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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4日星期五

中石化女处长是官二代 堕美男计细节流出

【新唐人2013年1月4日讯】(新唐人综合报导)连日来,大陆爆出中石化集团和著名跨国公司安捷伦性贿赂丑闻。一名中石化张姓女处长中美男计,并且张姓 女处长招男妓过程也被曝光。现有媒体称,张姓女处长为官二代,人资产过百亿,父亲是中石化某大型子公司正厅级党委书记。


身家百亿女官二代中美男记

大陆媒体报导,张处长是官二代,父亲原是中石化下属某大型子公司正厅级党委书记,连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总经理王天普对她都要让三分。别的领导对她来讲根本不值一提。

她现在个人资产过百亿,光在世界各地的房产就有数百套,在瑞士、美国和香港等地的银行都有大量的黄金和存款。

有爆料人指,为夺武汉乙烯工程70多台色谱仪定单,去年初安捷伦销售女经理王某约见中石化的张处长,两人用过晚餐后,又去北京近郊一家奢华的阔太俱乐部,该俱乐部以为女富豪服务著称,其特色是有来自非洲的牛郎提供性服务。

据悉,王女和张女两人各选两个牛郎入房。欢愉之后,王提出要张在招标时关照安捷伦,并承诺付给张傭金,张满口答应。不料去年5月中开标时发现,安捷伦报价为260万美元,比另一家竞争对手高出20万元。

眼 看可能落标,王某无奈下将在鸭店的录像截图发给张女,进行要胁。张惟有暗中出招让安捷伦主动降价30万元,并选择开标两个月后才宣布安捷伦中标。为填补降 价损失,安捷伦又在张的暗中协助下,将其系统原本由别的公司提供的昂贵软体,换成安捷伦自己开发的软体,为此多赚40万元。

中石化〝俄罗斯艳女门〞

垄 断石油巨头中石化近几年来丑闻连连,在网友总结的《中石化十大丑闻》中,2009年爆发了〝俄罗斯艳女门〞事件排名第一,讲的是在中石化镇海乙烯和天津乙 烯两大项目中,美国的色谱仪厂商安捷伦为了拿到数千万元的订单,高价雇用了一对美丽的俄罗斯姐妹花送给了中石化的采购部门――中国石化国际事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事)重大工程项目协调处的一个官员。

这个丑闻曾在网上被疯狂炒作,最后被举报到美国司法部专管 FCPA(反海外贿赂法)的部门,美国司法部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确认,安捷伦公司在2000年至2010年的10年间涉嫌向中国客户行贿8700多万美元, 其中仅对中石化官员的行贿金额就高达3200多万美元,最终导致安捷伦公司全球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经理的辞职,在业界引起巨大震荡。

晋爆炸瞒报事故三大疑点 李小鹏被轰引咎辞职

【大纪元2013年01月04日讯】(大纪元记者陈怡莲综合报导)12月25日,山西吕梁山隧道发生一起爆炸事故,隐瞒不报后,被网民踢破。目前,外界舆 论质疑,瞒报如何实现,伤亡数字或存漏报,事故责任人是否仅限于项目经理,并质疑山西代省长李小鹏推卸责任,应该引咎辞职。 

质疑1:网传伤亡60人,是否漏报?

2012年12月25日14时40分左右,中铁隧道集团在山西临汾蒲县南吕梁山隧道实施爆破作业时,发生爆炸事故。之后工程负责人刻意隐瞒了4天,被网民在微博中披露后,山西官方才正式向媒体证实,这次隧道爆炸事故是一起被严重瞒报的责任事故。

山西相关机构初步调查显示,隧道爆炸造成8死5伤。但这一结果与此前网传的60人伤亡相差巨大。瞒报同时是否漏报,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质疑2:伤者为何送外省医院救治?
  
除伤亡数字,大陆网民还质疑,当地在事故后对伤亡者的处理疑点重重。

据侨报报导,山西省蒲县人民医院的值班医师表示,凡是通过120急救送来的病人,都会先在急诊处就诊。在他的印象中,事故发生的25日并没有收治隧道爆炸事故中的伤亡人员。
  
中铁隧道集团宣传部负责人曾表示,事故5名伤员中,被送往了不同医院。该负责人同时拒绝透露8名死者被送往的殡仪馆名字。

网 友歌手韩雅俊认为:吕梁山隧道爆炸,网传死伤60人,当地称8死5伤。伤者不在当地医治,却送几百公里外的河南救治!这让新月想起煤矿处理死伤的“经 验”:分散送外地,让重伤者拖死,一次性了结;让记者不能凑堆儿采访,无法准确统计伤亡数;方便事故方瞒报数字,对死者家属各个击破。

质疑3:责任推给小小项目经理?

据侨报报导,在此次瞒报责任事故后的追责中,工程项目4名负责人因涉嫌瞒报,已被刑拘。有大陆网民质疑,小小的项目经理部如何能瞒报这么大的事故?

