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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8日星期六

荣剑:中国十问——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十个问题

   按理说,经济发展了,中国强大了,人民理应安居乐业,歌舞升平,普天同庆,共享改革成果,共赴美好明天。但是,这种景象并未出现,相反,社会上下普遍弥漫着不满和焦虑,在强大的维稳机制下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各种潜在的和现实的危机显而易见,社会动荡和动乱的因素正在不断积聚,执政党的统治和治理面临着从未有过的难题与困局。这是何种原因造成的?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会出现如此之多的问题?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人均达到3000美元之后必然会遇到的发展陷阱?这是发展经济学的一般问题呢?还是中国特有的问题?
  
   李鸿章于清同治11年(1872年)提出,欧洲诸国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可谓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话被人认为是19世纪中国人看世界眼界最高、看得最远的一句话。现在看来,这个“大变局”在晚清时才刚刚拉开序幕,此后经历帝制终结、北洋共和、国民政府和共产党易帜大陆,社会变迁前赴后继,波澜壮阔,势不可挡。而最近的这30年,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才是这个“大变局”的核心历史情节,百年来人们期待的中国社会变革的高潮正在到来。
  
   作为世界上最后一个庞大帝国的缓慢转型,中国下一步怎么走?举国上下普遍关注,社会各方众说纷纭,外部世界也在冷眼观察。在经历过内忧外患、战火频仍、一盘散沙、民不聊生的国家状态之后,中国共产党在60多年的时间里,建立了稳定的统治秩序,形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奠定了建设新的民族国家的物质基础;特别是通过改革开放,使中国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利用市场和国家的双重力量,共同促进了综合国力的迅猛增长,以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蓝图似乎正在成为现实,坐二望一已是中国的下一个目标。
  
   中国的崛起,并未带来民族的普遍狂欢,与那些“中国模式”论者和“中国梦”者的乐观情绪相比,还是有许多具有正常思维和良知的人,并未陶醉在繁荣的表象之中。因为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或许正面临着晚清社会转型以来最急邃的变化和最深刻的危机:执政党的制度腐败前所未有,社会不公日趋严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道德全面沦丧,人类文明底线屡被突破,社会大规模冲突的条件日渐成熟。这绝非危言耸听。在中国社会转型是继续以改革形式进行还是重新被纳入革命轨道,人们都应冷静思考,在历史、理论和现实结合的层面上认真面对中国当前的迫切问题。托克维尔在分析法国大革命的原因时曾精辟指出:“对于一个坏的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法国大革命并非起源于法国最坏的时期,相反,在革命的前夜,路易十六统治的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法国已成为当时欧洲大陆最开明、最自由的国家;但恰恰就是旧制度的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因为人民的欲望、激情和权利意识已经被旧制度的改革充分激发出来了,当旧制度不能进一步满足人民要求时,它就必然成为人民革命的对象。中国现在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时刻,30年的改革开放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解放,而且也是人的精神世界的解放,是人的权利意识的觉醒,是对一个更合理的更公平的社会的不可阻挡的追求。人的权利意识、生活欲望和政治诉求的“魔鬼”已经从潘多拉匣子里放出来了,还能再收回去吗?
  
   2001年,一个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在美国预言“中国即将崩溃”,一时引来轰动,应者附和之声如潮而来。当这个说法流传到中国国内时,朝野上下对此都不以为然。这倒并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障碍阻止人们承认一个即将成为现实的预言,而是因为这个号称在中国生活了十余年的作者,近距离观察到的那些足以导致中国体制崩溃的因素,其实在中国并未构成一系列政治和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比如,他着重谈到中国银行体系因巨额坏账实际已濒临破产,这个结论显然没有估计到中国国有银行依赖于国家信用而存在的巨大优势。就是在近十年里,中国的几大国有银行通过公开的资本市场,迅速修复了其治理结构中的问题,累计挣到的利润差不多占据了整个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的一半以上。中国的银行已经成了全世界最挣钱的银行,资产质量之优离破产岂止十万八千里?章家敦在他的书中还断言,中国一旦加入WTO,关税将大幅度降低,贸易逆差成为必然,经济下滑近在眼前。除此之外,政府无力支付的退休金和银行系统的坏帐,总额为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47%。他把中国加入世贸看作是毛泽东曾经说过的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它将决定 “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年”,“中国经济开始崩溃,时间会在2008年举办奥运会之前”。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章家敦的书,并不是要看他的笑话,而是想表达这样一个看法:预测中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谁都不要轻易断言,他掌握到了破解中国秘密的钥匙。中国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在世界史上前所未有,中国制度的独特性和有效性,在其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个重要关口,都一再重现。章家敦发出预言的第二年,即2002年,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执政时期,“胡温新政”在人们的期待、怀疑和观望中启动中国这艘大船驶入全球化的汪洋大海之中,迄今正好十年。这十年,有人说是中国的“黄金十年”,事实或许可以无可辩驳地支持这个说法。就是在这十年里,中国经济进入迅猛起飞阶段,人力资源优势、市场优势和各种后发优势在国家主导的社会(市场)发展模式的整合下,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国家和市场两个巨轮共同推动中国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创造了震惊于世的经济奇迹。按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的话说,这不是中国的“崛起”,而是它自公元960年以来长期经济表现中的一次伟大“复兴”,是它与史俱来的强大和繁荣的又一次体现。对于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和经济总量迅速膨胀的事实,不管站在何种立场加以评价,都不能轻易否认。中国近代以来衰退和衰弱的历史,人们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带着这样的记忆来看待中国当前的发展,不能不为中国的“崛起”或“复兴”而深感鼓舞。
  
   按理说,经济发展了,中国强大了,人民理应安居乐业,歌舞升平,普天同庆,共享改革成果,共赴美好明天。但是,这种景象并未出现,相反,社会上下普遍弥漫着不满和焦虑,在强大的维稳机制下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各种潜在的和现实的危机显而易见,社会动荡和动乱的因素正在不断积聚,执政党的统治和治理面临着从未有过的难题与困局。这是何种原因造成的?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会出现如此之多的问题?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人均达到3000美元之后必然会遇到的发展陷阱?这是发展经济学的一般问题呢?还是中国特有的问题?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表明,每当改革取得一个重要进展或取得一个重要成果时,人民对改革的要求会进一步提高,进而对社会发展设置一个更高的标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改革,以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进而引领城市改革,在短时间里即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和资源的短缺问题,人民有肉吃了,取消了票据,市场初步繁荣,改革的第一个红利瞬时兑现,全民共享。这和文革时民不聊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社会状态相比,已是一个重大进步,执政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由此获得人民支持,深入人心。但是,随着经济改革进入所有制领域和价格领域,不仅党内分歧涌现,而且激发出社会对改革的更高要求,“骂娘”声开始高涨,执政党内部所谓“保守派”囿于传统意识形态的种种做法,尤其是不主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行为,遭致尖锐批评。这些批评主要来自于知识界,但集中地表达了社会各界对现有制度弊端的不满和对改革的广泛要求,他们期待执政党同时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核心任务是邓小平在1981年所主张的“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具体体现在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依法治国,实行民主。可见,民间的批评和呼声,在当时执政党的最高层,是有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并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完全符合执政党和社会的共同利益。一个看起来朝野上下都有共识的事情,在执政党“十三大”上却浅尝辄止,受制于党内路线之争和理念之争,无法有效展开,引来汹涌物议,最后是党内斗争和知识界的不满纠缠在一起,酿成一场巨大风波,让八十年代的改革进程戛然而止,进而不得不重新设置中国自九十年代以来的改革路径。
  
   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以一己之力再次启动中国改革进程,同时规定了改革的具体路径:终止意识形态争论(不争论),坚决制止左的思想对改革的干扰(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确立市场经济的合法性,全面转向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中止政治体制改革,以发展为首要目标(发展是硬道理),在发展中解决问题。邓的这个改革纲领在其后的二十年间,得到了基本的贯彻和执行。从党内来看,八十年代的改革路线之争进而演化为权力之争的情况已不复再现,所谓“改革派”和“保守派”同时退出历史舞台,党政最高层次的分工大致明确,各守其职,各行其是,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从社会上来看,来自知识界的反对声音已基本销声匿迹,社会各阶层踊跃投入到市场化和世俗化的大潮之中,尽享消费主义带来的快感和满足,还来不及或无意发现权力在无所制约的情况下和资本联姻所产生的新问题。近二十年来的中国改革,大致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政治和社会背景下展开的。
  
   马克思对于新旧社会制度的更替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在他看来,“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个话同样可以用来认识中国现有的制度安排。不可否认,邓所规定的改革路径,即国家主导的市场化改革模式,在近二十年里极其有效,它依靠高度集中、高度垄断的国家权力,清肃一切外在的制约力量,全面迎入市场化机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来自“政府”和“市场”双重动力。张五常在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的经验时,提出了一个县际区域竞争概念,以此试图为制度经济学的市场化原理补充一个特殊的中国“案例”。对于这个张自认为可以传世的说法,我的看法是并不新鲜,应属常识。实际上,县际区域竞争的动力主要就是来自于公权力,来自于政府调控资源和配置资源的巨大能力,这恰恰是中国传统中央集权制度安排的主要功能,也是西方市场制度所没有的比较优势。麦迪森所看到的中国自公元960年以来的长期经济表现,其实还可以上溯到汉武大帝时期,那时的国家动员能力和调控能力已经达到西方不能望其项背的程度。到了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庞大的国家机器依然充当着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在其操控之下,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还能有效发挥出来,它的巨大制度优势还远未耗竭。

   或许正是基于制度的有效性,制度的合法性问题被长期掩盖起来,甚至在一部分“中国模式”论者看来,中国制度的有效性反过来可以证明中国制度的合法性,高度集中和垄断的权力配置体系岂有改革必要,而是要继续加强和巩固。因此,在经济“黄金十年”的映衬下,中国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可谓是“停滞的十年”,政治体制改革毫无进展,甚至处于倒退。“十三大”时即已形成的党内有限民主,比如党内差额选举制度,几近废止。八十年代时有发生的省长被选掉的现象,在现时已不复再现。人大制度倡言几个不搞,大会期间都是一片颂词,充斥雷人提案。在思想领域,由不争论导致不创新、不说真话、不越雷池一步,理论毫无突破,到处都是陈辞滥调。“和谐”、“维稳”成为主基调,也成为政治保守和控制的代名词。
  
   问题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制度内在的弊端,如同人的身体,在致命疾患的潜伏期间,根本无从发现和感受其痛苦,一旦意识到自己身体出了问题时,或许已到了疾患的晚期。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积聚国家财富和国民财富的同时,其实也在积聚着一系列制度性和社会性的问题。尤其是在近十年里,原来潜伏在体制深层的矛盾正在不断地暴露出来,以前可以视而不见或可以暂时搁置的问题,现在已经无法回避。我提出的“中国十问”,并非是我的先见之明,这都是实际存在于中国制度内部,其严重性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许多学者,包括执政党的一部分高层官员,对中国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路径,是有深刻的认识。不管左中右,对于中国继续深化改革,通过改革解决问题,也是有共识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不讳浅陋,愿意直面问题,诤言国是。
  
   1、人民授权和合法性问题
  
   理性地客观地说,执政党目前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核心是合法性危机。何谓“合法性”?政治学者俞可平有一个简明扼要的解释,我认为很恰当。他在《财经》杂志(2012年6月11日)上撰文认为,合法性“指的是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它与法律规范没有直接的关系,从法律的角度看是合法的东西,并不必然具有合法性。只有那些被一定范围内的人们内心所体认的权威和秩序,才具有政治学中所说的合法性。”我的理解是,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自觉认可和服从,来源于人民的授权,来源于人民的支持。毛泽东早就说过:“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现在执政党也是反复强调,权为民所赋。这说明,在原则上、法理上,执政党是完全承认它的执政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认可和同意。问题是,人民以何种方式予以认可和同意呢?
  
   执政党目前的执政地位,是通过暴力革命方式取得后自然延续下来的,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能够彻底摧毁国民党强大的军事机器,推翻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它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在缺乏宪政民主的条件下,战争是解决政治合法性的特殊途径。但是,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之后,政治的合法性就不能再继续通过暴力的或战争的方式加以解决,而只有走宪政民主之路。目前世界上的绝大数国家,都是通过宪政民主制度来解决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即使是那些最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国家,其世俗政权的合法性依然是来自于人民的自愿抉择。中国的问题在于,从形式上看,执政党并不缺少人民的授权,人民代表大会每年例行召开,名义上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最高权力,而实际上,人民对于国家公权力的形成、运行、监督和处置并没有实质性的授权委托关系,执政党的合法性是依靠传统的统治手段、意识形态和其它方式得以维系。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执政党的统治能否达到善治状态,能否长治久安,能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愿,现在是否应该有结论了?
  
   2、国家权力限制问题
  
   按照马克思的理想,社会在生产出庞大的国家机器之后,最终是要把国家送入到历史博物馆,与青铜器和纺车陈列在一起。这个理想何时能够实现,现在还无法预测,但马克思一生都在强调的限制国家权力、控制国家权力的思想则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实际上,这也是启蒙时代以来符合人类进步的共识,马克思的思想敌人,从洛克到孟德斯鸠到密尔,他们都主张,要把国家公权力关进民主和法治的笼子里,不能把它放出来,让它为所欲为。经过人类近二百年的政治实践和不同的政治制度的比较,限制国家权力和控制国家权力的思想已经成为宪政民主制度的主要诉求。但是,这个诉求的现实性对于中国而言看来还为期遥远,国家权力过大,过于集中,不断越界侵入社会领域,干预民间生活,非法剥夺私有财产和私人利益,已是当前的主要制度弊端。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帝国历史的超大型国家,国家权力一直超常发展,国家权力触角深入社会各个角落,国家和社会几乎完全重叠。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制定改革路线时,明确要求各级政府不要再去管那些“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个话已经切入到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核心,即国家权力是有边界的,不能越权进入社会领域。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国家权力过大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是在经济的高速增长中日趋膨胀,各级政府掌握着巨大权力和资源,热衷于各种开发计划,直接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不受约束的权力运行,不仅制造出一系列后患无穷的环境、生态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而且成为当前社会政治转型的最大障碍。在社会日趋自主发展的时代,国家主义的制度安排还能走多远?
  
   3、如何根治腐败问题
  
   在一党执政条件下能否彻底根治腐败?现在看来已经是一个伪问题了。从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历经三代领导人,对于遏制党内腐败现象,不可不谓高度重视,几乎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在各种重要场合反复对社会作出庄严承诺,在制度安排上也竭尽全力,采取各种措施,试图有效制止腐败的蔓延,彻底根治腐败现象。但是,事与愿违,执政党的腐败现象在近三十年里不仅未见丝毫收敛,反而愈演愈烈,几成不控之势,其恶性化的广度和深度,中国历代历朝恐都鲜见。对于执政党腐败的严重性,社会上不管左中右,都有普遍的共识,可谓同仇敌忾,人神共愤。尽管如此,在执政党的统计学中,历来将腐败分子归类为一小撮,将他们排除在绝大数优秀者之外,把他们的腐败行为视为个人行为,无损执政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这样的解释何以让人信服?
  
