离。”饶毅做了一个比较:过去几年,中国科研经费以每年20%的速度在增加,两倍于GDP增速。经费增加后,成果数量确实增加了,但质量的增加非常有限。

  同时,“山寨中国”也令饶毅对当下的科研水平感到失望:“在应用方面,我们希望科学研究能帮助中国产业从目前的加工、拷贝、山寨、盗版走向自主创新,对得起纳税人的合理要求。”

  “在科学领域,数量第二、数量第一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质量。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差距越大,问题越大。从科学来讲,质量最好的人功劳最大,其他人只是辅 助者;从应用专利而言,首先获得发明和专利的人最能赢利,其他人的改进和应用只是得小钱。所以在科学技术方面,数量常为质量‘打工’。”

  科改讨论迟来却未晚  改革需消除中国式嫉妒

  还有种人不反对我说的内容,但是反对我说。希望科学界知情人任何场合都能支持改革

  现行科研体制需要改革。为了这个今天看来已经是社会共识的结论,饶毅和呼吁改革的海归学者经历了冰火两重天。

  2004年底,饶毅与另两位知名海归鲁白、邹承鲁在《自然》(《Nature》)杂志中文增刊发表了有关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文章。“说的是国内学术界人人都知道的弊病,但有关部委认为是针对他们的,禁止全国的刊物讨论科技体制。”

  但到了2010年,饶毅与另一位著名千人计划海归学者施一公联合在《科学》杂志发表英文文章,重提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几天之内,国家领导人就批示六个 主要部委,要求他们提出改革的应对措施。经过多方面准备,今年国家正式提出要改革科技体制。至此,科技体制改革的讨论在延迟了7年后,有望获得较大推进。

  饶毅坚信:“对于中国科学界而言,国家的宏观决策、不同部门之间的分工、单位的管理和科研效率等都可进一步改善。其中部分重要问题,可以通过体制改革作出较大调整。我认为科技体制改革,相对独立于其他领域,关键在于我们多大程度愿意改革自己所在的体制。”

  饶毅现场举出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NIBS)作为例子。

  在中组部、科技部、北京市支持下,国家为探讨科技体制改革,于2004年建立了北生所,首任所长是留美著名生物化学家王晓东。

  8年来,该所摸索实践在中国可行的录用、支持、评审机制,在论文发表、科学发现、应用、人才培养、国际同行认可上都有突出表现。今年,国际最著名的科 研资助机构之一美国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宣布资助美国以外的科学家,每人几十万美元。全球共27位科学家获得资助,中国有7位,其中4位在北京生 命科学研究所。

  饶毅认为:“以经费投票是比口头赞誉更实在的评价,一个研究所获助超过中国生命科学半壁江山,是对北生所很大的肯定。”但国内对北生所的这种肯定并不 多。北生所的科研经费在2004年是1亿元,当时是突出的,但到2012年和同行相比却落后了。2012年其他研究性质相同、相当规模的研究所(如科学院 遗传发育所、生物物理所)经费已是3亿到4亿元,约为北生所的3倍左右,但其产出与北生所有相当距离。

  饶毅介绍:“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北生所的体制,经费通过原体制和机制分配,即使钱很多,效率也低,这是鲜明的对比。”

  饶毅坚持认为,“对中国来说,北生所是一个价廉物美、切实可行、实践了8年的中国本土的改革成果。”2007年,中组部、科技部、北京市在北生所蹲点考察后准备向科研界推广,促进全国的科学体制改革。征求其他单位意见时,却遇到很多阻力和负面评价。

  明明很好的体制和成果,为什么会有争议?饶毅认为,一种是害怕新体制会排斥其他体系,一种是中国式妒忌。一些人还有南郭先生心态,怕新体制下现出其原形。

  饶毅慢慢发现:“有人不反对我说的内容,但是反对我说。我希望科学界知情人在所有不同场合都能讨论改革、支持改革、实施改革,而不是描黑、反对和阻碍体制改革。”

  海归应做改革主力军  同流合污对不起国家

  无论在什么岗位,我们都可以推动改革;只要我们坚持,就可造就中国的良性科学环境

  对待海归和本土学者,饶毅一直呼吁要“儿子、女婿”一个样。在推动科研体制改革上,他认为海归甚至可以担当得更多:“多年来,海外留学人员对中国的科 学有过很多的作用。今天,海归在中国科学体系里基本已占主导地位。因此,有些存在的问题其实并非国家的失误,而是我们海归的实践所致。”

  饶毅认为:“无论海归、非海归,都应该坚持原则,为人正派。我们回国要适应该适应的,但如果回国后以适应为名,与不良习俗合流,就对不起国家对海归的引进。所以海归们更应该成为良性力量,助推改革。”

  2011年,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后,饶毅宣布永不再参选院士,并向北京大学递交了辞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一职的辞呈,但未获批准。在演讲现场,饶毅透露,自己再一次提出了辞职申请。

  但饶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自己致力于推动科研改革的初衷有所改变:“无论在什么岗位,我们都可以推动改革。行政力量固然推动幅度更大,但每个海归学者即使在自己领导的研究组、所教的课程上,也可以推动改革,也能通过支持其他人的实践而影响改革。”

  回国五年来,饶毅竭力而为,哪怕很多时候那更像是一个人的改革。“有一种现象很普遍,需要纠正。科技教育界95%的人都说支持改革,但究竟怎么改革, 很多人想法不一。结果是,人人高喊改革,但改革却很少得到推动,而且不会因为不改革而受罚。因为不改革可以成为既得利益者,比如课题申请到国家项目时,费 用平分,还会获得鼓掌,但不一定为国家发展带来益处。

  很多人对饶毅辞职的决心如此坚定感到不解。饶毅的体会是,“其实在任何层面,包括院系的改革都是能做的。无论是国家,还是北大的行政体系,对改革坚定 支持。常常是基层的科研、教学人员不愿意再跨一步,有一劳永逸的倾向;在科研相关的研究型大学,教育需要改革,并非教育部不准做。我咨询了有关部门,多个 政策只要学校批准即可实施,但院系负责人、老师不愿意尝试,或害怕造成矛盾,或怕工作加压,或怕承担责任。”

  饶毅认为,海归对中国科学的作用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在国内环境中,为人要坚持原则;二是在自己的科研领域,工作要扎实。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就可造 就中国的良性科学环境。即使近50年中国科学难以全面超过世界水平,但在30年之内,必定会在应用和基础方面出现有重大意义的科学研究成果。某种程度而 言,要通过自己的工作,影响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科技教育界应该走在前头。

  饶毅希望并坚信未来会出现那样的场景:“几十年后的中国科学界,会笑话今天我的一些言论,说你们这也是改革?那是常识——为人自尊一点,做事扎实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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