而据南方报业集团下属的《21世纪经济报导》最新报导,2012年12月25日爆炸声隆,施工现场发生爆炸响了二十多下,当地警方曾迅速出警;而山西省安监局称其12月30日才获悉此事。

网民认为李小鹏推卸责任 应该引咎辞职

2013年元旦伊始,山西省代省长李小鹏来到事故现场表示,管理良好的央企瞒报事故令人震惊,他对有关部门这么长时间竟然没有察觉,感到自责。他强调,政府对瞒报实行零容忍。

有分析认为,李小鹏此举难为日后升迁捞取政治资本。而许多民众认为,李小鹏是在推卸责任,应该引咎辞职。

有民众表示,学学当年的孟学农!想当年,孟学农履职山西,痛苦的经历了他从政生涯中第二次“引咎辞职”;看今朝,李小鹏代理省长,“悲痛愤慨震惊自责”有何结局又做何感想?

李鹏威胁退党 换来李小鹏将转正

日前 ,李鹏之子李小鹏出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和代省长,引外界强烈反响。此前,中共十八大中央候补委员预选时,李小鹏一开始落选,最终通过做工作才当选,但只能排在最后一名,相当难看。

据导称,李鹏对李源潮未及时提拔儿子十分不满,在十八大前酝酿常委时,李鹏威胁胡锦涛“要退党!”终于换来李小鹏将转正。

此外,在十八大召开之际,海外放出消息,李鹏家族正在准备逃离中国,李鹏的儿子李小鹏、李小勇和女儿李小琳目前正在积极将财产转往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由于金额过大,引起澳大利亚防范洗钱的政府机构澳洲交易报告及分析中心的注意而将消息反馈给中国。

有分析指,李小鹏从政背负两大原罪,一是其父李鹏在“六四”期间的表现让自由派至今耿耿于怀,他们奈何不了李鹏,便将气统统撒在李小鹏身上;另外,李家在电力行业的垄断地位也让人诟病。可以预期,李小鹏即使上位成功,今后的发展也必定是举步艰难。

(责任编辑:肖笙)

李小鹏引火烧身 被《人民日报》直接敲打

【大纪元2013年01月04日讯】(大纪元记者方晓报导)山西省的南吕梁山铁路隧道爆炸事故,因为性质恶劣的瞒报,持续引起媒体和外界关注。山西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李小鹏放“马后炮”,高调称“感谢网友的举报、震惊自责”等作秀姿态,引来各方质疑和负面评论。1月4日,中共《人民日报》的报导一针见血地直指,“封锁是最大的炒作、最大的负面新闻。与其感谢网友、微博的举报,不如反思那种遇到问题就掩盖、就封锁的工作态度和方法......。”该报导并质疑“谁是瞒报”主谋!

《人民日报》:项目经理瞒得了吗?谁是主谋?

山西官方的通报称,2012年12月25日14时40分左右,中铁隧道集团二处山西中南部铁路通道六标项目部第六分部的工作人员在实施爆破作业时,违章操作出现事故,在隧道中发生爆炸事故,造成8死5伤。项目部经理瞒报事故。

《人民日报》2013年1月4日以“媒体质疑山西事故瞒报主谋:项目经理瞒得了”为题报导称,2012年12月25日发生的事故,到政府那里竟然已经是12月30日。山西省安委会在通报中认定,“项目部经理未向相关部门报告,涉嫌瞒报。”

文章说,“假如不是网友通过微博透露消息,恐怕这一事故会被神不知鬼不觉地隐藏起来。”文章又提出质疑:一个项目部经理会隐瞒事故?他隐瞒得了吗?隐瞒事故对谁的好处最大?

《美国之音》报导称,中共传统上有一种做法,在发生重大责任事故后,相关部门的上级主管领导往往乌纱帽难保。2005年11月,吉林松花江发生了工业意外引起的苯污染事件,迫使当时的中国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辞职。这次山西爆炸事件后,4名责任人虽已被控制,但一些网民仍然认为李小鹏把责任推到央企身上,是推卸责任,应该引咎辞职。

当地政府知情 却由网络捅开 《人民日报》:莫大讽刺

《新华社》报导称,山西省代省长李小鹏2013年1月1日,李小鹏在事故发生地开现场会说,“对央企发生事故瞒报感到震惊。对各级政府、相关部门这么长时间竟然没有察觉感到自责”。现场工作会议上,李小鹏高调斥责下属官员,称对事故“零容忍”等。

而大陆有媒体踢爆,当地一村民说,爆炸发生后,当地警察到了现场。而当地派出所一位值班警察说:“当天的出警我们有记录,但不能对外透露,这是我们内部的事情,属于机密的东西。”蒲县公安局则拒绝受访。