   权力何以失控?权力何以腐败?这在政治学原理上已不是难解的秘密了;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这已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真理。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纲领性文献中也明确认为,现行党和国家制度的主要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为此,他还列举了这种制度弊端的主要表现和危害:“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邓的这个讲话,在执政党容许的范围内已经讲到极致了,对执政党制度弊端的危害性可谓明察秋毫。以他这样的地位和权威,把话说的这样重,理应有所成效,为何三十年过去了,这些已经被充分认识到的问题,依然无法解决?
  
   4、道德危机问题
  
   中国的道德系统近乎崩溃,从执政党内部到社会各个领域,物欲横流,寡廉鲜耻,腐化堕落,炫富逐臭,以丑为美,谎言连篇,无视操守,出卖气节,不重诚信,不择手段,毫无底线,各种反道德反文明行为,比比皆是,社会几无净土,公共场域混乱不堪,文化精神领域普遍沦陷,中国传承数千年的人伦道德世界遭致前所未有的破坏。这意味着,中国在缺失了制度约束和法律约束的情况下,进一步失去了道德约束。一个缺失制度、法律和道德约束的国家,会有前途吗?
  
   中国整体性的道德溃败何以会发生?中国道德危机的根源何在?我看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观察。首先,执政党传统的道德资源几乎完全流失,以革命理想、红色动员、雷锋精神、集体主义、大公无私、艰苦奋斗、寡欲朴素为内容的革命化道德主义,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已完全失去了凝聚人心整合思想的效力,这些年来执政党反复提倡诸如“五讲四美三热爱”、“八荣八耻”、精神文明建设、学雷锋、发扬主旋律、唱红等各种活动,几乎毫无实际效果。在新的时期,执政党陷于传统意识形态,不能因应市场化和世俗化的潮流提出新的理想化道德尺度,无法引领中国的道德重建。其次,执政党自身不能以道德正己,没有垂范社会,无法有效约束各级官员的行为,大量的腐败现象既是触犯法律,也是道德沦丧,执政党的道德状态要大大低于社会一般的道德水平,国家和社会道德危机的总根源其实是在执政党内部,是其制度性弊端的必然后果。第三,中国传统的道德系统被红色的革命化道德彻底摧毁,原来维系社会正常人伦关系和秩序的道德资源,在权力和市场的双重侵蚀下已难以为继,与宪政制度和公民社会相适应的伦理道德建设又在现实中被一再阻止。旧的道德被打碎,新的道德又无从建立,社会处在道德的真空状态。在此情况下,道德重建何以可能?
  
   5、信息传播问题
  
   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成了人的生活的一部分,更确切地说,是人的生命的一部分。能够设想中国的所有电脑全都死机后会是一个什么后果?对于言说——信息传播的最初方式——的重要性,中国古人高度重视,谓之“太上立德,其次立言。”毛也说过,要让人说话嘛。但是,现在看起来很不正常的是,人们不能自由地言说,不能自由地传播信息。言说,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最大的政治,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在执政党的信息传播上,公开主张是“说真话”,可见有过谎言连篇的时候,有过真相和谣言纠缠难分的时候。人民对各级政府的态度,主要取决于对政府言行的判断,当政府的发言人一再闪烁其辞时,政府的公信力实际上是在自我消解。一个责任政府,前提就是信息透明和信息公开。和政府不说真话相配合的另一面,是限制社会的信息传播,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被以各种方式限制着。问题是,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言论限制方式还能继续有效吗?

   必须清醒地看到,互联网是人际交往领域最伟大的革命,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际交往和信息传播的方式。人际交往从个体到群体,是一个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从个人到家庭到家族到宗族到民族到国家到地区到全球,这是一个人类交往外延不断扩大的过程。互联网的出现,人际交往还从实体领域进入到虚拟领域,直接进入了人的心灵和思想,这使得原来控制人类交往的那些传统手段和方式,比如制度、暴力、自然界限,均都失效,无法阻挡。互联网的本质是信息交流,是人的思想和心灵的交流,是民意的表达,这是宪政民主制度的精神条件。人的思想和心灵是比制度更强大的力量,它最终是不可控制的。当信息不可控制,知识不可控制时,那就意味着无法再继续实行愚民政策。在一个主要资源无法控制的情况下,社会的信息传播制度应该怎么安排呢?
  
   6、司法独立问题
  
   近十年来,中国的情况可谓是“发展很迅猛,改革无进展”,尤其是在关键领域,改革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政治体制改革基本上是流于空话,光说不练;司法领域是全面倒退,法治建设举步维艰,完全没有落实执政党在“十六大”上制定的依法治国的大政方针。执政党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提高执法水平,确保法律的严格实施。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的保护主义。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尤其要增强公职人员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成为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现在可以拿司法领域的实际情况和十六大报告的上述观点逐条对照,有哪一条真正落实了?重庆“打黑”中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绝非是重庆的个别现象,其实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贵阳小河区法院至今还在表演公然践踏法律的闹剧,其违法行为在众目睽睽之下居然无法遏制,执政党从中央到地方居然罔顾这些枉法违法现象,主动或被动地为其背书,这难道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应有表现?
  
   毫无疑问,依法治国的核心是司法独立,司法独立的实质是法大于一切,任何个人、组织或政党,都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受到法律的约束。离开了司法独立,法治国家根本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当前司法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根源就在于没有司法独立,缺少合法性的制度安排,政法委统一领导“大三长”,“大三长”统一协调办案,不是以法律而是以执政党的意志为最高准则,党大于法,政大于法;法律不是公正公平的规范,而是沦为执政工具、维稳手段。为维护执政党的利益,司法部门公然提倡“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唯独不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律师辩护制度不能有效执行,公民各项权利得不到保障,公权力对公民的各类侵权行为之所以屡屡发生,完全是因为没有建立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放任公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司法不独立,法治国家何以可能建立?
  
   7、公民社会问题
  
   公民社会的培养和壮大,是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必然会形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公民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公民的自组织化运动,是公民自治的体现。由于涉及到执政党对任何组织化行为的天然警惕和防范,公民社会建设并没有被纳入到执政党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之中;相反,从传统的意识形态出发,把公民社会视为西方制度的一个方面而加以拒斥,不主张,不研究,不实践,对民间自发形成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化社会行动多有限制。这是一种防患于未然的斗争思维惯性,是统治而不是治理的概念,以为只有将社会置于分散化或碎片化状态,才能进行更有效的统治,把社会的无组织化一厢情愿地视为执政党长治久安的基础。问题是,社会的自组织化或无组织化,究竟哪一种社会状况更适合中国的长远发展,更适合人民的利益,也更适合执政党的治理和转型?
  
   中国自秦以来,一直是一个权力垂直型安排的社会结构,从中央到郡县一以贯之,没有中间社会体,不像欧洲,是一个权力横向配置的社会结构,在王权之外,还存在着贵族、教会和城市等不同势力。由于缺少中间层,中央集权的制度安排,体现的是最高统治者对社会底层的直接统治关系,没有中间过渡层和缓冲层,底层一片散沙,看似超稳定结构,但是一旦陷入动荡,社会无组织的力量会在瞬间形成强大的破坏力,社会变革以革命形式出现,形成革命和专制的周期性震荡。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均来自于这样的社会结构,是中央集权制度的必然后果。公民社会建设,本质上是扩大社会的中间层,以中产阶级为主导力量,通过社会自组织化途径,构造社会理性和稳定的秩序,形成社会协商对话机制,对上限制公权力的侵权和扩张行为,对下引领社会底层力量从无序进入有序,上下双向遏制极端性行为,由此奠定宪政民主的社会基础。执政党目前面临的选择:是主动引领和培养公民社会,形成和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推动中国以改革的方式解决转型问题?还是继续实行限制公民社会政策,放任社会的无组织化状态,进而被迫把全社会逼入到传统的革命动荡之中?
  
   8、地方自治问题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在执政党六十多年的执政历史中,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毛论十大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位列其中,可见执政党是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曾经实行大区制,这既是为了扩大地方自主权,也是防着诸侯坐大。按毛的想法,这样的制度安排,是要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实际上,在毛时代,根本不可能提出地方自治的问题,毛是高度警惕所谓地方分离主义,背着这个罪名下台或去职的地方大员为数不少。到了改革开放阶段,地方的自主性在客观上有了很大提高,国家发展经济的动力主要是通过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而得以实现。这几年,地方涌现出多种发展模式,比如“重庆模式”、“广东模式”、“浙江模式”、“江苏模式”,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地方各行其是,中央乐观其成。但是,这些改变仅仅限于经济领域,涉及事权、财权,最关键的人事权仍然集中掌握在中央手里,作为综合性的地方自治实验,尚未破局。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地区差异极大,地方发展不平衡,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制度上究竟应当如何安排?
  
   中国在历史上已经经历了两种不同的制度。西周封建制,是横向的权力配置,实质是权力的多元化,是地方中心主义,最后是六国分裂。秦统一中国,以中央集权制取代封建制,实质是权力的一元化,是大一统主义。刘邦立汉,最初是想实行郡县封国并举制度,即把封建和中央集权结合起来,但七国内乱之后,这个制度实验即宣告失败。从此之后,中国分分合合,封建已不再具有制度意义,中央集权专制始终居于支配地方,至今依然没有根本改变。在缺乏宪政的条件下,封建制所代表的地方主义和中央集权制所代表的大一统主义,是不具有历史的共时性和制度功能的相兼性,所谓“分合治乱”只能在中央集权专制条件下得以解决。宪政民主下的联邦制,为根本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合理的制度安排。联邦制不仅适合大国,也适合小国,可以充分满足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同时能够满足不同地区的发展要求,在多元发展中寻求和谐统一。而联邦制的基础就是地方自治,地方自治的实质是,在宪政条件下,实行事权、财权和人事权的最大自主性,由地方人民按民主的方式决定地方发展。目前,在执政党的执政格局中,地方自治尚未提到议事日程,联邦制被置入几个“不搞”之列,如此下去,何以整合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何以解决民族矛盾?何以实现中国的长期统一?
  
   9、重大历史问题
  
   执政党建国以来运动不断,在党内反复进行路线斗争,对不同政见者无情打击,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在党外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无产阶级专制,尤其是在文革期间,极左思潮泛滥,无法无天,“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执政党对于自己犯下的错误是有深刻反省和总结的,在上述决议中就认为,毛泽东应为“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主要责任。坚持真理,坚持修正错误,是执政党的优良传统,但是,受制于执政党的共同利益、客观条件、认识水平和意识形态,建国以来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其实并未根本解决。主要是,对毛的错误没有进行彻底清算,对文革灾难的深远影响缺乏足够的估计,对八十年代末期发生的政治风波尚未给予公正评价。这些重大历史问题不从根本上加以解决,民族的精神创伤就无法治愈,人民的思想就无法统一,执政党的政治信用和道德形象就无从恢复。历史的欠账究竟要到哪一天才能彻底还清?
  
   历史的清算和补偿,是威权体制政治转型过程中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如何平稳地理性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对执政党既是巨大挑战,也是重塑其合法性的重要契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之所以从一开始起就深入人心,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就是因为这条路线从否定文革开始,和极左路线背道而驰。人心所向,历史趋势,都是来自于拨乱反正。现在,又到了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一方面,在改革三十年之后,毛式社会主义大有卷土重来之势,极左老左势力在新左的呼应下,公开主张以文革法统取代改革法统,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取代邓小平理论,试图全面扭转改革进程;另一方面,改革停滞不前,人心涣散,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执政党合法性动摇,政治危机因素日趋积累。在改革不进则退的关口,执政党要重建社会共识,重新凝聚人心,重新领导改革进程,必须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彻底解决重大历史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别的选择吗?
  
   10、普世价值问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深刻的精神变化,它直接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是由执政党启动,由社会各界特别是理论界广泛参与的社会启蒙,以科学、民主、自由这些人类文明史上的主流价值为武器,彻底否定文革,清除极左路线,批判各种僵化思想和理论,重新认识和评价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推动中国进入世界文明大道。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在经济领域能够取得重大成绩,就是因为它遵循了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按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这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无法想象的,市场机制、明晰的产权制度、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均被视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被拒之门外。思想解放运动,首先是在发展经济的理念上有了突破,在种种争议和阻扰中,市场经济的合法性逐步从意识形态的限定中被解放出来,现在已经成为改革的法统,无可阻挡。问题是,与市场经济必然相伴而生的宪政民主制度和自由人权理念,为何还要被我们一再挡在中国门外?我们既然已经享有了引入市场机制的红利,为何却要对那些保护市场以促进更公平社会的政治制度安排予以拒绝?

   近十年来,政治体制改革停滞,思想领域在不争论中重陷僵化状态,不该说的不说,该说的也不说,重拾陈旧的意识形态教条,思想解放几近绝迹,文革极左理论由此重新泛滥,公然与普世价值为敌,纵容那些背信弃义的独裁国家,不惜挑战世界主流正义。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大概只有极少数国家,才会公开批判以自由、民主、人权、正义为核心的普世价值,把普世价值还看作是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工具。中国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仅仅是在经济总量上位居世界前列,而且还要在制度、道义和价值上给世界以令人信服的表现,要和世界的主流文明走在一起,要让每一个中国公民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自豪地说:我来自于民主的、正义的、富强的中国。我们能有这一天吗?(荣剑)

刘云山家族开足马力运作入常

《明镜月刊》特约记者 詹小楠

支持刘云山的势力则认为,刘云山已经是两届政治局委员了,资格老,应该入常。

出生於1947年7月的刘云山,进入十六届政治局时虽然是最年轻者,但进中央委员会资格相当老——早在1985年即 已经被作为“省部级干部第三梯队人选”,成为最年轻的十二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他当时只有38岁,是与其中宣部长的前任、年长18岁的丁关根一起进入中央 委员会的,比三年前以40岁年龄当上候补委员的胡锦涛还年轻两岁。

在1985年9月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一次增补了中央委员56名,其中大部份是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上进入 中央候补委员序列者,像胡锦涛、叶选平、邹家华、李铁映等。而当时刚刚被任命为铁道部长、党组书记不久的丁关根,则是在那次会议上被直接增补为十二届中央 委员。

十六届、十七届最高决策圈——政治局常委中,除了胡锦涛之外,吴官正、贺国强、李长春、吴邦国,是与刘云山一起被增补为中央候补委员,其余一多半常委的政治资历,竟比刘云山还浅得多:贾庆林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时间比刘晚七年。

不过,刘云山的中央候补委员只当了两年——1987年秋天中共十三大时,各方势力的代表要安排进中委的太多,照顾不过来,於是他便榜上无名了。到中共十四大时,刘云山才东山再起,重新被安排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十五大时晋升为中央委员。

刘云山在中共十五大上荣昇中央委员,从此独自主持中宣部日常工作,一个月后被中组部明确为“正部长级”。与刘云山同 时进入中宣部的龚心瀚、白克明排名在他之后,在他之前当上中宣部副部长的曾建徽、徐惟诚、刘忠德、翟泰丰也都被名列刘云山之后。如此安排,加上刘云山明显 的年龄优势,早被江泽民视为中宣部长接班人选。其间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他被丁关根接受。那么,为什么丁关根能看上刘云山?人们对丁关根评价一直较低,认 为他属於中共历任中宣部长中的保守者,人们提起丁关根,便想起其名字的谐音:“盯、关、跟”,而刘云山执掌中宣部之后也日趋保守,在对付异见人士手段强 硬,在网络控制更加过分,比起丁关根,有过之而无不及。

