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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31日星期三

中国人的苦日子快来了

作者:张庭宾

10月15日,三季度GDP增速公布,为7.4%,创下14个月来的新低。对此,不少分析人士却纷纷表示乐观。

这些评论诸如——“经济下行见底或将触底反弹”、“中国经济已触底,不存在硬着陆可能”、“经济出现明显触底信号”等等。若从短期市场信号来看,或许如此,比如人民币再升值、股市反弹、楼市地王再现、钢铁铁矿石价格反弹等等。

然而,从全球产业结构变迁和全球货币金融竞争力重构的战略高度来看,中国经济的探底和转型才刚刚开始。

之所以做出这个判断,首先要对中国经济过去20-30年的高速增长的动因做出清晰解释——主要推动力是两次大浪潮:

第一次浪潮是全球制造业向中国集中的“世界工厂”机遇。在1979年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以前,人口高增长,从1949年的5.4亿增加到了1978年的9.6亿人,使中国储备了巨量健康的劳动力。1991年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1992年小平南巡,中国大力对外开放。恰逢全球信息化革命方兴未艾,随着ERP等远程信息管理手段的推广,跨国公司跨地域管理能力大大增强,同时石油等价格非常廉价,1994年仅每桶14美元。这使得欧美将制造业向外转移成为可能,因为中国劳动力充沛而廉价,珠三角农民工月薪曾长达20年被压在1000元以下,而且不必提供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资本基本无需投入改善劳动环境。这给资方提供了巨大的利润空间。

1997-1998的亚洲金融危机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东南亚的国家饱受重创,中国因为人民币固定汇率,资本项目未开放而受冲击较小,其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令中国制造业产业集群更具竞争优势。

第二次浪潮是由人民币升值所引发的资产泡沫狂潮。2005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人民币开始单边升值,二是股权分置改革。前者意味着投机人民币升值的无风险套利机会,由于中国抓住世界工厂机遇,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币内在价值增强,而长期固定汇率下,人民币的确被低估,这对国际热钱产生了巨大诱惑;后者意味着中国股市基本与国际市场接轨,成为国际热钱可投资的市场。于是乎国际热钱和海外华人资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地涌入中国,先是在2007年10月将A股上证指数推高到6124点的巅峰;再把楼市推到了2010年底的天高。

然而,时至今日,当年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均已在走向衰退或反面。

从世界工厂效应而言:

1,中国人口红利盛极而衰,1979年的独生子女已经33岁了,即按大学毕业21岁算,独生子女已经进入工作10年了。与以前的劳动力是天壤之别;

2,跨国公司早已渡过投入期,每年开始向外转移大量的利润;

3,人民币大幅升值了32%,中国制造的货币成本大幅攀升;

4,资源由原来国内的廉价提供到不得不使用国际高价资源。石油最为典型,1996年中国变成净进口国,现在57%的石油靠高价进口,100美元的油价已经很平常;

5,美国国策改变,开始鼓励跨国公司回流美国或美洲,力推再工业化战略。即使在亚洲也努力寻找对中国的进口替代。

6,全球贸易保护升级,东亚政治局势不再安然无恙。

资产泡沫的负面效应如今也全盘凸显。在股市和楼市的大博弈中,由于中国企业家和投资者,他们以前并没有与国际投资者同台竞争的经验和能力,在股市10万亿计的财富再分配中,在楼市100万亿元计的财富再分配中,均成为输家,不仅将过去20-30年的财富积累基本亏在其中,更将未来20-30年的预期劳动收入深深套在楼市泡沫中。同时,楼市的大幅攀升也推高了制造业的成本,让中国企业更难以负荷。

与此同时,政府在长期的繁荣周期中,逐渐扩大了财政胃口,以制定规则和手握分配权的优势,财政收入的增幅连续多年2倍于GDP的增长,加上国有企业在金融和资源的垄断,都成为中国制造业不可承受之重。

一言以蔽之,中国过去20年的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均已盛极而衰,正面效应正陆续转为负面效应,即在旧动力机制快速衰退,在新动力机制未能再造之前,中国经济只能是继续探底,近期也只是很短反弹后,将加速探底。

决定中国经济探底有多深的外部重要因素是——美国竞争力再造的速度成果。中国上一轮的大机遇,与911事件后,美国共和党小布什政府,在石油军火寡头的诱导下,将战略矛头指向中东石油,从而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泥沼有关,这让美国债台高筑,同时在国内放任虚拟金融创新,结果诱发了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那时在中美两大国的竞争天平上,第一次倾斜向了中国。

但是,中国并没有抓住这次机遇,进行高新科技创新的产业升级,以应对未来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也未能大力推进环保循环经济,以降低对海外资源依赖;更未能乘国际2008年国际商品资产价格大跌而购买海外优质资产,结果以中央四万亿带动全国18万亿元大兴土木,推起了一个把所有刚需者,也把中国压的喘不过气来的巨大楼市泡沫。

与此同时,美国却在民主党奥巴马政府的领导下,努力地进行竞争力再造:先是稳定了美国金融系统;其后帮助大企业撇掉坏账;通过QE1-3,同时打击欧元,推动热钱回流压低资金价格;通过油页岩开发技术和支持新能源压低能源价格;通过加大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为美国再工业化创造条件。即在中国竞争力持续恶化时,美国竞争力在上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没有问题了,西方文明的根本性难题——金融寡头利益扩张与选民福利扩张的冲突仍未能解决,它的巨大的虚拟金融泡沫仍将一直是“达摩克利特”之剑。因此,其即使是复兴也是一个阶段性小复兴。

很显然,未来几年中国经济的困难要比美国更大的多,同时东亚地缘政治危机,也会让热钱如惊弓之鸟大规模撤离东亚,从而使中国的问题,如同潮水退却后那样,在海滩上显得更加突兀。在未来几年,人民币兑美元将迎来一个中长期贬值周期。

中国还有应对方法吗?有的,那就要竞争力再造。这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政治体制改革,自上而下的机构精简和自下而上的扩大民主,以大大降低行政成本;

2,合理分配土地和资源财富,大部分转入社会保障体系中;

3,凡是市场能做好的都交给市场,激发民间创造活力,特别是金融向民间开放尤其重要;

4,A股彻底扭转“利益输送市”,变成真正优化配置资源的财富成长市,激励高新科技、新能源和环保循环经济。此外,遏制汽车等高耗能工业,大大降低对外部资源的依赖等等。

坦率地说,从现实的困境到实现竞争力再造,将是极为艰巨的挑战,这首先需要形成一个开明的领导权威,以推动变革。

换言之,即便一切配合到位,变革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国也至少需要5-6年才能初步竞争力再造。

即至少未来5年中,中国人要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了。

来源:价值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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