这一说法已经揭穿李小鹏在现场会上所称的“各级政府、相关部门这么长时间竟然没有察觉”是谎言。

《人民日报》的文章更直白指出,“公安属于政府部门,假如公安知道的话,也就是政府知道;而假如公安或医院知道,最后导致事情公开的,不是政府部门,而是网络,那这是不是莫大的讽刺呢?更主要的是,还是回到问题的原点,谁能隐瞒得了、隐瞒对谁最有利,弄清这才是根本。”

《人民日报》:感谢网友不如别掩盖、封锁

李小鹏事后在事故现场的公开表态还称,举报人、网友通过微博、短信、电话向政府举报,代表山西省政府向网友的举报表示感谢。

《人民日报》的报导则称,“再次重复,互联网时代,封锁是最大的炒作、最大的负面新闻。在这一事故上,与其感谢网友、微博的举报,不如反思那种遇到问题就掩盖、就封锁的工作态度和方法,面对这么多的隐瞒事故最后都让事情更糟的教训,什么时候能真正改变。”

《炎黄春秋》遭封

《炎黄春秋》新浪微博发出一下信息:

炎黄春秋网被突然注销。今天(1月4日)9时左右网站被关闭。去年12月31日分别收到署名为“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备案系统”的短信和邮件:“您备案信息中的网站炎黄春秋网已被注销,该网站的备案号京ICP备08100492号-1已被收回。特此通知!”通知中没有注明网站被突然注销的原因。详情本刊正在了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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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2013新年献词: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的弊端日益显露,社会不安定因素逐渐积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当务之急。但政治体制改革如何进行,众说纷纭,迄今没有共识。古语云:谋定而后动。没有共识,何以定谋?所以,我们当今的政治改革“稳妥”有余,“积极”不足。

    其实,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已经存在。这个共识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虽然现行宪法并非十全十美,但只要把它落到实处,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前进一大步。

    《宪法》第5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第62条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15项职权;第63条有罢免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权力。《宪法》还规定了国家行政机关、审计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大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国家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没有成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宪法》的这些规定没有落实。

    《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和继承权”。如果这一条落实了,就不会有层出不穷的侵犯私有财产的恶性事件。

    《宪法》第33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如果这一条落实了,“暴力执法”、 “暴力截访”等恶劣行径不会如此猖獗。

    《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等多项自由。如果这一条落实了,对传媒的种种非法限制就不会存在,更不会“以言治罪”。有了言论、出版自由,对权力腐败也就有了必要的舆论遏制。

    《宪法》第37条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这一条如果真正落实,就不会有重庆式的“黑打”和北京安元鼎式的迫害访民的黑监狱。

    《宪法》第126条规定,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如果这一条落实了,就不会有那么多不受理、不立案,就不会有那么多冤假错案。

    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一套对权力制衡的制度体系,就是要切实保证公民权利。《宪法》中有很丰富的保障人权、限制国家权力的内容。将《宪法》和现实对照,就会发现现行的制度、政策、法令和很多政府行为,和宪法的差距十分遥远。我们的宪法基本上被虚置。

    任何一个法治国家,在政治体制的设计上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将宪法虚置,不仅是对中国人民的失信,也是对国际社会的失信。国无信不立,宪法失信的状况必须改变。十二大以来的党章都有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就是“党在法下”。 “党在法下”是重要的宪法原则和政治原则。做到了“党在法下”,就能避免宪法层面的名义制度和运行层面的实际制度相悖而产生的种种弊端。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宪法的权威至高无上,依照宪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会、也不应当有争议。

    既然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我们就应当行动起来,将虚置的宪法变成现实的制度体系、法律体系,就应当将现行一切违反宪法的制度、法令、政策改变过来,使其与宪法一致。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体制改革实质是一场“维宪行动”。

    徒法不足以自行。落实宪法,必须有相应的制度保证,例如建立宪法审查制度:或者建立宪法法院,或者在人大设立专门的委员会,或者将宪法司法化。建立落实宪法的制度,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尽管现行宪法并不一定完美,但是,只要我们将这部宪法落实了,政治体制就会前进一步。在政治进步的基础上,将来修订宪法,再将新的宪法修订条款落实到政治制度中。如此这般,就是渐进式改革。这种渐进式改革,就是通过宪法途径不断改善政治制度。

    多年将宪法虚置不仅给少数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还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维宪行动”必将遇到重重阻力。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广东视察时表示:我们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只要有这种精神和魄力,全民努力,上下互动,“维宪行动”一定会成功。

    新的一年,新的领导集体,新领导人一些新的作风令人高兴。在新的一年,千头万绪中我们最为期盼的是,在落实宪法上有切实的行动。

    民主化,市场化,是浩浩荡的世界潮流,也是中国必须完成的两项任务。建立民主制度是先驱们百年来的梦想。我们在纪念这两个重大节日的时候,也得有前人那种勇气:把民主化大胆地提上日程,把先驱们的梦想尽快变成现实。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提法符合国情,顺应民意。我们完全支持这一提法。