刘云山有一个标准的中共宣传官僚的形象。中国问题观察家认为,刘云山所秉持的口径,就是标准的中国官方口径——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官方口径,就是他参与制订的口径。

但中宣部现在俨然是中共政治资本的负资产,一度更被视为最大的“毒瘤”,党内外对刘云山的总体评价是:思想保守,垄断宣传。体制内外对其不满之声不绝於耳。

不过刘云山 也没有放弃入常的努力,他的儿子、中信产业基金CEO刘乐飞也正忙着在财经界运作帮老子入常。

在许多政治观察家来看,虽然刘云山与胡锦涛和团派有些渊源,但从政治关系和个人感情方面来看,刘云山并不是胡锦涛身边小圈子里的人,“只是刘的经历给外界留下了他是胡的嫡系人马这个印象,其实刘云山没有什么真后台。”

正因为刘云山没有什么真正的后台,加上这些年他所主掌的舆论宣传不得人心,还有他的一些腐败及负面传闻,《中共十八大常委》一书早就判断说:刘云山入常难度大。

然而,他靠上了江泽民,找洋人写的拍马之作江传,还是得到了江的欢心。  (《明镜月刊》)
 
刘云山的儿子、中信产业基金CEO刘乐飞也正忙着在财经界运作帮老子入常。

胡习加快处理薄熙来 网传薄人马对习近平下手

【大纪元2012年09月09日讯】(大纪元记者文君综合报导)中共下一届党魁习近平自9月1日以后,就没有出现在公众视线,连5日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 重要会面都因“背部受伤”而被取消,外界称之为实属罕见。9月8日,在中共喉舌新华网上,其他大佬的名字齐聚,唯独还是不见习近平。据海外媒体泛华网引述 北京消息人士报导称,确实有人对习近平下了手,应该是一个薄熙来支持者,但习近平背部伤势并不重。

9月8日,泛华网根据多次与在北京的消息人士的谈话编辑整理:习近平在中共高层所处的位置是权斗的核心所在。对习近平的刺杀应该是一个薄熙来支持者所为,但好在习近平背部伤势并不重。

王立军逃馆给胡温带来处理薄熙来契机

报导还披露,胡温决定两年之前就开始着手调查薄熙来,突破口是薄熙来曾担任省长的辽宁。对辽宁的狠查,这个火渐渐地烧到了王立军。整个过程,薄熙来其实很清 楚,因为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是他的政治同谋。因为有江泽民的支持,胡温在没有十分的把握之前,也不会悍然摊牌。王立军叛逃美国领事馆,更给胡温带来了契机。

报导还称,整个计划由胡锦涛亲信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负责,目标明确。

案件一启动,令计划手中掌握的薄案越挖越大,胡锦涛手中的材料越来越多,令胡锦涛在北戴河会议上占很多发言权。

胡、温加快处理薄熙来

8 月29日,国航CA981从北京飞往美国纽约经7个多小时后被迫返航到北京,此后外界传涉神秘人物外逃。有消息显示,杜青林是薄熙来、周永康政变计划中的 头目之一,通过这次国航事件胡温(胡锦涛、温家宝)迅速出手拿下杜青林,让令计划掌管统战部清查统战部。从王立军事件发生至今,胡温习联盟正在有步骤地从 易到难地清除所有涉及政变、铁心追随江系者。

据阿波罗网消息称,国航“神秘”返航事件确认与中共统战部长杜青林有关,但抓捕的并非杜青林本人,是统战部负责台湾情报的一名丁姓女间谍。

据悉,在获知丁姓女官员已登上国航后,胡锦涛紧急命令,马上召回该航班,杜青林随即被内控,3天后任命胡锦涛大内总管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紧急介入,彻底清查统战部,并公布公审王立军。

8.29国航回航事件,是中共高层在十八大前夕的另一场风暴,是薄熙来政变的延续,也是中南海上一场大地震的余震。江派曾庆红、周永康等决意鱼死网破,也触发胡、温加快了审理王立军及处理薄熙来。

此前,王立军、薄熙来事件牵出周永康和薄熙来秘谋政变,系统计划搞垮习近平后篡夺权位,导致中共高层各派分裂,动荡不安。

习近平首次公开与薄熙来划清界线

9月7日路透社发布独家消息称,中共储君习近平在过去的六个星期当中与政治改革倡导者胡德平举行了私人会谈,并表示中国现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习强调,他不是薄熙来的盟友,薄的问题将按照“党纪国法”进行处理。

早在中共“十七大”确立习近平为接班人时,胡德平就曾劝说胡锦涛与习近平联手对付政敌。今年,在处理薄熙来事件上,习近平与胡锦涛首次正式联手,将薄熙来拿 下。目前,在习近平被传“背部受伤”与曾庆红、周永康有关的敏感时期,又报出习近平政改的消息,外界普遍认为这将是胡习进一步联手,增强政治同盟的信号。

(责任编辑:肖笙)

中南海发生什么?习近平受伤贺国强失踪密云

习近平贺国强消失在公众视线一周 中国社会处极度焦虑 谣言四起
有大陆媒体人披露,与习近平同时消失公众视线的还有另一位常委,纪委书记贺国强,至今已经消失在公众视线超过一周。(网络图片)
 
【大纪元2012年09月09日讯】(大纪元记者骆亚报导)正当世界目光都聚焦在王储习近平身上时,有大陆媒体人披露与习近平同时近日消失公众视线的还有 另一位常委、纪委书记贺国强。根据新华网公开信息,贺已经消失在公众视线超过一周,网络上关于贺国强的传言更多,称习近平遭暗杀、贺国强遭不测。

这些消息目前都无法被证实,各方分析和评论很多,网络异常火热。

中国社会处极度焦虑状态 谣传四起

这些传闻都属于网络热闻,中国民众情绪非常波动,高度关注中南海到底发生何事?各方面关注,社会出于极度焦虑中。

近日很多外媒报导习近平因“背部受伤”罕见取消9月5日与多国政要会晤,但中共官方对习近平“受伤”只字未提,也从未有任何正面回应。官方所说的习近平周一会见丹麦首相,也因丹麦政府公布的行程对此作了否决。

目 前正是十八大临近前的关键时刻,有媒体报导中共十八大将在10月中旬召开。9月1日的人事任免来得突然,习近平密友栗战书取代胡锦涛的最高助手令计划,接 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被任命为统战部部长,然后随即宣布公审王立军,这些不寻常的连串举动,引起国际社会高度揣测。

习近平、贺国强消失在公众视线超过一周

外界已经众所周知的习近平“背部受伤”外,近日没有什么公众、外事活动外,中南海九常委中的另一位纪委书记贺国强也悄然无声一段时日。

根据中共权威喉舌媒体新华网的公开信息显示:贺国强出现在领导人活动报导中最后一条信息是8月29日:中共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29日出席反腐倡廉专项治理工作汇报会并讲话。

而有关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则在8月31日在北京出席了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韩国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的中韩建交20周年纪念招待会。

重庆薄王事件 贺国强成功出招

贺国强作为纪委书记,在重庆薄王的案件中,被认为是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外界有一种说法,中共政治局常委贺国强与太子党、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结怨已久,双方一直争斗得你死我活,贺国强出招成功离间薄熙来与心腹王立军,爆发震惊中外的重庆事件。

早在今年五月,就有消息称,薄熙来、王立军案的调查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由四人小组组成,包括马□、李源潮、孟建柱、贺国强,贺任组长。

温赴灾区被指顾左右而言他

近日,大陆很多媒体被要求上报员工的微博,即使是网络媒体也在规定之列。据悉,南方报系所有从业者的微博,全部上报、造册;甚至《南方日报》所有记者的微博,连密码也要上报。

6日晚上网络还疯传北京今晚有重大消息。国内多媒体通知停止休假,全员待岗,等待重大新闻。不过当天官方并无通告。

中国著名学者吴稼祥讲寓言故事 寓意深长

最近由于局势的微妙及跌宕起伏,网络管控也开始越发严格起来。人们讲话也越来越含蓄。很多人都开始打起哑谜来了。

《华尔街日报》称习近平“后背受伤”,而有港媒称是“游泳受伤”。北京知名学者吴祚来9月8日晚发一条消息说:“如果游泳腰受伤了,周一可以请假么,如果没去医院,只是在家养伤,还要到医院开证明么?一个老朋友遇到这等麻烦事,请教各位。”

中国著名学者吴稼祥这些天来干脆开始天天讲起寓言故事。9月5日习近平罕见取消外事活动的当天下午发了一则【鬼喜人过】的寓言故事,在网络引火爆:

“一 鬼天天盼某人快死,人死了,鬼才能投胎。某人拿领带,鬼递给他绳子,希望他赶紧 上吊;夜里过马路,把红灯改成绿灯,让他闯,巴不得被撞死。某日夜,某人说明早不去上班。鬼大喜,心想,不是得大病,就是要跳楼自杀。越想越快活,一脚踩 着猫,猫一口咬住,鬼哎哟一声变成耗子,被猫吃了。”

他事后回答别人谘询时也表示,“我只是以一种可以言说方式,记录历史”。

不少人表示寓言有内涵,但也有人表示猜到了开始,却料不到结尾。

(责任编辑:童宇)


德国之声:十八大出现重大分歧

尽管中共当局至今仍未宣布十八大召开的具体时间,但透过种种端倪显示,十八大有可能在10月中旬拉开帷幕。2月开始的薄王事件打乱中共高层的权力交接步骤和政治力量的博弈格局,中共高层的共识可能还未达成。

9月6日,英国《金融时报》北京报道,中共十八大会期渐趋明朗,报道指尽管中共当局尚未宣布十八大会议的具体日期,并且极力进行保密,但中共当局的秘密难守,种种端倪显示这次会议将于10月中旬举行。

北京马拉松组委会的一位代表向《金融时报》透露,组委会此前曾申请于10月14日举办年度赛事,但没有获得批准。他说:“现在我们希望获准于10月20日之后的某天举行赛事,那时'十八大'应该已经闭幕。”北京市政府早前已经开始遣返大量的在京访民,市政执法部门加强管理社会闲散人员,并关闭了一些露天营业场所等。靠近人民大会堂的五星级饭店如北京首都大饭店等表示,10中中旬前后房间已被预订一空。

《金融时报》还报道,一些政府的顾问们表示,他们被告知十八大将于10月中旬召开。据中国专栏作家高瑜向德国之声介绍,早前两届的党代会,最少提前两个月公布会期,2月开始的薄王事件打乱中共高层的权力交接步骤和政治力量的博弈格局,中共高层的共识可能还未达成,这是十八大迟迟未定日期的主因。

“不能说这是胡锦涛的胜利”

9月6日晚间,中国多位媒体人曝出集体待命,称当局有重大新闻将要宣布,但当晚“重大新闻”并未出现,此时一份政治局常委及部分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成员的名单也悄然现于网上。这七人名单为:习近平、李克强,俞正声、张德江、李源潮、王岐山和汪洋。在《金融时报》报道中,习李两人继任胡锦涛和温家宝成为新一届国家主席和总理已成定局。

香港评论人林和立为德国之声北京观察栏目撰写文章,揭七人常委中有三个是胡锦涛领导的团派成员,称胡锦涛是最大赢家。对此中国学者高瑜认为即使按照现在不能确定的七人常委名单,也是太子党三席,团派三席,而张德江是江系人马,因此不能称胡是最大赢家。她也表示另外一种可能性是现任天津市委书记的张高丽取代张德江进入常委,而张高丽依然是江系人马。

“中共高层应该还未达成最后的共识”

中国政治学者陈子明对此名单表示质疑,他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共间还未达成最后的共识:“我不太相信这个名单,他们内部到现在也没拿出最终方案,如果他们已经确定了最终方案,按现在信息的内外渗透情况,总会传出来的。现在之所以变来变去,没有确定的东西,可能这个事情本身还未确定。可能方案不只一个,胡也提过,习也提过,可能都还没取得一致。”

对于十八大前最大的一个坎——薄熙来事件,陈子明认为薄熙来依然有一定的拥趸和公众基础,包括一小部分左派人士还在死撑薄熙来,甚至想把薄熙来捧为“偶像”,加之薄熙来与太子党及中共权力核心人物错综复杂的关系,如何切割做个案处理,是中共当局慎之又慎对待的问题。到底是仅以党纪处理、从经济问题入手,还是淡化搁置应该也未形成最后的方案。高瑜认为,薄熙来事件在打乱中共当局整体步伐的同时,为胡锦涛赢了一点政治博弈中的优势。但十八大还是习近平说了算。

《经济学人》:全球大崩溃——日本教训

日本的债务泡沫已经导致了1991年到2001年间"失落十年"。分析家通常总结出三个教训:要避免日本式的停滞,首要的一点就是行动迅速;第二,清理负债累累的资产负债表;第三,提供有力的经济刺激。如果将日本作为衡量的标准,美国和日本的情况好坏参半。而欧元区看起来似乎正在与日本趋同。

五年前,情况看起来很乐观。2007年8月的第一个星期,投资者和多数中央银行预测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增率将达到2-3%。但在2007年8月9日,一切都变了样。一家法国银行--法国巴黎银行,宣布在次级房贷投资上遭受巨大损失。同天,欧洲中央银行被迫注入950亿欧元(当时相当于1300亿美元)的应急流动资金。危机就此开始。

第一年,决策者以日本为"指南"--更确切地说是警诫。日本的债务泡沫已经导致了1991年到2001年间"失落十年"。分析家通常总结出三个教训:要避免日本式的停滞,首要的一点就是行动迅速;第二,清理负债累累的资产负债表;第三,提供有力的经济刺激。如果将日本作为衡量的标准,美国和日本的情况好坏参半。而欧元区看起来似乎正在与日本趋同。

债务是日积月累的。以美国消费者为例,2000年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大约为70%,并以每年4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增长。到2007年,这个比例已经接近100%。欧洲的银行和政府也一样:债务大幅稳定地增长。不难看出债务正在堆积成山。

当人们意识到次级房贷的风险敞口已经扩散,危机便爆发了。许多资产的市场价都低于买进时。债务开始显得不堪重负,利率激增。这意味着政府、消费者和银行在逐渐筑起债台之后,突然面临着高出许多的代价:因为债务到期时,他们会被迫以更高利率来借新债还旧债。

很快就采取了应对措施。2008年底,联邦储备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和英格兰银行降低了官方利率。他们的目的在于抵消公司和消费者所面临的债务成本的飙升。这种降息以日本的标准看来,是很迅速的。看起来人们已经吸取了第一个教训。

下滑的资产价格意味着许多银行和公司的负债超过了它们的资产。日本的经验表明,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处理这些资不抵债的资产负债表。总的来说有三个选择:重新协商债务、增加股本或申请破产。

让资产负债表恢复活力的尝试中,债务投资者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债务得到偿还。的确,德意志银行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即使是有风险的高收益债券的投资者也享受了五年极好的光景。美国的银行债券回报率达到31%,欧洲是25%。

在资产价值下降的时候,债务却保持着其固定价值。这意味着股本,也就是资产负债表的"避震器",不得不减值。所以,尽管债务是罪魁祸首,受害的却是股东权益。据德意志银行统计,道琼斯银行股指数自2007年下降了超过60%。一些银行的股价下跌超过95%。

在许多情况下,股本的缓冲太小,于是政府介入,购买银行股票。美国和欧洲的政府都是本国金融行业的后盾。资产负债表得以修复。源自日本的第二个教训貌似也被吸取了。

但对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只会让问题继续。政府借款为救助银行提供资金。于是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的加固是以公共资产负债表为代价的。美国对银行支持的开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英国对其脆弱的银行注入的资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家庭债务仍然很高。

日本给我们的第三个教训是寻求有力的刺激:在增长的经济中,高额的债务毋须成为问题。以一个家庭的财务情况为例:只要挣钱养家的人有足够的收入付利息并在此之外还有些富余,那么高额的房屋抵押借款并不成问题。通货膨胀也起了作用:因为债务固定在其历史价值之上,但工资会随着通货膨胀上升。

参照日本,中央银行开始进行"量化宽松"--他们用新发行的货币购买债券。这样做的目的是提高债券价格,降低收益率,使债务便于控制。这比日本的"量化宽松"计划更大胆,且公司债券收益率的确下降了。

但尽管决策者从日本那里吸取到一些教训,我们仍有理由为接下来的五年担忧。对于英国和美国主要有两个担忧。第一,财政刺激可能不够大胆。英国的财政刺激在经济重振之前就被撤消了。在支持银行的同时,政府也在试图减少赤字,可开支的资金不多。野村银行的理查德·库认为,日本的经验表明政府应该提高借款,吸收私营部门的存款。

第二,政府的救助可能会产生长期的代价。在某些情况下,破损的资产负债表是衰败的经营模式的征兆;这样一来,破产就成为了清理掉无收益公司的一个较好的选择。日本保留了太多劣质的企业。而美国和英国也有此类征兆。美国政府的救助达到了6010亿美元以上,接受者涵盖了银行、保险和汽车产业。英国在它四个最大银行中的两个都持有大量股份,并且没有明确的售出计划。

欧元区的境况更加危险。它的复苏过程漫长,令人厌烦。它看起来前景暗淡:8月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制造业正加速萎缩(并将英国带入下滑)。而在微弱的刺激和失去活力的工业之上,可以加上第三条日本特色:政策的迟疑不决。8月2日,欧洲中央银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指出,该银行已做好再次购买债券的准备,这也是共同协调的援助计划的一部分。股市首先下跌,表明投资者不相信可以通过仿效日本而拯救欧元区。

双重压力降临 地方财政绷紧

【多维财经】今年以来,各地财政减收渐成趋势,巨大的财政压力悬于眼前。中央对房地产市场严格调控,亦卡住了多年来不少地方政府高度依赖的土地财政之路。

在内陆,曾经造城闻名的鄂尔多斯,由于房地产市场崩溃、煤炭滞销、招商失灵,如今经济几乎停摆,财政颓势自不待言;而在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经济失速和转型困局,也将富裕的深圳、东莞逼向赤字边缘。中国最富庶之地,北京、上海、浙江和广东,上半年财政收入增幅均从去年同期的20%-30%,下降到10%以内。

在广东省东莞市,政府与其供应商的关系今年以来发生了变化。在东莞经营一家印刷厂的肖功俊发现,那些常年与政府为伴,欣然接受付款拖欠的企业老板们,开始不再接收政府订单了。因为他们相信,政府真的没钱了。

在市一级,按东莞年初制定的2012年财政预算案,今年财政收入预计增长10%。但二季度结束时,这个自2006年以来GDP年均增长达11%的“世界工厂”,增速萎缩到2.5%,全省垫底。

广东省省长朱小丹在7月召开的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坦言,“经济下行压力之大超乎年初预期”,“面临的困难甚至比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时还要大”。

政府税源因此深受打击。由于工业企业利润下降及亏损面扩大等原因,广东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上半年仅增8.6%,税收收入仅增4.3%,增幅同比回落18.8个百分点。

一线城市广州和深圳遭遇的麻烦,则叠加了另一种偶然因素:举办赛会。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与2011年深圳大运会,均在地方政府传统的以赛会撬动投资、拉动经济的逻辑下申办。

手头不再宽裕,连深圳税务部门都开始降工资。一名要求匿名的税务人员告诉记者:“按级别高低降,级别越高降得越多,最高5000、3000的都有。”

在同样富庶的江浙地区,境况相似。浙江诸暨市委一名常委告诉记者,“今年的税收增长压力很大,经济发达的地区要挑起担子,承担起责任。”

从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分析可见,上半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同比仅增9.8%。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19.8个百分点。与经济指标密切相关的各项税种收入增速均放缓。

此外,土地出让金作为地方财政的固定收入,为地方政府重要财源,亦是地方政府用以招商引资的最重要资源。

随着2011年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出台,地方的土地财政受创严重。对土地财政依赖度最高的城市已经坐不住了。世联地产今年初完成的一份报告指出,依赖度排在前十位的城市,地方政府多倾向于迂回取消对房地产限价限购的政策,以度时艰。

最大的时艰,却属压不下的开支。仅以民生开支为例,仅保障房一项,2011年全国地方的预算开支就达2292亿元,决算更达到3491.87亿元。在财新记者查阅主要城市的财政预算收支数据中,几乎全部出现收入增幅和支出增幅倒挂,甚至绝对值的倒挂。

在中国,财政结余转为地方储蓄极为罕见,当期财政收入应付当期财政支出。深圳君亮资产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吴君亮认为,实体经济结构较为单一的地方,在经济下行和调控双重压力下,财政回旋余地甚小,“一两个季度就出问题”。


(汪蕾 编辑)

鲜为人知:神枪手都汗颜 刘志丹被党中央这样暗杀

作者:张戎 哈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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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丹
 
“长征”后的未来十年力,毛泽东的“家”安在中国西北部的黄土高原上,傍着黄河。这里是望不尽的黄土天地,单调而又悲壮的苍凉。流水切割成的沟壑像满脸皱纹,峡谷像锯齿般裂开,深长几百公尺。住宅多是依山挖进的窑洞。

全国剩下的唯一红区陕北,是刘志丹创立的。毛到达时,刘有五千人马,比毛的还多。在本地同情红军的人眼里,他是个英雄。但当地的西班牙天主教主教,不喜欢他剥夺教堂和富人的财产,称他为“天不怕地不怕的、浑身上下部是反骨的密谋家”。



瓦窑堡关押刘志丹的监狱旧址(现为子长县盐务局)


毛朝刘志丹的根据地出发时,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对高层说,刘在“领导上不一定正确”。九月中旬,主管根据地的中共北方局奉命前去“肃反”。北方局的人 一到就跟刚被蒋介石从南方赶到这里来的红二十五军联起手来,向刘和刘的战友们开刀。红二十五军人数三千四百,不如刘志丹的武装力量强。但刘没有抵抗。当他 从前线被召去后方,途中得知是要逮捕他时,他仍自己走进了班房。

同桂荣与刘力贞
    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带着六岁的女儿刘力贞四处奔走,营救刘志丹,自己反被管制起来。

中共大员谴责刘志丹“一贯右倾”,说他是“为消灭红军而创造红军根据地的反革命”。他服从党的行为不但不被赞赏为对 党忠诚,反而被歪曲来作罪证,说他明知要被捕,“反而不跑”是狡猾的以此使党对其信任”。监狱里,刘志丹戴着沉重的脚镰,后来长期走路都成问题。酷刑是家 常便饭,烧红的铁丝曾捅进他一个战友的大腿直到骨头上。许多人被活埋。幸存者习仲勋后来说,他被关在瓦窑堡的一个监狱里,“埋人的土坑噎挖好,我们随时都 有被活埋的危险。”

这个时候毛泽东来了--来扮演一个英明的仲裁者角色。毛传令停止捕人杀人,十一月底释放了刘志丹等人,肃反被定性为“严重错误”,两个替罪羊受到处分。

毛成了救命恩人,这使他接管陕北根据地时,处在一个再理想不过的地位。那场血腥的肃反使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大受损 害,无职无权,毛得以轻而易举地把他们排斥在领导圈之外。刘志丹作为根据地的创始人,只分给很低级的职务:做由一帮新兵组成的红二十八军军长。毛派亲信做 政委,以掌握刘。刘志丹没有怨言,他公开表态支持毛的权威,还要受害的战友们也都听中央的。

毛不想把刘志丹作为敌人消灭,他想借助刘的巨大声望来统治。毛也不想留着刘志丹。刘是本地领袖。毛知道中共迟早要从 本地人身上挤榨粮食、金钱、士兵和劳工,这类政策必将引起本地人的反抗,土生土长的干部因为与当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容易成为这些反抗的带头人。毛要除掉 刘志丹,不过办法跟解决过去根据地里的当地领导人不同。

在陕北安顿下来不久,毛着手实行打通苏联、接收军火的战略方针。毛的计划是东渡黄河,到富裕的山西省去,在那里招兵筹款,如有可能建立根据地,再向北去苏联卫星国外蒙古边界。

东征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开始。就像“长征”一样,中共宣传说东征是去打日本。其实一个日本人也没打,连日本人的边也没 沾。毛招了些兵,掠夺了些财物,但不等靠近外蒙古,就被蒋介石的军队赶回了黄河以西。在这场短短的征途中,刘志丹死去,年仅三十三岁。中共说他死在战场 上,但他死的前后一切细节都说明他是被谋杀的。

死的那天是四月十四日,在黄河渡口三交。中共说一挺敌人的机关枪,在扫射进攻的红军时,打中了他的心脏。但刘志丹并 没有在进攻的红军行列里,也没有在两军的交叉火力线上,他在两百公尺外的一座小山上用望远镜观战。如果打死他的真是一挺机关枪,那挺机关枪也太神奇了:它 本来在朝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射击,突然一下子转了个大弯,就那么一颗子弹,从两百公尺外准准地射在刘志丹的心脏上,精确度真能使神枪狙击手汗颜。

刘志丹中弹时,有两个人在身旁,一个是政治保卫局的特派员,姓裴,“长征”时他负责看守红军的金银财宝。另一个是刘 的警卫员。根据裴自己的描述,刘志丹中弹后,他叫警卫员去找医生,“当医生来到时,他[刘]已完全停止了呼吸”。也就是说,刘志丹死时,身边只有裴一个 人。这样的死法太使人怀疑刘志丹是被裴或警卫员暗杀的。暗杀是政治保卫局工作的重要部分,给“不可靠”的“首长”派的警卫员通常也是政保部门的人。前红七 军军长李明瑞就是在被怀疑企图率兵逃走时,被警卫员打死的。红军将领龚楚在计划逃亡时,最担心的也是身边的警卫员。

刘志丹死前的一系列事件显示要他死是毛泽东的意思。死前八天,毛下令:“二十八军以后直属于本部指挥”。这意味着, 刘志丹一旦死亡,向上面报告就是直接对毛。两天以后,毛任命刘志丹为他迄今一直被排斥在外的“军事委员会”委员。这等于刘获得全面平反,进入军事决策机 构。这样刘死后会被当作英雄对待,他手下的人不会愤怒造反。最后,十三日那天,是毛亲自下令刘志丹去三交的,去的第二天刘就被打死了。

刘志丹下葬的时候没让他的遗孀看遗体。她回忆说:“我要开棺看他一眼,周恩来副王席劝说道:“刘嫂子,你身体不好, 见了更难过。”所以没看到。”七年以后终于让她开棺看了,但那时遗体噎腐烂。那一年毛泽东整饬在延安的中共干部,特别需要根据地的稳定,需要利用刘志丹的 名字。他为刘志丹举行隆重公葬仪式,把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毛亲笔题词,说刘志丹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

在中共史上,刘志丹是唯一一个死在前线的根据地最高领袖。不仅他,他在陕北的左右手都在他死的几个星期内先后被打死:杨琪死于三月,杨森死于五月初。也就是说,毛到陕北几个月内,当地的三个红军最高指挥官都“死在战场”。这样的命运在红军里绝无仅有。

这三个人死了,潜在的对毛造反的本地领袖不复存在。后来,虽然陕北人有过一些小规模反抗,但都不足以威胁中共政权。毛泽东于是安全地在陕北住了十一年。

江泽民深度介入18大 反对严惩薄熙来

    (世界日报)「元老政治」是中共的一大特色。中共元老不但影响人事接班,彼此也形成不同政治势力,相互制衡,使得新领导人左右为难,在此次处理前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问题上,双方较劲尤为明显。西方观察家指出,中共党内元老频频介入今年秋季领导人接班等人事问题,使得未来决策制度将越发繁杂、困 难,也更具妥协色彩。
   
       「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报导,中共高层领导人2008年起按68岁退休非正式规则后,很多元老在退休后依旧活跃,并利用他们非正式权力和人脉,在政坛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江泽民传」作者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指出,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曾涉入处理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问题。而在即将上任的领导团队中,有些人还是江泽民直接支持的。
   
       报导指出,目前健在的政治局前常委有12人,包括江泽民、乔石、李鹏、朱镕基、李瑞环、曾庆红以及胡锦涛的恩师、现年95岁的宋平等。据信他们大多参 加今夏北戴河高层祕密会议,这12人还可能在18大主席团中担任一定角色,在新一届领导班子甄选上起一定作用。
   
      中共知情人士说,这些元老仍有权接触党内重要文件,在党内重大决策过程中,高层经常非正式徵询元老意见,习近平能有今天位置,多少归功元老的举荐。据传,胡锦涛原属意李克强接班,但元老更中意习近平。
   
      而在薄熙来案的处理上,胡锦涛与温家宝倾向严惩薄熙来,得到宋平和李瑞环的支持,但江泽民反对。分析人士说,江不愿大规模调查薄熙来多年积累的商业利益,担心波及他支持的政治盟友,乔石则主张严办薄熙来的滥权,以加强法治,双方你来我往进行较量。
   
      报导说,中共18大结束后,卸任总书记的胡锦涛,与其前任江泽民将对新的领导层施加影响力,这意味江、胡两大派系之争可能持续甚至加剧。由于元老介入,决策机制愈加繁杂。

薄熙來每次到京都要和胡錦濤密談

《內幕》特約記者 柳江

胡錦濤與“唱紅”心心相印

  據消息人士稱,對薄熙來“唱紅打黑”予以支持的,還有總書記胡錦濤,薄熙來每次到北京都要和胡錦濤密談幾個小時,胡錦濤雖然沒有去重慶,但是薄熙來心中是有底的。他3月9日在重慶團開放日所講:“胡錦濤總書記一定會去重慶。”是有承諾的。

  消息人士形容文革走上仕途的胡錦濤,是從左根上長出來的,他奉行“中左”路線,建國60年大慶搞“毛澤東思想萬歲!”方陣,統領四個領袖方陣,說明他對毛澤東思想,有“斷不了奶”般的依戀。