    为什么把“积极”放在首位?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邓小平在1986年就说过:“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证经济改革的成果。”25年后重读这段话,倍感深切。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上,权力缺乏制衡,今日中国的公权腐败已经让社会难以忍受,成为全民感到剧痛的社会癌症。权力进入市场,参与或控制了市场交易,就不可能有公平。腐败,不公平交易,使得社会财富向有权力的人集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由于行政权力过度干预经济和社会,底层百姓提高社会地位的通道堵塞大半,社会阶层趋于固化。近30年经济发展虽然很快,但原有的增长方式不可能持续。而增长方式难以改变,其深层原因还是政治体制。以上种种,使得群众不满情绪日益增加,群体事件此起彼伏,社会矛盾已经相当尖锐。

    社会矛盾要靠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快,社会矛盾的积累速度就慢;政治体制改革速度慢,社会矛盾的积累速度就快。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矛盾就会快速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有可能出现爆炸式的危机。因此,对政治体制改革持消极态度,会把中国推向危险的地步。这正是五中全会提出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所在。

    怎样才是积极的态度呢?首先在改革目标上要尽快取得共识。要取得共识,就得允许人民讨论。退一步说,如果在总目标上一时难以达成共识,可以先落实邓小平在1980年代讲过的和在以后各次党代会通过的政治改革承诺。如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解决权力不受制衡的问题,确保党在宪法限定的范围内工作,扩大党内民主等。不采取具体措施落实这些已经通过的决议,显然不是积极的态度。在落实这些的基础上,对一些有利于民主的改革应该积极推进。例如放松舆论控制,落实宪法给予的公民言论自由;按层级逐步废除干部任命制,让民众选贤任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赋;等等。

    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执政集团的作用当然十分重要。但每一位公民也责无旁贷。民主制度的基础是每个公民的权利。民主就需要用个人权利来制衡公共权力。一种好的政治制度是各种力量均衡的结果,不是按照某种政治理想设计而建立的,也不是等待某一位英雄哪天一个命令就能建立的。权势利益集团只有感到无法维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妥协。所以,发展民间民主力量,加速民间力量的成长,才是最为关键的事。专制和独裁只有在大多数民众的公民责任心没有觉醒的条件下才能存在。进行公民教育,唤醒公民的权利感和责任感,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紧迫的任务。

    作为知识分子,既要保持独立性和批判性,也应当有建设性。要尽可能从现有体制内部实现和平转型。既要大胆揭露和批判公权的腐败方面,也要维护政府善治的权威。政府和民间良性互动,稳步演进,是建立新的政治体制的最好途径。

    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有风险的。为了把改革造成的震动控制在社会可以承受的限度以内,必须稳妥。所谓稳妥,就是不能过于激进,不能过于急切。所谓激进,就是改革方案脱离现实太远;所谓急切,就是改革的时间表安排得过于紧迫。中国近百年来吃激进和急切的亏太多了。激进和急切可能使社会失控。一旦社会失去控制,处于无政府状态,专制者就会应运而生。因为专制是结束混乱、建立秩序最有效的手段。那些不堪忍受无政府状态的老百姓,就会像欢迎救世主一样欢迎专制者。如果是这样,中国就会堕入暴民和暴政相互交替的恶性循环。

    民主化,市场化,是浩浩荡的世界潮流,也是中国必须完成的两项任务。今天,市场化已有了一个框架,而民主化还有遥远的距离。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我们的先驱做出了重大选择。建立民主制度是先驱们百年来的梦想。我们在纪念这两个重大节日的时候,也得有前人那种勇气:把民主化大胆地提上日程,把先驱们的梦想尽快变成现实。

    “十二五”规划提出,改革要搞“顶层设计”。那么,什么样的顶层设计可以“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1978年,如果这样问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恐怕无人能答。直到20年前,1992年1月,改革开放13年之后,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回顾历史,才总结出堪称“顶层设计”的三句话:允许看,大胆试,不争论。

    允许看,是对怀疑或反对者的宽容。大胆试,是对改革者的鼓励。不争论,是避开“姓社姓资”的责难。三句话一出,稳住了两个不利因素,调动了一个积极因素,三五年间,局面一新。

    邓小平说:“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我们不妨接上一句:经济体制改革是如此,政治体制改革也应如此。

    中国社会的基本格局是官强民弱。经济体制改革,包产到户,民间一冲再冲,官方寸步不让20余年。但是,各地各层总有一些思想解放、尊重民意的干部,在邓小平的顶层设计之下,最后闯关成功。政治体制改革,意识形态阻力远小于当年的农村改革,广大干部极少有反对民主宪政的,可是真改起来,个人或部门利益难免受损,阻力重重在所难免。但是,各地各层,条条块块,不管是为了理想,还是出于权力或利益考虑,总有一些干部愿意改革。邓小平那三句话,既可稳住大局,又鼓励局部突破,碎步前进,很适合这种利害格局。