  胡錦濤害怕“極左”,怕天下大亂。他的責任就是維穩,為權貴資本主義開道。他壓的是溫家寶的“中右”路線,擁護溫的是溫和的右翼知識分子,但是被胡看作是異己力量。

  今年7月30日,在胡錦濤發表“7·23”講話之後,在谷開來被合肥檢察院以“故意殺人罪”,起訴到合肥中院,新華社借中國社科院史學界專家學者編寫的《簡明中國歷史讀本》的出版,發表江澤民為該書寫的序的全文《高度重視學習中華民族發展史》,江澤民要求“全黨同志特別是領導幹部要自覺學習歷史,多讀一點歷史特別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以利於牢固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增強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提高觀察問題、分析問題的水平和能力。”這是繼4月會見星巴克總裁公開亮相之後,再一次發出聲音。江這篇序言,根本不是退休元老講的話,而是“現總書記”對領導層的訓誡。
 
   清明節前後,江澤民與各常委,就“棄薄”分別談話。當時薄熙來面臨四宗罪的指控,一,除了上文提及的“顛覆國家政權罪”,這項罪還包括對來渝的國家領導人的竊聽,都是由王立軍完成;二,溫家寶指責的政治錯誤,路線鬥爭;三,腐敗,巨額財產不明罪。是60億美金,還是80億美金,國外主流媒體一直咬著不鬆口,仿佛有真憑實據;四,殺人包庇。薄的包庇,不是把凶手谷開來藏起來了,一直到被警察發現,而是利用行政職權,把調查的公安局長免職,一直把他擠兌到成都美國總領事館。是進攻性的包庇。

  江澤民當時提出按“刑事”處理,首先否定了第二條溫家寶的意見。這直接促成4月10日對薄熙來“嚴重違紀”的雙規。

  四個月過去,從谷開來的一審,被判決,衹有單一“故意殺人罪”,薄熙來,應該除了“包庇”,其他罪也就不被調查了。關於“竊聽”,必定都涉及到領導人的私密和醜聞,當然不易公開。“腐敗”如同是現在“黨的基因”,常委、政治局人人共有,揭薄,如同揭大家。有人說,7月之後對薄谷王案的討論,常委仍舊是1:8,孤零零的一票是溫家寶。

  今年“7·1”,胡錦濤到香港,“7·1講話”本應由習近平做,但是胡錦濤一直把著講話權,拖到23日在京西賓館做了“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習近平衹是主持會議的角色,結業式講話,也衹能“對深入學習領會胡錦濤同志重要講話提出明確要求。”黨內評價胡像當年江對他一樣,把習近平打成了“小媳婦”。

  與胡在政治局取得的勝利有關,谷開來庭審一句不提薄熙來,與薄做了徹底切割。直到20日,谷開來一審宣判,中紀委對薄案的違紀調查還沒有公佈。同日,吳邦國在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第八十七次委員長會議。會議決定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8月27日至31日在北京舉行。如果在這次會議上,薄熙來自動辭去全國人大代表,那不久也會在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中紀委開除黨籍的處理,同時會在十八大前夕的七中全會上得到追認。接受刑事審判,將不可逃脫。但是他也有50%的機遇,只接受黨紀處分的可能。能夠修改江澤民“刑事”處理的意見,並得到江澤民的贊同,唯有胡錦濤。

  到那時,薄熙來一案的驚天秘密都將被掩藏。(《內幕》)

令计划儿子可能没死 18大前还有多少怪事

文章来源: 法广网

  8月初,在合肥采访谷开来谋杀海伍德案庭审时,我听到一个说法,如果受害者不是一个英国人,这场庭审很可能不会发生。如果那样,现在,谷开来还是富贵逼人的官太太,王立军还是打黑英雄,他们共同的保护人薄熙来,现在很可能踌躇满志,正准备打包行李回到北京,获得更高的权位。不过仔细揣度,也未必尽然。当下的中国,的确已经不再是清末那个软弱的腐败王朝。无权无势的老外在中国内地被杀,已不再是能惊动朝堂的大事。

  谷律师与前情人尼尔对饮威士忌后,用酱油瓶将毒鼠强灌入英国人嘴中,有整个重庆警察系统协助掩盖,又有巨额金钱让尼尔家人封口,整个事件直到半个当事人的王立军冒着生命危险,叛逃到美国领事馆才最终被揭露。

  据说,堵住海伍德家人的嘴,支付给海伍德大连妻子,高达5千万英镑的补偿费。对英国政府,也有可观的利益表达。

  这一过程中,多家国际媒体轮番跟进,勐料迭出,虽然被薄的支持者阴谋论地视为与西方利益结盟,但最后许多报道被印证属实,事实上也摧垮了薄熙来支持者团结抵抗的决心。

  选择性地对国际媒体,尤其是主流英文媒体放料,提供特定政治对手的负面信息,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以往可能也有出现,但此次十八大前的政界大博弈中出现的频率与效果,已经不仅是公关手段,而成为打击对手的战略性举措。

  9月1日,北京宣布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调任中央统战部长,原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出任中办常务副主任后1个多月后,迅速接任大内总管高位。

  当时,本台记者接到了一个消息人士关于此事的邮件,他说,此前一直流传的事情终于证实了。当时,记者还未完全意识到他的所指。

  当晚,香港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即在网站刊发预告,称将在第二天刊发调查报道。

  报道涉及令计划的儿子令古,他死于三月份一场车祸。

  3月18日凌晨,薄熙来被解职之后第三天,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学生令古在北京北四环上一场神秘法拉利车祸中身亡,这辆黑色法拉利市价约500多万人民币,事发时,车上还有两名少数民族女性,三人均衣冠不整。

  与谷律师的桥段一般耸动,却又更加 俗艳娱乐的细节,似乎本该出现在娱乐版面或者玄幻小说中,很少出现在严肃政治版面,但在十八大前的中国,这类狗血的剧情再次上演。

  3月份时,这场似乎在风云变幻的中国微博上曾有一波流传,在当时的传言中,这名年轻的飙车族,因为到场警方官员级别很高,而随后的删帖力度之大异乎寻常,在健忘的微博上,类似的传言总是纷纷窜起,而很快被删除和遗忘。

  这个传言在6月初再度出现,发布在海外中文政治传言网站“博讯”上,虽然博讯网在今年的薄案中有惊人的速度和异乎寻常的可靠度,但博讯网关于这次车祸的绘声绘色的描述,仍然让人觉得有些难以置信。

  在南华早报这篇报道之前,许多驻京的外国记者似乎都认为这一传言似乎并不可信,他们认为很可能是某种力量为了抹黑据称操盘了对薄案调查的令计划。

  《南华早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称,为了掩盖车祸死者的真实身份,他们在死者的材料姓名上写上了“贾”(与假同音)。这一假名引起了各种猜疑。

  当时曾有传言说,死者是贾庆林的孙子或某种私生子。根据《南华》的描述,这一细节激怒了贾,在他发起的秘密调查中,发现了死者的真实身份,并通过某种渠道汇报给了前任中共领袖江泽民,随后几个月,江将这一信息转告给了胡,正是在此期间,关于车祸的网络传言出现在了博讯网。

  由于中国政治的秘密性质,涉及这一层面的高层运作很少为外界所知,无法通过一般记者的提问查证证实或者证伪。

  虽然令的爱子死于3月18日的车祸,但从官方记录看,令仍然在两周后,不动声色地陪同胡出访韩国、柬埔寨,而这也成为其政治对手非议的细节,南华的报道将其描述为“扑克脸”。

  根据《南华早报》的描述,试图掩盖这一花花公子死亡丑闻的努力,最后威胁到了令计划的官场生涯,原本有望成为政治局常委候选人中的“黑马”的他,被调任到统战部部长这么一个相对不重要的位置上。

  很快,路透社的驻京主力政治记者储百亮和Benjamin Kang Lim也跟进了这一报道,报道细节没《南华》丰富,提供了关于令假名的另一版本,且又提供另一说法称,令之子在事故中重伤并未死亡。

  而《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美国大报也迅速跟进,并通过自己的消息渠道证实了上述报道,他们获取的信息,似乎来自某些特定官方人士。

  《纽约时报》的张彦(Ian johnson普利策奖得主)采访的党内官员确认了令计划之子的死亡、汽车的车型,以及现场有两名女子,还确认了其中二人,或多人可能正在发生性行为。

  该报说,这些不堪的细节十分重要,因为薄熙来被罢黜的原因就是“没有管好家属”。党内许多人员,及其家庭成员,常常违反纪律从事商业活动,或在个人生活有失当行为,但他们有责任保证这一切不为人知。

  该报也承认,判断相关报道的真实性可能有些困难,因为不同派系之间经常会泄漏信息来诋毁对手,尤其是在权力交接期间。

  近日一篇在德广中文网站发表的信息量极大的政治评论文章《北戴河汛期无捕获》写到,这篇文章分析了北戴河会议后的政局,对令事件也做了分析,

  文章认为,曾经炙手可热的令计划,成为继薄熙来之后的十八大第二大输家,进政治局的路基本堵死,走杜青林之路,65岁告老还乡。从另一方面看,令作为胡第一嫡系人物,总算被保下来了。

  这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孤立事件”,令人很难抵御“拼图遐想”的诱惑。

  传言说,谷开来开庭之前,谷开来母亲范承秀为他请了北京律师沈志耕,沈志耕远去美国,见到薄瓜瓜,取到大量物证,包括薄家财富的全部底账,以证明“不存在贪腐”。甚至据说还有薄熙来的一张手令,有关海伍德重庆被杀,薄熙来写下“不管遇到谁也要彻查。”这说明软禁中的薄熙来已经做了充分准备。

  就法拉利事件来说,从法律层面,并不能证明有任何违法行为存在,豪华法拉利可能注册在某个商人名下,同车的女子可能只是一般友人,但值得关注的可能首先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斡旋。

  分析人士认为,在北京将令降职以后,在令似乎已经为此事付出政治代价之后,却在海外媒体上出现关于此事的大量报道,尤其放料者选择北京可以部分影响的香港《南华早报》作为第一披露媒体,背后政治力隐现。

  当然,记者并非暗示这些报道的基本事实是有问题,也并非暗指这些西方媒体被政治力收买,关键是,在严密信息控制的中国,这类本来难以获得特别是难以查证的事实是如此集中地涌现,当属异乎寻常。

  如《纽约时报》分析,令的降职也可能损害权力交接过程,他的派系可能会感觉受到冒犯,这暗示着,为了保证习顺利崛起而精心安排的妥协举措,可能正在瓦解。

  而此番对车祸事件的大事报道,是否会激怒令所在阵营,并改变目前的妥协局面,是否会对十八大前政局造成冲击,只能继续观察。

泛华网:外界所不知道的暗斗内幕

(泛华网根据多次与在北京的消息人士的谈话编辑整理)

薄熙来是共产党中的异数,个性很强,得罪了很多人,但因为得到了江泽民的支持,仍然一路官运亨通。但是,在高层很多人的心目中,薄熙来的未来一定很不幸,因为他在一路官运亨通的同时,也是一个被养肥了的祭品。根据共产党新任掌门开基创业必祭旗的规律,薄熙来就是续陈希同陈良宇之后的另一个祭品,而开刀的人则应该是习近平,时间应该是2013年或2014年。但薄熙来实在是问题太多,能力太强,习近平可能看到这个祭品还有点害怕。

现在看来,胡温决定要干掉薄熙来,是两年之前的事,突破口是薄熙来曾担任省长的辽宁。对辽宁的狠查,这个火渐渐地烧到了王立军。整个过程,薄熙来其实很清楚,因为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是他的政治同谋。因为有江泽民的支持,胡温在没有十分的把握之前,也不会悍然摊牌。但王立军叛逃美国领事馆,却给胡温带来了契机。但如何为薄案定性,每个人的看法不同。对温家宝来讲,这是路线斗争。对习近平来讲,只要除去了薄就是得分,无论什么性质。对胡锦涛来讲,断不可是路线斗争,这样不仅否定了自己多年来坚持的路线,最后可能还收不了场。但胡锦涛很清楚知道他想要什么,那就是搞下周永康。于是整个计划由胡锦涛亲信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负责,目标明确,将火引向周永康。

正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令计划公子车祸一案。对这起车祸,当时大家都没有感到有什么异样。令计划是个口风很紧的人,即便发现了什么也不会说出来。但现在北京已经有不少传言,这个车祸可能是周永康做出来的。这个案子令令计划大受打击,但并没有影响到薄熙来案。

再过了大约几个星期,江泽民回过味了,意识到胡锦涛在利用薄熙来案打击江系势力,争取十八大的人事权。另外,薄熙来事件发生后,引来超出想象的关注,也引出了很多以前不为人知的薄熙来支持者,为此中共高层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担心薄熙来一案最终会导致整个事件越演越烈,难以收场。江泽民认为,目前的局面已经非常危险,再发展下去,整个局势就会失控。于是,江泽民表态事态不发展到政治局常委一级,有必要采取措施严防事态进一步恶化。泛华网在4月23日曾有报道(http://panchinese.blogspot.com/2012/04/blog-post_3756.html),江泽民明确担保周永康不会下台。

但案件一启动,有时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令计划的薄案越挖越大,胡锦涛手中的材料越来越多,令胡锦涛在北戴河会议上徒增很多发言权。在这种情况下,手握军权的江泽民可能是感到不能再随胡锦涛之意,而向胡锦涛摊牌,审理薄熙来案的权力必须交出来,换言之,令计划必须让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位置。江泽民态度明确,胡锦涛非常明白这个摊牌背后的杀招,毫不犹豫,当天就下达了调令。当然,胡锦涛一如既往,小动作不断,同时将江系铁杆杜青林免去中央统战部部长职务,换上令计划,算是报一箭之仇。

而栗战书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完全是胡锦涛买好于习近平,反正这个职务已经不可能再落到胡锦涛嫡系的手里,而栗战书好歹也是团派的人。栗战书接手薄案,心里非常明白各派想要的是什么,好在胡锦涛不想路线化,又有北戴河会议的精神,并不为难。

消息传出,已经不涉及日常工作周永康想必是大松了一口气,立刻安排到刚刚结束谷开来案的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考察调研,正式对外宣布,他周永康又回来了,薄谷案最终奈何不了他。

由于江系对媒体控制非常之弱,薄熙来的新调查组并不愿意过多麻烦胡系班子,以至于不得不再次动用暴料的手法,通过于品海控制的明报和多维放风薄熙来没有被发现有严重违法行为,故而不作刑事起诉。

但是有人咽不下这口气,对习近平下手了。毕竟,习近平这个位置才是权斗的核心所在。现在的情况看来,对习近平的刺杀是一个孤立事件,应该是一个薄熙来支持者的个人所为。好在习近平背部伤势并不重。

事实上,薄熙来案可能还有变数,毕竟较量并没有完全结束。对有些人来讲,现在到了历史最关键的时候,冲刺十八大就在这个月了,权斗中什么手段用出来都不为过。

【夏小强】:习近平放风 反击对手“离间计”