    这是如水随形的顶层设计。想不想改革,能力高下,阻力大小,动力强弱,时机好坏,利害如何,第一线的当事人最清楚。于是,第一线当事人获得授权:你可以看,也可以在适当时机大胆一试。如果成功,可望获得奖励,担负重任。至于舆论环境,现在和30年前不同,人心所向,潮流所趋,有利于调整官强民弱的格局,顺势而为地将“不争论”改为“可讨论”,改革者更容易获得舆论的支持。总之,授权当事人自主选择,在阻力最小、动力最强的地方突破,并为此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这就是邓小平的顶层设计的精髓。

    这种设计体现了对广大干部的信任,也包含了对人民群众的信任。民众同样要看,要试,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对此不但不该打压,还应支持和推动。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里提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知情权和监督权包含了“允许看”,参与权包含了“大胆试”,表达权包含了“可讨论”。

    在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里,胡锦涛一方面要求保障“四权”,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另一方面要求制约和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各级党组织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前者指向民主,后者指向宪政。这些要求,顺应潮流,合乎民心。不过,回顾以往,盘点得失,官强民弱之势未改,实现民主宪政依然任重道远。

    今年下半年,中共十八大将有重大人事更替。交接之际,重视维稳,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改革发展中的维稳——积极维稳,也有停滞甚至倒退中的维稳——消极维稳。为维稳而维稳,维稳就成了顶层设计,就有停滞倒退的可能。有了邓式顶层设计,维稳才具备改革开放的灵魂。

    回想当初,本届领导班子以学习宪法亮相。离任之年,如果推出一个促进民主宪政的顶层设计,可谓善始善终,继往开来。既可防止停滞倒退,又能为心怀改革理想的干部提供一个机会:形格势禁,即使办不成大事,总可以从自身做起,在公布财产等方面有所作为。18世纪,奥地利女王泰蕾西亚搞不成土地改革,还能宣布在哈布斯堡王室领地上取消农奴制。1861年沙皇签署解放农奴宣言之前,托尔斯泰等许多俄国贵族已在自己的庄园里尝试废除农奴制。堂堂世界第一大党,8000万中共党员,难道会在封建贵族面前自惭形秽吗?

    我们翘首期盼。

   