 【大纪元2012年09月08日讯】9月7日,路透社发表独家报导称,习近平在过去的六个星期当中会见了政治改革倡导者胡德平。会谈中,习近平还澄清他与薄熙来的关系,称有些谣言指习庇护薄熙来,但习明确指出,他并非薄的盟友。消息人士引述习的话说,薄熙来案件会在党纪和国家法律下严格办理。

众所周知,中共体制下,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和工具,外界和民众无法从中共官方媒体获得;同时,中共高层各派势力在激烈地内斗中,也只能通过国际与海外媒体释放信息打击对手。

中共中不同的势力派别通过其掌控和密切联系的媒体放出消息。在日前媒体和网络传出习近平遭到暗杀“背部受伤”的消息后,这几天日江派在海外的媒体和特务纷纷放料,称暗杀行动不可能是周永康、曾庆红所为,与薄熙来无关,同时故意将胡锦涛摆上台,一时间挑拨胡与习不和的谣言四起。

9月5日,习近平“背部受伤”的新闻轰动世界,外界猜测纷纷。为了转移外界越来越相信习近平是被暗杀的事实,9月5日晚23:28:55,海外江氏某嫡亲网站抢先以《习近平10日会丹麦首相打破外界猜测》为题,散布谣言说,“中国外交部9月6日早上透过全国记协通知,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下周一(9月10日)将与到访的丹麦首相施密特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会面,通知外国媒体,包括香港媒体可以参与会前采访。习近平5日取消会见美国美国国务卿希拉里(Hillary Clinton),引起各种猜测。中共此番高调宣布习近平的外事活动,让关于习的各种谣言不攻自破。”

但是,在9月7日中国外交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听说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9月10日与到北京访问的丹麦首相施密特会面有变,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没有直接回应。洪磊在中共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被记者追问时,仅表示,施密特访问中国,按照双方定立的日程,他会与国务院的领导人会面。

果然。据丹麦官方9月7日发出的首相访华日程显示,9月10日下午3点丹麦首相施密特朗将同副总理王岐山进行双边会谈。下午4点10分前往中关村。9月11日丹麦首相将同温家宝总理和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会面;9月12-13日将在北京进行参观和商务活动。整个行程中没有外界盛传的将同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日程。

因此,路透社独家报导习近平会见胡德平的消息,是习近平一方通过国际媒体放出的消息,是对江泽民周永康势力通过海外媒体放风挑拨胡锦涛习近平关系“离间计”的高调反击。

同时,习近平“背部受伤”一事可能将引爆中共政局的巨变。习近平在首次在舆论上公开与薄熙来划清界线,高调呼应胡温的改革论调,向外界展示习近平与胡温的团结。在习近平舆论上的对江周薄的反击之后,中共政局发生怎样的变化,是随后外界需要关注的看点。

习近平10日会晤丹麦首相 彻底没影了!!!

——丹麦否认10日会面习近平


丹麦首相办公室发布首相访大陆行程,10日至13日的整个行程中都没有与习近平会见一项。

习近平“背部受伤”爽约希拉里引发外界种种猜测,之后多维网率先报道中共外交部通知大陆记者协会说习近平将会在10 日会见丹麦首相,之后一些媒体跟进。阿波罗网质疑此消息诡异并调查证实中共官方网站没有相关消息。而据香港南华早报9月7日报道,由政府支持的中国记协通 过短信向香港媒体透露,习近平将会见丹麦女首相施密特,邀请媒体机构提出申请。这种短信通知的形式让一般外界很难核实。另据法广报道,在7日中共外交部新 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听说习近平9月10日与丹麦首相施密特会面有变,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没有直接回应。

多维网多年来被指为江系嫡亲网。关于总部在北京的中共媒体多维网的内幕,请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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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首相托宁·施密特(资料图)



丹麦首相对中国的访问行程

9月10日(星期一)
15:00 同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举行双边会议
地点:中南海

16:10丹麦和中国学生在演讲和会议
中丹麦教育与研究中心
地点:UCAS中关村校区

17:25上发言时在丹麦嘉士伯事件之际,嘉士伯的150周年,中国大使馆
17.35新闻发布会


9月11日(星期二
09:50 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举行双边会议
地点:天津迎宾馆

10.30小组讨论:“欧洲危机的全球影响”
世界经济论坛

12.30与阿什拉夫•拉贾佩尔瓦伊兹,巴基斯坦总理举行双边会议
14.40,与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会谈。
15.30小组讨论:“倡导竞争力” 世界经济论坛。

9月12日(星期三)
10.45访问丹佛斯R&D在北京的实验室。


9月13日(星期四)
09:00中国丹麦海事事件开幕仪式。
地点:上海外滩茂悦大酒店

11.00参观外高桥码头。

Statsministerens besøg i Kina – Orientering til redaktionerne 07.09.12 Statsminister Helle Thorning-Schmidt besøger efter invitation fra den kinesiske regering Kina den 10.-13. september 2012. Besøget er led i opfølgningen på præsident Hu Jintaos statsbesøg i Danmark i juni 2012, hvor en lang række statslige og kommercielle aftaler blev indgået. Nedenfor fremgår presseprogram (uddrag af Statsministerens program). Statsminister ledsages af en erhvervsdelegation på rejsen (for sammensætning af erhvervsdelegationen se nedenfor).

Presseprogram for statsministerens besøg i Kina 10.-13. september 2012 (alle tider er lokale)
Mandag den 10. september:
15.00 Bilateralt møde med vicepremierminister Wang Qishan
Venue: Zhongnanhai

16.10 Tale for og møde med danske og kinesiske studerende ved The
Sino Danish Center f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Venue: UCAS campus ved Zhongguancun

17.25 Tale ved Carlsberg event på den danske ambassade i anledning af Carlsberg’s 150 års jubilæum i Kina
17.35 Pressemøde

Tirsdag den 11. september:
09.50 Bilateralt møde med premierminister Wen Jiabao
Venue: Tianjin State Guest House

10.30 Paneldiskussion: “European Crises, Global Impact”
WEF

12.30 Bilateralt møde med Raja Pervaiz Ashraf, Pakistans premierminister
14.40 Zhang Gaoli, Party Secretary, CPC Tianjin Municipality Committee
15.30 Paneldiskussion: “Championing Competitiveness”
WEF

Onsdag den 12. september:
10.45 Besøg på Danfoss R&D laboratorium i Beijing

Torsdag den 13. september:
09.00 Åbning af Sino Danish Marine Event
Venue: Hyatt on the Bund

11.00 Rundvisning på Waigaoqiao terminal

Erhvervsdelegation på statsministerens rejse til Kina:
• A.P Møller Terminals, Kim Fejfer
• Bestseller, Anders Holch Povlsen
• Carlsberg, Jørgen Buhl Rasmussen
• Danfoss, Niels B. Christiansen
• Danish Crown, Kjeld Johannesen
• Grundfos, Carsten Bjerg
• Vestas, Ditlev Engel
• Dansk Erhverv, Jens Klarskov
• DI, Karsten Dybvad
• Landbrug & Fødevarer, Søren Gade

Yderligere oplysninger:
Særlig rådgiver Noa Redington, telefon 40 90 92 23.
Pressesekretær Lea Juel Henriksen, telefon 33 92 22 59.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于飞         来源:阿波罗网报道

習近平周一「復出」再生變數




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下周一「復出」的計劃出現變數,有報名參與採訪的記者接獲外交部通知稱,習近平與丹麥首相施密特的會面可能有變,需等進一步通知。另外,路透社報道稱,習近平在數周前曾與中共改革派代表人物、前總書記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會面,習近平據稱向胡強調中共必須「穩中求變求進步」。

路透﹕習見胡耀邦子

習近平周三取消與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等多名外國訪客的會面安排後,外交部周四曾經邀請外國與本港傳媒在下周一(10日)採訪他與丹麥首相施密特的會面,但有本港媒體駐京記者表示,周四晚接到外交部的電話通知,指這項活動可能會取消。有記者昨日再進一步查詢,外交部的回應則是一切都未定,可能是會見地點有變化。

稱中共須「穩中求變求進步」

外交部官員拒絕證實習近平是否會在周一露面。新聞發言人洪磊昨天在例行記者會上稱,按照中國和丹麥雙方商定的日程,施密特訪華時會與「國務院的領導人」會面。

如無意外,習近平將在下月召開的中共十八大換屆後成為新一代領導層核心。路透社昨引述多個接近中共高層的消息人士稱,習近平在最近的6周裏曾經與胡德平見過面。據稱習近平向胡德平表示,「必須高舉包括政改在內的改革大旗」,中共必須「穩中求變、求進步」,但他同時認為,民眾對空談已感到不耐煩,所以他不會去做不切實際的承諾。

兩名消息人士稱,習近平還提到薄熙來案件,他向胡德平稱自己不是薄的盟友,並表明薄案會「嚴格按照黨紀國法來處理」。


香港 明報

十八大政府换届后 房价会出现断崖式下跌

作者:牛刀  
 
中国经济大萧条已经来临。

问:你对明年房价走势是如何看待?

答:中国楼市这帮投机客都是一伙赌徒,他们以为政府换届是赌场换庄,肯定会在赌场重新开张时给赌徒们一点甜头,然 后,吸引赌徒狂赌,再把他们血洗一空。其实不然,政府换届只是政治因素,但是,不会改变经济趋势。也就是说,无论下一届政府会怎么办,中国经济大萧条是不 可避免的。

北京市公安局户籍部门证实,今年上半年仅仅持有两年以上暂住证的有60万离开北京,不用说都是混不下去的年轻白领, 今年可能会离开150万人,有的是被公司裁员,更多的是薪水不够支付房租只能离开。不久前去广州参加羊城书展,广州重见了丽日蓝天的盛景,一方面这是一件 好事,表明空气没有污染;另一方面是不好的,那就是整个珠三角的制造业已经全部倒闭了,没有了工业生产。路过东莞时,我专门下高速去看看莞城、樟木头、塘 厦等地,路上繁忙的货柜车居然一辆也不见了,那种工业区里经常出现的打工仔打工妹一个没有见,东莞各镇顿成空城,和温州一样。我的上海手机接到最多的垃圾 短信只有两种,一种是卖楼的,声称移民,半价卖楼,有前年的原始发票做凭证等等;还有一种是上海的妈咪,说小姐的消费只要200元,原来是500元。一种 经济萧条社会景象已经呈现。

跨国公司陆续撤出。前有摩托罗拉,只留下一个研发中心,其他中国的五大城市分支机构全部撤走;惠普大裁员,华为大裁员,中兴巨亏、家乐福转让在中国所持有股份,其他跨国公司都会推高库存,一走了之。这是什么原因,大家心里很理清楚——因为中国经济大萧条已经来临。

面对制造业商业的大量倒闭,人民币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直接将汇率直接调到底,可迅速击溃东南亚各国货币,将制造业 生机重新复苏起来,那么,全球很多国家的没有走的制造业可能继续留住,自己国内的中小企业才能恢复生产;还有一种就是宣布实行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由企业 直接结汇,国家不再承担结汇的职责和人民币的定价事务,因为市场自由定价,原来人民币的定价体系自行消除。这样,央行也不承担汇率损失或者盈利。无论选择 那种,资金都会流向制造业,房价泡沫彻底破灭。

路透社报习近平见胡德华强调改革 忽悠漏破绽!

路透社刚报说不具名的消息来源称,习近平是在过去的六个星期当中会见了胡德平。路透社的报道称,习一是表示要政改,二是表示和薄熙来非友人,对薄要施以党纪国法。路透社称报道引用的消息来源都是和中共退休高层接近的人士,也无法请担任政协代表的胡德平对此作出评论。
何清涟推特:我不信这条消息。一是胡德平从薄案发后,已停止动作,还对几个月前一条假他名发言的微博做了更正;二是习本人不会在敏感时期做敏感之事;三是这消息的时间太巧,在背部受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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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罗网在华语世界第一家观察到,在习近平取消与希拉里会面后的另两条重大忽悠消息如下。
 
日媒:习近平腰背疼痛手都举不起 竟然是大忽悠
 
习近平将于10日会见丹麦首相?竟然如此诡异?!
 
附1:

BBC:习近平见胡耀邦之子强调改革
习近平
习近平:当今中国累积问题的严重程度是前所未见的。

路透社报道说,被认为将接任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会见了改革派的代表人物--胡德平,强调必须改革。

路透社的报道认为,习近平会见现年69岁的胡德平,是想要表现他自己不但是愿意倾听加快经济改革的声音,也愿意听加快政治改革的意见。


路透社的报道称,消息来源向他们引述习近平的话说,中共必须“稳中求变、求进步”,消息来源说,习近平此番讲话的摘选已经在许多退休前高官之间流传。

报道还引述其他不具名消息来源说,习近平的讲话,显示他有意在接班之后,以减税和其他优惠措施鼓励私营企业。

另外一个消息来源则说,习近平认识到“打击腐败和整顿党的纪律”是优先要务。

路透社称报道引用的消息来源都是和中共退休高层接近的人士,也无法请担任政协代表的胡德平对此作出评论。

不过路透社的报道认为,习近平相对较为开放的讲话显示他与现任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不同之处。

报道形容胡锦涛是在知识分子、政治人物公开呼吁确实改革时显得“小心翼翼”,而习近平则是似乎加重了改革的“迫切性”。

消息来源称,习近平表示“必须高举包括了政改的改革大旗”,而且习近平认为如今人民“已对空谈感到不耐”,所以他不会去做不实际的承诺。

胡德平是已故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长子,近年来被看成是“大力推动改革”的发言者。

 
附2:
 
BBC报道未覆盖路透社独家部分:习近平说薄熙来"非昔日友人"

59岁的习近平是改革派干部习仲勋的儿子,在80年代,习仲勋曾经在胡德平的父亲、胡耀邦手下工作。在因为胡耀邦被党内保守派指控为在意识形态上过于放松和软弱而于1987年被排挤后,习仲勋仍然对胡耀邦抱有同情。

69岁的胡德平是一名退休的工商干部,他通过回忆录和会议继续推行其父的改革遗产。他和胡锦涛没有亲缘关系。

在会议中,习近平和被贬的薄熙来拉开了距离,薄熙来一度被视为是进入领导层的领跑候选人,但他的妻子犯下谋杀罪,这起丑闻搅乱了权力交接。上个月,其妻谷开来被判处死缓。

一些传言说习近平仍然在保护薄熙来,薄熙来的打黑唱红惹怒了自由派的改革者们。但是习近平告诉胡德平他不是薄熙来的盟友。两名消息来源这么说。

一名消息人士说:"他说薄熙来的案子会严格按照党纪国法来处理。" 来源:译者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zhongkang         来源:阿波罗网综合

如何辦薄天王?北戴河达成共识



開放雜誌2012年九月號獨家報導:中共北戴河閉門協商,元老與高層達成共識,撤銷薄熙來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免於刑事處分,由政治局與七中全會確認後公佈。

谷開來八月九日成為合肥審判的主角亮相,八月二十日宣判「死緩」罪,被稱為「世紀審判」的序幕就此收場。

北戴河會商達成處理共識

如何辦薄天王?是媒體熱議的話題,尤其是北戴河會議以來,筆者和各方專家、消息人士廣泛溝通追尋答案,終於在截稿前獲得一條獨家消息,中共高層在北戴河會商中已達成對薄熙來處理的共識——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免於刑事處分。