“习近平时代”隐忧分析:对改革不要太过期待

习近平上任以来已多次谈到改革,他在上任之初重走小平南巡之路的举动更是让人充满期待。习的表现迎合了中国当前的政治气候,体现了国内各界对必须拓展深化改革的广泛共识,展现了一个“红二代”领导人的气魄。
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无论是在深圳表示“改革要有新开拓”,还是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就推进改革开放提出的“五点意见”,习近平都是在泛泛表述改革意愿,在强调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对更具实质意义的改什么、往什么方向改、怎么改等问题,和高层数年来在改革话题上的表态一样语焉不详,并未给出明确答案。
过去十年,无论是胡锦涛还是温家宝,都多次谈到改革,胡锦涛还把改革范围归结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改革等四大门类,而温家宝更是把话题聚焦,连续十多次高呼“政改”。如果再往前推,三十多年来,从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朱镕基,到陈云、李鹏、邓力群、丁关根,任何一个哪怕最保守的领导人都谈改革,都公开表示支持改革。但真正有没有改,改了什么,改的效果如何,各界评论见仁见智。
可以这样认为,自邓小平时代开启以来,“改革”二字在中国已成为最大的政治正确,成为官方高层最保险、最冠冕堂皇的政治用语。党内外形形色色的利益群体,即便是改革的反对者们,即便是在“六四”后极左思潮回归的萧杀氛围下,也会把改革的旗帜抗到肩头,用“改革”二字来为自己驱妖降魔、吆喝开路,薄熙来、卢展工都是这样。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改革和反腐败一样,已成为一个政治上的统战工具,成为道义上的制高点。任何领导人只要占领这个制高点,做出愿意改革的姿态,即便完全没有改革的诚意或行动,也能立刻忽悠出一批追随者。
三十多年的政治实践已经将“改革”二字锻造成一个长盛不衰的神圣话题,但考察自邓小平主政以来三十多年的中国政坛,真正在改什么、往什么方向改、怎么改等更为关键的问题上有动作的,在高层只有邓小平、胡耀邦、朱镕基等堪称表率。胡锦涛执政后期在社会再分配领域和政治局常委会构成上进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改革,但其范围究竟有限。如今,习近平的改革到底囊括何物,到底要有什么新开拓,要改什么,要往什么方向改,要怎么改等等,在这些更为关键的问题上,还有待更多观察,才能得出结论。
习近平刚刚上任,他已经展现出了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应有的气度,但有关他的价值观取向及政治立场等还不够清晰,他到底是左还是右,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是蒋经国还是戈尔巴乔夫,是“年轻版邓小平”转世还是“微缩版毛泽东”再生,都还裹挟在新君上任刮起的旋风中混沌不清,我们不能因为他谈了几次改革、下了一次广东就过早下定结论。老牛认为,对“邓小平时代”政治生态的解读分析,是我们对“习近平时代”的改革不能过早期盼的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习近平时代”的改革和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复出后的改革阻力不一样,今天的改革阻力要远大于当年。习近平能否战胜改革的阻力,能否展现出改革所需的魄力还无从得知。
文革结束后,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束缚,所以邓小平透过意识形态上的公开辩论,用“解放思想”为突破口,扭转了执政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过时意识形态,进而推动了改革开放。因为邓小平在党内的权威地位,加之毛泽东频繁发动的政治运动已被执政党上层集体厌恶,与西方经济社会差距的拉大又刺激了执政党的政治神经,所以改革的开局进展相对顺利。
今天的改革也有意识形态上的阻力,但意识形态在今天的束缚主要集中在对改革领域的选择和改革方法论的制约上,已经不是最大阻力。改革在今天的最大阻力,主要来自既得利益集团,而执政党恰恰就处在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核心位置,是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绝对主力。这和美欧不同,美欧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两党政治利益之争和院外利益集团的游说压力,而中国改革的阻力则主要来自执政党自身。
不论习近平是否愿意公开承认,都必须实事求是的认识到这个现实:在中国,围绕执政党为核心,已经形成了一个囊括贪官污吏、高官家属近亲、垄断性央企管理层、资源性行业管理层及相关寄生群体为核心的庞大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垄断着社会经济利益、把持着国家政治权力、掌管着舆论宣传工具、左右着国家方针政策的制定执行,决定着外部监督的能力意义,这就决定了任何一项哪怕是最细微的改革,只要是触动了这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就很难得到推行。
举例来说,因为劳教制度改革触及到地方政府和官僚政客维护社会表面稳定、打击消弭批评声音的利益,这个改革已经无疾而终;因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触及到贪官污吏、垄断性央企和资源性行业管理层集体利益,这个改革已经有名无实;因为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改革触及到高官近亲家属和几乎所谓共产党大小官僚的集体利益,这个改革到今天还和二十年前毫无二致;因为计划生育改革触及到各级计生委的政治利益,超生罚款也已成为地方政府的“钱袋子”,所以明明人口结构已经到了必须放宽生育二胎的程度,这项改革就是无法推行下去。
对中国政治有观察者还必须认识到,因为改革开放在经济上取得的成绩,一股骄傲自满情绪也正在滋生。这种情绪在北京从厅局到省部级以上的中高层官僚中都很有市场。不少人开始对外推销什么“中国模式”,热衷以“中国特色”为由排斥外部思维创新和制度创新,有点像鸦片战争之前晚清皇亲贵族对待西方科技、思想和坚船利炮的态度。更有甚者,体制内的一些既得利益群体和御用学者还为改革划出各种红线,一二三四五说的头头是道,这个不能改,那个不能碰,这和改革初期求知若渴、人心思变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改革取得的成绩,反过来已经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思想负累,高层领导人中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情绪,我看不乏其人。
对这些阻力,习近平当然可以向薄熙来学习,透过政治高压和舆论围剿,以裹挟民意的运动方式来予以破除。实事求是的讲,以习近平的政治经历,他可能不缺乏这个基因。但习近平个人应该非常清楚,薄熙来玩的这些措施的杀伤力极难掌握,譬如最近的互联网反腐就让中共头疼不已,同时运动式改革在政治上也面临极大的不正当性,在党内难以取得广泛共识,也不是一个现代派开明领导人应该采取的施政模式。
原因之三,在习近平时代,官僚政客的不负责任会加大改革的难度;公民社会的到来,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又缩小了改革的操作空间;改革进入深水区后的系统性与复杂性也远非当年可比;改革必须周密论证,小心谨慎,改革失败所带来的风险与损失,社会可能承受不起。习近平能不能平衡利益关系,是否具有领导改革所需要的能力还需要更多认知。
不久前沦为笑柄的异地学生高考制度改革就是一个案例,这件发生在十八大后的改革举动,对刚刚进入的“习近平时代”来说就是一个讽刺。
在这件事情上,教育部长袁贵仁把一个即不负责任又沽名钓誉的政客本性发挥的淋漓尽致。一方面,因为教育不公已经成为中国最不公平的领域之一,袁贵仁必须要对数千万流动人口及子女有所交代;另一方面,袁贵仁这个窝囊废又很清楚地认识到凭自己的能力根本协调不了各方利益,但他又生怕得罪京沪粤等地方政府,激起当地民众抗议,就不负责任的把改革的主导权扔给地方政府,做起了“甩手掌柜”,让流入地政府各自为政来制定本地的改革措施,由他来摘取这个改革果实。
袁贵仁其实非常很清楚,这项改革的要害之处,就是从京沪粤等流动人口相对集中的省市拿出部分录取名额给流动人口子女,统筹照顾到流入地学生和流动学生的公平教育录取权利,是从流入地政府嘴里掏食。所以,如果教育部做“甩手掌柜”,任由流入地政府来主导制定规则,这项改革就是与虎谋皮,只能沦为政客放屁!
事实证明,京沪粤出台的改革措施的确和放屁无异。高耸的壁垒将几乎所有流动人口的子女挡在门外,所谓改革已完全沦为坊间笑柄,成为袁贵仁拉的一堆狗屎。尤其是北京,以配套方案未出为由头,出台了一个所谓“过渡方案”,一竿子把改革支到几年之后。而依据这个过渡方案,到2016年之前,流动人口的子女即便满足各种苛刻规定,也只能考中职或高职,与正式意义的中考、高考仍然无缘。
评论人士已经指出,北京的这个所谓教育改革方案,完全是晚清“预备立宪”的翻版!是打着改革的旗号羞辱数千万流动人口及其子女,是在公然往习近平、李克强等人脸上抹黑,是北京教育当局的奇耻大辱,这项所谓“改革”给中共带来的恶名,比不改革带来的恶名更甚!
原因之四,“习近平时代”刚刚开始,领导人换届尚未进行完毕,对习近平的带班能力和平衡老人政治的能力尚需更多认识。
多维新闻最近发表了一篇题为《“习近平时代”到来了吗?》的文章,以反问语气分析认为“习近平时代”已经来临。更早的时候,多维博客有位叫“子牙”的博主,也连续发表文章,从习邓共有的历史断层和价值观层面分析,认为习近平是“年轻版邓小平”再生。
这两个论断都已得到观察人士广泛认可。从习近平上任以来的表现看,他也的确现实出了和江、胡两位前领导人不一样的气场,展示出了像邓小平一样强烈的改革创新精神。但无论如何,习近平才上任一个多月,他那套集合了各路神仙大佬的新班子还在磨合运作之中。
更为重要的是,前朝老人政治的影响力犹存。江泽民仍在频繁现身,胡锦涛还是国家主席,李鹏还在发挥政治影响力,吴邦国还在人大主事,温家宝还是国务院总理,李长春还是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这些在中国政坛一言九鼎的人物,在各自负责的领域内仍然是具有最高权威的“总统”,而习近平只是“集体总统制”下的领导人之一。
虽然胡锦涛以自身“裸退”送给习近平一个大礼,并在任内推动减少了“集体总统制”的人数,帮助习近平尽快巩固了权威。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无论是中共领导集体还是习近平个人,都有敬老传统,都有民主集中制这个决策制度,老人们会不会“消费”这个传统,同僚们给不给习近平这个面子,这即取决于其他人的配合,也取决于习近平个人的魄力。
举例来说,因为隐瞒SARS疫情,张文康、孟学农被免职,孟学农在山西当省长时因为泥石流事故,还被第二次免去职务。然而最近在山西发生的瞒报重大死亡事故的丑闻,李小鹏开口就把责任推到央企头上,连国务院的通报也力挺李小鹏无罪,称瞒报为央企所为。习近平能免了李小鹏的职务吗?
要知道这还只是习近平面临的一个极小的考验,在这个混合了各派代表人物、多代元老的庞大政治机器里担任共产党总书记要统合各方意志是个非常困难的差事,即便是等到明年3月换届结束,也难说习近平就能完全Hold住形势。在未来十年之内,习近平如何去平衡这些利益,如何在平衡的过程中推进各项改革深入并让人民群众普遍满意,仍然是个未知数。
必须认识到,今天的改革是一项更细致、更系统的工程,仅依靠魄力不行,还必须要有执政能力,要讲究科学细节,要注重利益平衡与调整。尤其在中共这个特殊的政治机器内部,任何一项改革举措,还必须要讲手腕、讲政治、讲时机。
以胡锦涛时期推行的政治局常委人数缩编为例,为推行这项看起来并不起眼的顶层设计改革,胡锦涛从第二任期伊始就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两大主题。五年以来,胡锦涛围绕这两大主题反复造势,前后铺垫,左右开弓,直到十八大前借助对手在薄熙来事件上出现的失误才把常委缩编落到实处。习近平虽然“红二代”出身,在推行改革上具有更多政治资源优势,但中共党内的政治文化、改革在今天的阶段性要求、公民意识的普遍觉醒,都决定了习近平时代的改革很难在大范围内迅速推行。