這次共識和半年來主流輿論對薄的結局的估計相反,因為迄今還有不少人相信薄一定會被繩之以法,否則放過他,後患無窮、前功盡棄。大量的負面報導認定薄是一個「不擇手段、無所不為」的野心家。

筆者在上期也提出薄熙來可能免於刑責而難免被開除黨籍、軟禁的下場。現在的結局比此估計還要「軟著陸」妥協從寬。

消息人士表示,對薄的處理適可而止,是高層權力鬥爭的需要,有利於穩定政局,團結更多的人在十八大新班子領導下開創新局。是前任元老和現任領導充分協商達成的共識,有何爭論,經過如何?則未見透露。

通過政治局及七中全會決定
 

眾所周知,薄熙來的問題,無論是政治路線或是貪瀆歛財,都不是一個人的問題,他有同夥,有支持者,乃至一定的社會基礎。重要的是薄的紅色家族背景,其父薄一 波與習近平之父習仲勳是中共第一代平起平坐的元老輩,在一個維繫在血統和按資排輩的體制裡,薄熙來享有比陳希同、陳良宇更受庇護的特權,是可以想像的。因此,薄案得以无可推卸的谋杀罪集于谷开来一身而强行过关,这是合肥审判已显示的一个背离法治的设计。

時間安排上,消息透露對薄熙來的處理一定在十八大之前完成。可能的步驟是,據悉正在進行之中的政治局會議上將作出結論,交九月七中全會確認,因為他是政治局委員。

公佈處理結果將不會晚於九月份

人大常委會則在最近的會議上「審查個別代表資格」議程中摘除其代表資格。

中共十八大的開幕日,據北京公安人士透露在十月十日。那時,薄熙來應該在軟禁之中(類似趙紫陽)。他本人對黨規的懲罰,反應如何?不妨拭目以待。

七常委名單太子黨團派平衡

關於中共政治局常委人數七人還是九人?幾乎所有報導都肯定七人方案已是定局,并有一个认受性较高的名单出笼。笔者曾力排眾議提九人方案是難以推翻的必然趨勢。最近,出現了迴聲,有報導說「九常委打敗七常委」,其根據還是從權力分配出發,有人為劉延東入常造勢,也有胡鞍鋼者流為中宣部長劉雲山入常,鼓吹九常 委是「集體總統制」。

由【博訊】網首發的七常委名單是:習近平、李克強、俞正聲、張德江、李源潮、王歧山、汪洋。這七人的背景大約是太子黨三人:習近平、俞正聲、王歧山。團派三人:李克強、李源潮、汪洋。張德江則屬江澤民人馬。這七人顯示一般認同的權力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江澤民的影響力。八十六歲的江,一年前「死裡逃生」之後,有三次露面,七月底還發了一篇文章〈簡明中國歷史讀本序〉,被認為是對薄案的表態(要反思歷史教訓),傳俞正聲、張德江入常和他的力挺有關,張早在東北時曾反對江的三個代表,後歸順於江,而成為江的寵臣。胡锦涛一直屈尊於江,乃是未被鄧小 平封「核心」,只是一個集體領導的「為首」。核心在常委會可以拍板,為首,不行。

九常委:溫家寶力挺廣東書記汪洋

在新流傳的九人名單中,有三名現政治局委員候選:劉雲山、劉延東、張高麗(薄熙來出局)。有人提出中央三部入常:中組部、中宣部、統戰部。除中組部李源潮已在七人之內,中宣部長劉雲山、統戰部長劉延東,就成為九人中的新人選。但張高麗何以入常?

因為這份九常委名單中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反映汪洋入常遇到麻煩,解釋竟說原因是汪洋太年輕,以後有機會。其實,汪洋和李克強同年,均為五十七歲。排斥他的 原因實與他的開放形象有關,而溫家寶是支持汪洋入常的,已有七下廣東的紀錄,八月底以改革審批權為名,再次入粵調研,顯然,溫有在十八前人事之爭的關鍵時 刻再次挺汪之意。

可見在十八大常委方案中,汪洋是一個焦點人物。有人擔心他做兩屆尚未超齡,可能是中共二十大的總書記。而九人方案是否 最後定案,亦未可知。 從根本上看,中共高層人事制度的保守與困窘已經畢露。他們不敢啟動民主競爭機制,就靠一個「年齡劃線」(當然還有兩屆任期制),部級六十五歲、中央級七十 歲。七十又改為「七上八下」,即六十七歲可留任(如劉延東、俞正聲),六十八歲便要退休(如李長春、周永康)。年齡劃線實在是十分可笑的官僚十足的標準。 真正的人才永無出頭之日。

胡锦涛不會留任軍委主席

在探討十八大相關問題中,還有獲悉幾點,值得報導:

一、胡锦涛會不會留任軍委主席兩年?知情者的回答相當肯定:絕無此事。說現在高層處於交接班期間,幹部的心態已經意興闌珊。胡锦涛表面上風光如儀,內心已疲憊不堪,「擊鼓傳花」的形容是對的,只想傳過這一棒,躲過可能有的大動盪,說胡和江澤民不同,並非貪戀權勢之人。

二、 對薄熙來實力的估計。有大陸人告訴說,你們海外媒體對薄熙來的能力有「誇大」之嫌。說他是太子黨的頭,能一呼百應。其實,太子黨也是分好幾撥的,分黨政 軍、不同家族,有保守的也有改革的,有拼命撈錢的,有成天混日子的,也有用心搞專業的。薄熙來未必做得了他們的共主。

三、有人認為薄熙來不幸遇到王立軍,不然,事情不會暴露。但說者指出,薄熙來事發並不是偶然,是必然的,遲早要暴露的。因為這人有狂妄傲慢、肆無忌憚的性格,中央警衛局派去的人,他敢把他抓起來。他是有野心的人,待人沒有平等概念,他一定要做人上人。

總之,進入九月,薄熙來結局及中共十八大,就會逐漸明朗起來。以上各項安排有可信的消息來源,如有意外原因也可能生變。

翁永曦转述:“我们就是不改,你们怎么办?”



荣剑最近发了一篇文章《中国还将跌倒在哪里?》。其中提到他参加一次聚会时几位朋友的发言。我认为比较精彩的是翁永曦的讲话,现把它摘录在下面:
翁永曦转述:“我们就是不改,你们怎么办?”

这 次聚会的做东者翁永曦,即兴谈到了几点,我认为倒是点出了中国有可能跌倒在哪里的要点。这个中国早期改革的参与者,后来的旁观者、倾听者和特殊渠道的建言 者,以他自嘲的“五百半”身份,看似游离于思想主流圈子之外,其实是一直在冷静旁观中国思想界的动静,对各种异端邪说抱有充分的敏感。他的政治直觉有时能 让他迅速切中主题,抓住问题的要害。在开饭前,他转述了一个“大”问题(所谓大,一定是有来头的):我们就是不改,你们怎么办?老翁厉害,从他嘴里吐露出来的这个问题,一下子打中七寸,让全屋子的人一时无语。还有什么问题比这个问题更尖锐呢?

翁永曦在他的即兴发言中,首先谈到,改革已经形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逆的过程,这包括经济的市场化和政治的民主化,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这个历史进程。在他看来,中国当前的确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局面和前所未有的困境,主要表现在:

1、中国的生产产能已经大大过剩,在全球化时代,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和市场的急剧萎缩,使得中国产能过剩危机会逐步演化为一系列社会性危机,造成大量失业人口,形成革命温床。

2、中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根本性弊端,以前是苦于钱少,现在是苦于钱多;巨额外汇对内造成巨额占款,引发流动性泛滥;对外造成对美国的严重依赖,有钱的是孙子,欠钱的是大爷,主动权始终是在人家手里。

3、 国际上这套普世价值、意识形态加上互联网,杀伤力太大了,不仅中国,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都无法有效地进行传媒控制;依靠传统体制和手段,哪挡得住?天天 堵,天天删,还不累死?哪有这么大的成本可以长期承受?另外,中国每年有八千万人出国,别人如何生活看的一清二楚,这个影响也不得了。

4、 在外交上极其被动,以前中央帝国不太干预别国事务,现在全球化,所有国际事务中国都得表态,但我们现在这套价值理念不行,四面树敌,孤家寡人,朋友只剩下 朝鲜和古巴;而且把柄都在人家手里,个人的合法性都是人家说了算,一旦国家之间玩真的,一个爆料就把你合法性摧毁了,还怎么打仗?

5、 台湾和香港的问题,中国搞不搞多党制?中国一直就有!国共两党一直同时存在,现在台湾对共产党开放,大陆对国民党开放,就是最现成的两党制。而且两党都是 成熟的、训练有素的政党,其他的民主党派、海外民运都不行。东欧、西亚那些走上民主制度的国家,现在几乎都是当年的共产党执政,下台了还可以再上台嘛!再 上台了就有合法性了。

6、中国目前有两亿五千万农民工,中国未来乱不会乱在农村,一定乱在城市。现在出现大量群体性事件,每年增加的数量 惊人,这些事件的原因,一是由于政府不公,本来完全可以办好的事情它不作为;二是参加群体性事件的大部分人都不是当事人,而是帮腔的、围观的人。现在不是 饥民造反的事情,人们要求的是“公道”。

翁永曦的最后看法是,中国的问题很多,但现在看不出亡国的迹象,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到底往什么方向?这种趋势不是一种力量推动的,而是在各种分力的共同推动下形成的,不以个人愿望而转移。


万润南

中共元老重新介入政治 各派意见不一 决策缓慢

 与中共高层有联系的人士说,2011年7月,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因严重心脏问题,被紧急送往北京一家军医院,当时人们普遍觉得他大限将至。

  但他的身体好像已经大大好转。今年4月,江泽民会见了星巴克(Starbucks)首席执行长舒尔茨(Howard Schultz)。他为今年7月份出版的一本历史书写了序言,而且8月份故乡扬州发生地震后,他还曾给当地官员打过电话。

  更重要的是,据党内人士说,过去几个月在讨论怎样处理薄熙来的过程中,现年86岁的江泽民发挥了关键作用。薄熙来已被免职,他的妻子上个月被判谋杀英国商人海伍德(Neil Heywood)的罪名成立。

  江泽民不是唯一一位重新介入政治纷争的元老。另有三位元老在今年出书,其中一位是87岁的乔石。乔石曾是江泽民的竞争对手,据上述党内人士说,他也被认为参与了有关薄熙来案的讨论。

  中共尚未表明将如何处理薄熙来。内部人士说,江泽民与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关系密切,被认为曾主张宽大处理薄熙来,而乔石等人则希望从严处理。

  据中共党员外交官和政治分析人士说,党内元老重新进入政治视野对今年秋季接班的下一代领导人来说是一个问题。

  以前中国高级领导人退下来(按照2002年起68岁退休的非正式规则)之后,很多人依旧活跃,并利用他们的非正式权力和人脉,在政治进程中发挥更积极;更能进入公众视野的作用。

  分析人士说,这样一来,决策制度就越来越繁杂,在平衡快速增长与社会稳定所需要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上面,达成共识的难度进一步增加。今年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决策都是处于瘫痪状态。在这期间,已经退休和即将离任的领导人设法确保自己的亲信升职,让他们在未来10年维护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家族利益。

  今年4月,本来有望在今年秋季升至最高领导层的薄熙来被解除党内职务。之后各利益集团重新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元老们尤其活跃。

  商业顾问,江泽民传记作者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说,我确实知道江主席曾参与薄熙来问题的解决,他依旧活跃,即将上任的领导人里面,有些人是他直接支持的。库恩最后一次见到江泽民是在2011年,他跟江泽民的家人和北京其他一些渠道保持着联系。

  江泽民从1989年到2002年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是12位仍然在世的前政治局常委之一。据党内人士和政治分析人士说,党内决定一些关键的政策和人事问题时,常常会询问这些前常委的意见。

  上述党内人士和分析人士说,这12位卸任的前常委中,据信大多数都参加了今夏北戴河非正式年度领导人秘密会议,而且预计这12人将在“主席团”当中承担正式角色。“主席团”将于今秋组织召开中共会议,选出中国下届领导人。

  会议结束后,这12人的队伍将发展壮大,因为现任常委的九人中将有七人退休,加入这个队伍,其中包括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分析人士说,待胡锦涛卸任后,他和江泽民这两位前总书记将争相对新任领导层施加影响力,这意味着江胡两大主要派系之争可能持续甚至加剧。

  此外,这一“头重脚轻”的制度安排还可能破坏将中国权力移交过程制度化的努力。讽刺的是,这个“交接班”程序是江泽民在上世纪90年代初率先推动的,目的是限制那些曾在80年代主导决策权的元老们对政治的干涉。

  美国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教授、研究中国政治的专家傅士卓(Joseph Fewsmith)近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从薄熙来事件中我们再次清楚地看到,中国领导人在退下来之后仍继续拥有影响力,特别是在人事安排方面。

  傅士卓写道,那些被认为已经尘封的往事以及不再活跃于政坛的个人可能会继续在解决高层冲突以及平衡高层内部关系方面产生影响。

  过去,退下来的中国领导人会出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成员,从而享有广泛的正式权力。1982年设立后,该委员会经常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施加影响,并在中共高层内部引发激烈矛盾,因而在1992年被撤销。199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始实施常委委员年满70岁退休的规定,2002年又将这一退休年龄提前了两年。

  如今,退下来的中国领导人几乎不担任正式职务。不过,他们仍是中共政治结构中的一员,并且在中国国家媒体的报道中永远按地位排名依次出现。为首的是江泽民,其次是前国务院总理李鹏,接下来是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

  中共党内人士和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专家表示,这些领导人仍有权阅读当年他们在位时接触到的很多党内文件。另外,在可能影响其自身利益或中共未来的关键性决定方面,中共也会非正式地征求他们的意见。

  分析人士和中共党内人士说,预计将于今秋接任最高职位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之所以能登上这一位置,可能要归功于这些元老的介入。2007年初,在习近平与胡锦涛选定的接班人李克强之间,这些领导人选择了支持前者。

  分析人士说,胡锦涛上周再次受到打击,他最亲密的顾问之一令计划不再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改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办公厅负责为中共领导人组织会议文秘和其它后勤事务,而中央统战部则权力较小,负责处理中共与党外人员及组织的关系。

  分析人士说,元老的影响力可能还有助于解释,为何中共高层在处置薄熙来的问题上一直难以达成政治共识。

  外界认为,胡锦涛和温家宝领导的一派倾向于从重处置薄熙来,原因在于薄熙来在重庆推行的标新立异的政策,包括复兴毛泽东思想的运动。

  胡锦涛和温家宝得到了宋平和另外一位元老李瑞环的支持。现年95岁的宋平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年纪第二长的人。胡锦涛和李瑞环则都曾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不过,这一派与以江泽民为主的另外一派存在矛盾。江泽民曾帮助薄熙来在仕途获得升迁,以此换取薄熙来父亲的支持──先是确保薄熙来在1993年被任命为大连市市长,随后在2001年被任命为辽宁省省长。

  分析人士说,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江泽民反对更广泛地调查薄熙来的过去和商业利益,因为这可能牵连到江泽民本人或他退下来时帮助安插在新领导层中的很多盟友。

  另一方面,据数位党内人士说,乔石则主张对薄熙来被指的滥权行为进行更全面的调查。部分原因在于,通过将全部领导人的非正式退休年龄降至70岁(除了江泽民自己),1997年薄一波帮助江泽民将乔石赶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外界认为,相对而言乔石是一个温和派。长期以来,他一直主张加强法治,并于今年6月出版了一本书,书中主要讲述了他在1985年至1998年间加强法律制度和全国人大的努力。一些分析人士说,此举是为了突出过去10年间法律制度和全国人大不断遭削弱的状况。书中援引他在1997年发表的一次讲话说,我党历来强调,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书中写道,他在1997年接受采访时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并持续十年,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过去重视民主法制建设不够。

  JEREMY PAGE

林子旭:胡出访难掩习近平祸事?