来源:多维牛泪

北京軍區3名高階將領異動

(中央社台北3日電)中共18大後,大陸軍方人事持續調整,北京軍區更換3名高階將領,分別是劉志剛任軍區副司令員,王健任軍區副政委,程童一兼任軍區政治部主任。

財新網報導,劉志剛原任內蒙古軍區司令員,王健原任濟南軍區副政委,程童一是現任北京軍區副政委。

北京軍區現任司令員為張仕波,政委是劉福連。

劉志剛今年57歲,河北易縣人,17歲入伍,一直在北京軍區服役,曾任原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辦公室秘書。

王健今年58歲,河南汝南人,曾任南京軍區政治部副主任,濟南軍區政治部主任,中共18屆中央候補委員。

程童一現年58歲,山東昌樂人,15歲入伍,曾在南京、北京等大軍區和總政治部服役,2011年任北京軍區副政委。

此外,隸屬蘭州軍區的第21集團軍前軍長何清成,日前已升任蘭州軍區參謀長。

孫和榮日前出任濟南軍區空軍司令員,他原任濟南軍區空軍副司令員;于忠福由空軍政治部副主任升任濟南軍區空軍政委。

团派领风骚:习近平、胡锦涛“三线布局”,江泽民退守上海

【新唐人2013年1月3日讯】(新唐人记者王海天综合报导)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台月余,展现出系列看似雷厉风行的新作风,令各界侧目。尤其在人事布局 上,习近平与胡锦涛结盟对抗江泽民的〝余热〞不散,以中央、国务院、地方〝三线布局〞全面〝围剿〞几位江系色彩的常委,令江系势力步步减缩,江泽民只能全 力退守上海。

十八大人事布局暗行胡锦涛策略?

据台湾《联合报》2日刊发报导称,据悉胡锦涛在十八大前制定了〝放弃 前五年,争取后十年〞的策略,如今该策略正一步步执行。江泽民系虽在政治局常委层面占据上风,但政治局委员及地方人事仍由团派占优势,而即将出台的国务院 人事安排预料也是团派天下。江泽民的势力正被一步步压缩。

报导说,习近平上台后,,陆续对省级地方党政官员进行了两批调整,十一个省区直辖市〝一把手〞全部〝到位〞,其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历来罕见。

分 析指,习、胡〝新结盟〞已形成中央、国务院、地方〝三线布局〞,几将江派人马排除出政治局及地方层面。团派新星全力卡位,占据中央、地方要塞,甚至已形成 〝地方、中央包围政治局常委〞的形势,其目标直指五年后的二○一七年〝十九大〞,胡锦涛〝放弃前五年,争取后十年〞的留前斗后策略正在逐步实施。

地方、中央包围政治局常委

《联合报》报导指出,十八大的人事布局共有三波,继第一波七名政治局常委亮相尘埃落定后;第二波为地方〝一把手〞大换班,基本上已完成;第三波中央机构、国务院部委领导换届,将在二○一三年二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至三月〝两会〞后完成。

报导认为,第一波的政治局常委层面,太子党与江系占据上风,胡锦涛的团派只余下李克强一人独撑。但在二十五名政治局委员中,团派或新生派明显占优势。其中团 派色彩浓厚的共有九人,加上由胡提拔的军方代表范长龙及许其亮,则有十一人,几近半数。相比之下,江系势力则大减,目前仅有孟建柱与韩正两人,而且五年后 孟建柱还要退下,仅剩的韩正虽有机会更上层楼,但概率并不高。

十八大前,曾有多家媒体报导称习、胡联手〝倒薄〞,十八大后,种种迹象显示习胡再度结盟,在第二波地方大员人事布局中始终占据主导,十一个省、区、直辖市在一个月内调整了党委主要干部,结果仍由团派占优势,江派人马几乎全被排除在外。

报导分析说,十一名地方〝一把手〞中,有七名属团派,分别是执掌天津的孙春兰、吉林的王儒林、陕西的赵正永、浙江的夏宝龙、福建的尤权、广东的胡春华,以及 广西的彭清华。江派在习胡攻势下只能收缩地盘,全力退守上海这个〝最后堡垒〞。此前,被指江绵恒财政〝管家〞的杨雄被破格反常提拔,显示江系已有困兽之 态。加上由韩正任市委书记,〝上海帮〞暂时仍可维持艰难局面。至于其余两名〝地方大员〞——重庆的孙政才及内蒙古的王君,其派系色彩较不明显。

分析还指出,在即将到来的〝两会〞中,将进行第三波中央机构及国务院部委领导换届。目前可以肯定的是,李克强铁定当总理,汪洋及刘延东将出任副总理,有此团 派三名大将掌控,再加上习近平的〝默许〞及可能做〝政治交换〞下,即使张高丽出任第一副总理,仍有被架空之虞,国务院预料仍将是团派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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