胡锦涛按计划去俄罗斯参加APEC会议了,有人说既然胡锦涛能正常出行,那就说明习近平没有出什么大事儿,笔者并不这样认为。试想一下,如果胡锦涛不去俄罗斯将会是一个什么情形?那样的话全球的媒体都要炸锅了,全球关注的焦点都会集中到中共这里来,这种压力非同小可。如果不是到了要亡党的那一刻,但凡还有可以周旋的余地,胡锦涛是绝不会缺席APEC会议的,否则的话中共将为此付出更大的政治代价。年初在薄王事件搞得中共政局极其不安的时候,胡锦涛都没有停止出访,更何况是现在呢?其实想从中共领导人的行程以及露面时的状态来判断中共内部的变化往往是很困难的。

习近平的隐身让我想起一件事情,薄熙来也曾经在三月八日突然缺席人大全体会议,两者隐身的具体情况或许有些不同,但背后一定有大事儿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薄熙来消失一天,当时官方没有什么说法,我们也是如今天这般无法理解,后面就出现了一系列的政治海啸。就算是过几天习近平出来了,如果中共官方依然不能给出让人信服的说法的话,我们仍然无法排除发生巨大变故的可能。

从昨天等到今天,中共党媒对习近平为什么爽约希拉里依然是守口如瓶、只字未提,相反国际媒体则报导的热热闹闹、网络微博上也是炒作的沸沸扬扬。习近平到底怎么了?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是不是真的中枪了?谁要陷害习近平?这一系列的问号吊足了大家的胃口。这个时候只要习近平出来照个面,一切也就自然清楚了,但是习近平就是不出来,由此我们基本可以断定习近平真的出事儿了。面对全球媒体、网络的强烈质疑,习近平能露面是绝对不会躲着不出来的。

同时海外有媒体放风说习近平将在10号会见丹麦首相,并说消息来源是中共外交部,不过中共外交部的网站上并没有这样的信息,这就更加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了。那家放风媒体一向被视为海外亲江派的媒体,如果10号习近平还不出来,那问题可就大了,如果习近平真的是健康出了问题,谁能保证10号就一定能好呢?这样的报导无异于是给习近平火上浇油,话说白了就是江派想进一步给习近平添乱。如果说习近平真的遭到了暗算,那凶手应该是江派血债帮无疑了。

今天还有香港媒体说,习近平取消与希拉里的见面是因为此前在与杨洁篪的会晤中,希拉里态度异常强硬,中方认为没有必要让未来的国家主席和希拉里见面,并且说习近平为了给希拉里留面子也一并取消了当天其他的外事活动。这个理由说的在我看来非常站不住脚,国与国的交往难道是小孩儿过家家吗?高兴了就玩儿,不高兴了就撂挑子,美国国务卿、新加坡总理、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这么重要的三位客人,就因为希拉里的所谓的强硬态度说不见就不见了,你是习近平你会这样做吗?

十八大马上就要召开了,中共内部权斗的激烈复杂程度或许是我们很难想像的。十八大之后,血债帮势力将全面败落,再也不会有一个人会在中共高层为血债帮出头了,罪恶满身的血债帮成员们想起这些一定骨头里面都会发凉的,只要能活命他们会不惜采用任何方法手段的,不能活命也要同归于尽。如果血债帮不被拿下,不抛弃中共的体制,最终的结果就是中共党内的这些官员抱着中共这个体制一起遭殃。

2012,或许一切真的要有一个了结了,让我们一点点往下看吧。

美領館外,王立軍還有其他選項

《大事件》記者柯宇倩/中共官方至今未公布王立軍、海伍德、薄熙來案的內情,坊間的傳聞也從未停過,但王立軍是否真的自願走出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海伍德是否 確實是氰化鉀中毒?谷開來真有可能親自殺人?美國紐約律師高光俊向《大事件》詳細分析了案件的各項疑點,讓讀者對案情有另一層面的思考。
熟悉中國公安體制
高光俊畢業於西南政法學院(現西南政法大學)刑事偵察系,西南政法學院是當時中國唯一的一所重點法學院,有中國的黃埔軍校之稱。1979年高光俊進入西南政法學院時,正逢中共建政以來第一次招收刑事偵察專業學生,因此許多人在進入西南政法學院前,不知道有此專業。
我們原先都是報法律專業,進去後,約100個人被選入刑事偵察專業。校方給與學生一個月的選擇期,有人回到法律專業就讀,有人則留在刑事偵察專業裡,高光俊和現任重慶市公安局局長何挺都屬於後者,也有人從法律專業轉到刑事偵察專業,現任的公安部副部長楊煥寧就是從法律轉刑事偵察。
刑事偵察專業的學生畢業後由公安部統一分配在全國公安系統工作,高光俊1983年畢業後,公安部從97名畢業生中挑選11人到北京公安部,高光俊是其中一人,他被分發到北京中央人民公安學院(現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的公安二室(現偵察系),教授刑事偵察,期間高光俊曾參加中國公安統編教材委員會的系統教材編寫,且有近一年的時間在北京公安局工作。
1989年的64天安門事件中,高光俊因為策劃北京警察上街遊行,於1991年被逮捕,之後成功逃脫,1993年抵達美國,繼續攻讀法學碩士,之後考取紐約執業律師執照,從事法律工作至今。
由 於西南政法學院許多學生畢業後都服務於中國的重要機關,高光俊在中央人民公安學院培養出的學生,如今也幾乎都在中國公安系統工作,因此高光俊所認識的中國 法學界,特別是公安系統人士較多,加上王立軍、薄熙來事件的發生地,正是高光俊求學之地,重慶的公安法司人員有八、九成畢業於西南政法學院,因此高光俊對 薄王案有更深一層的瞭解。
王立軍事件疑點
1. 王立軍主動走出領事館?
目前高光俊經手的移民案較多,特別是政治庇護一項,高光俊本身也是透過政治庇護的方式移民美國。王立軍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目的就是尋求美國的政治庇護,但30小時候,王立軍離開美國總領館。
高 光俊對《大事件》指出,王立軍尋求美國政治庇護一事,美方說法是,並未明確拒絕王立軍,而是王立軍主動離開,這說法不大可信,因為王立軍已感覺到生命受威 脅,他從重慶跑到成都,就是希望得到美國的保護,且外頭有大批軍警包圍、前途未卜的情況下,王立軍即使被北京帶走,也肯定被關入監獄中。
高光俊認為,王立軍帶了方方面面的資料進入美國總領事館,就是作為交換政治庇護的條件,而重慶有10多家外國領事館,王立軍選擇美國,而不考慮其他國家,可能原因就是美國更有影響力,更有能力與中國打交道。將希望全寄託於美國總領事館的王立軍,如何會主動走出領事館?
2. 美國領事館沒有接受政治庇護的義務
我覺得美國沒有給王立軍政治庇護,是完全正確的決定。高光俊對《大事件》指出,按照美國領事館的管轄範圍,領事館沒有接受政治庇護的權限。美國規定,申請政治庇護者,人必須在美國境內,美國領事館或許能勉強稱為美國領土,但條約也明確指出,領事館並沒有接受外國公民政治庇護的義務。
當牽涉到兩國政治、外交關係時,美國的法律規定也可以有例外,高光俊說,方勵之事件就是一例,但當時美國總領事館並未直接給與方勵之政治庇護,而是等方勵之抵達美國後,美方才完成政治庇護的手續,且當年國際間給與的人權壓力也不同,美國政府願意不惜代價達成許多協議。
高光俊對《大事件》解釋,現在於美國申請政治庇護的中國人,申請通過後,如欲讓家屬也到美國,美國領事館的作法是給與家屬兩個包裹,一個包裹給中國的海關看,名義可能是到美國訪問、探親,另一個包裹是給美國海關看,顯示其為政治庇護者的家屬。
如國不能申請政治庇護,又想尋求美國政府的保護,第二條途徑就是申請難民。難民是聯合國制訂的計畫,美國也參與其中,聯合國在泰國設有難民辦事處,但成都沒有難民辦事處。高光俊解釋,雖然美國領事館有時也是保護難民、政治人物之地,但極少發生這種情況,多半為戰爭時期,如越戰時,大量南越難民逃到美國領事館中,美方甚至派飛機將難民接到美國,但這些人也是抵達美國後才完成法律手續。
3. 王立軍不符政治庇護條件
更關鍵的問題是,王立軍不符合申請政治庇護的條件。高光俊對《大事件》表示,申請美國政治庇護,首先是因為受到政治、宗教、種族等方面的迫害,生命受到威脅,這點王立軍勉強說得上,但還有一點,如果申請者曾經參與迫害他人,則美國不會給與政治庇護。
王立軍是公安局局長,尤其在重慶的3年零8個月期間,在其手上受迫害的人、發生過的命案不計其數,美國怎麼可能給這樣的人政治庇護?在高光俊接手的案子中,也有位20多年經驗的派出所警察,雖然並未親自參與迫害人權之事,但因為他擔任戶籍警察,在申請政治庇護的法庭上,法官問:你做戶籍警察時,遇到計畫生育超生者怎麼辦時,被告知必須如實回答的這位警察,答道:如果遇到超生,會將名額上報,因此被法官和檢察官認定此人參與迫害之事,拒絕其政治庇護申請,此案目前還在上訴。
不只從法律規定上來說,美國不能給王立軍政治庇護,從外交上來說也不合適。高光俊對《大事件》指出,當時習近平就要訪問美國,美國沒必要因為此事得罪中國政府。
從實際情況來看,王立軍在領事館停留時,領事館外也被大量軍警包圍,高光俊認為,中共不致於闖入領事館內搶人,但美方可能一方面安撫王立軍,另一方面也與中國政府達成某種協議。從後果來看,我相信這件事中國政府更應該感激美國領事館的作法,因為成都總領事館始終都沒有暴露太多訊息,也沒有將王立軍硬收在領事館中。
部分美國國會議員批評奧巴馬政府所做的決定,認為應該給王立軍政治庇護,因為王立軍可能提供有價值的情報信息,如海伍德死因、中共內部運作機制等。高光俊對《大事件》表示,王立軍對國家安全情報的作用不是太大,他只是地方的公安局長,並非安全部官員。
從以上幾點來看,高光俊認為美國拒絕王立軍的政治庇護是很自然的事。
4. 王立軍其實有其他選項
有人認為,王立軍進入總領館是自保的唯一的方式,因為唯有將事情鬧大、引發國際關注,才有保命的機會。但高光俊說,其實王立軍還有很多其他的選擇。
王立軍對國際關係與法律沒有深入的研究,他並未考慮清楚走進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的後果。高光俊對《大事件》列出幾項更佳的選擇:
第一,王立軍做了2030年公安,應該想到,既然可以化妝逃出重慶,他也可以逃出中國。據悉,薄家三大臣:大連實德董事長徐明、前軍情系統人員于俊世、華彙人壽董事局主席馬彪25日 已先乘坐飛機從重慶逃往香港,後轉到澳洲,直到兩會前才回到中國,雖然王立軍可能目標較大、被監視的情況更嚴重,但仍可化妝逃出中國,例如從重慶進入聯合 國在泰國的管轄範圍,再與美國政府接觸,這時美國的態度可能不同,因為此時美國不必正面跟中國政府發生衝突,也不用擔心王立軍如果留在美國駐成都總領館, 幾年後都送不出去,等王立軍人到了美國領土後再申請政治庇護、考慮各種在中國參與迫害人權的辯護措施,機會都比較大。
第二,王立軍不應該直接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而是可透過各種間接方式先與美國領事館人員取得聯繫,會比最後軍警在領事館外對峙的情況好得多。
 王立軍(資料圖片)

副总理回良玉授意统杜青林与胡温对抗到底遭祸

【大纪元2012年09月08日讯】9月1日两大中央直属机构紧急人事任命,中央书记处书记令计划兼任中央统战部长,栗战书接任令计划的主任位置,原统战 部长杜青林“告老”退休。一天三任命,引起所有国际关注,尤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令计划的突然调职,外界意识到中南海再次海啸。

据海外阿波罗网最新的消息,事件涉及薄熙来被拿下后,江派铁杆、中国副总理回良玉、曾庆红仍鼓动前统战部长杜青林继续和胡温对抗到底。今年7月末,杜青林拿到了1644位老干部签名力挺薄熙来罢免温家宝的呼吁信,试图搞臭温家宝,但给自己招来大祸。

事实上是8月29日国航CA981航班 “神秘”返航事件发生后令计划临危受命,作为钦差大臣彻查统战部。

国航返航事件中,统战部负责台湾情报的一名丁姓女间谍试图外逃被捕,此女正是杜青林非常信得过的红颜之一。更是杜青林与副总理回良玉之间的联络人。

消息称,国航返航事件已经触及到江系重要人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与杜青林关系密切的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事后胡锦涛紧急命令,杜青林即刻双规,命大内总管中央办公 厅主任令计划紧急介入,彻底清查统战部。因为其中牵涉薄、王事件,统战部目前正遭大力整肃。

据悉,杜青林1992年受当时党魁江泽民的提拔,到海南任职。2001年8月又上调农业部任部长。2007年在周永康和回良玉的力保之下坐上统战部部长的位置。

从2008年开始,杜青林在回良玉主使下,在中共内部大力维护薄熙来的形象,推广重庆精神。并利用统战部的对外掌握的媒体资源和国际关系,为薄熙来造势。

日前网络上曝出,来自50国家600传媒老板及高管高调到访重庆与薄同台唱红歌,阵容强大,规模空前。

分析称,现在令计划紧急介入统战部工作,开始彻底清查。而且大内原总管藉机介入正好是为了日后卡位,由此可以看出令计划前途无量。

对于外电解读令计划调任统战部是被消减权力,阿婆罗网站分析认为,实际上统战部早已成为中共集总参、国安部等情报功能及海内外策反工作于一身的准特情部门。如此重要的部门当然要由胡锦涛的心腹来掌握。

根据《了望》杂志的数据显示,在2006年有15名省级党委统战部长“入常”,本轮省级党委换届后,这一人数已至22名,创历史新高,显示统战部门在省级党委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此前,“统战部还提出了‘有位更有为’的说法, 有可能中央统战部长与另两个主要职能部门中组部长和中宣部长,从此平起平坐。

(责任编辑:林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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