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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23日星期六

外媒:薄熙来抗拒姿态妨碍走过场的审判

文章来源:
薄熙来抗拒姿态妨碍走过场的审判
  一位早年起就同薄熙来共事的人士说,尽管薄熙来毫无疑问将面临政治上的死刑,但是在处理薄熙来案件中受到挑战的是中共而不是薄熙来。

  中共的“烫手山芋”

  一位早年其就同薄熙来家庭在中南海就有密切联系的人士说,“死猪不怕开水烫”,“现在是中共手里有个烫手山芋。”

  他认为中共领导层应该遵循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先例。赵紫阳就未经审判被软禁一直到他去世。中共当局对不改悔的高级领导人并不能使用刑讯逼供。
  
  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寻求庇护,而且向美方透露薄熙来的夫人谷开来用毒药谋杀了英国商人海伍德

  加诺特的文章说,可能成为中国的“世纪审判”的薄熙来案件现在似乎面临重重困难,路透社周四晚上报道说,薄熙来现在蓄起到胸前的长须,而且进行绝食抗议,因此薄熙来被送到了医院。

  另据《周末澳大利亚人报》报道说,在秘密地点被关押、现年63岁的薄熙来两次进行绝食,并且被强制喂食,他蓄起长须,而且拒绝同审讯官员配合。

  报道还说据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记者透露,薄熙来拒绝回答问题,而且用拳头敲击桌子,告诉审讯官员他们没有资格审问他,并且让他们走开。

  健康状况不佳

  约翰·加诺特的文章说,同薄熙来家族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虽然对有关报道的准确性存疑,但是他们证实了薄熙来健康状况不好,而且对当局基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曾经发声呼吁反对薄熙来在重庆“打黑”的作法的贺卫方律师说,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法庭程序是走过场,像演戏。

  因此他认为这种走过场的审判需要事先排练,需要薄熙来对法庭宣判采取配合态度。如果薄熙来不顺从,当局就不敢进行公开审判。

  《周末澳大利亚人报》报道还说,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受处置的前中共高级官员鲍彤说,如果当局能够有效处理像薄熙来这样的大人物,那么他们就会增加人民对党的信任。但是鲍彤认为中共领导人并没有想清楚这点。

  “收缴大量现金”

  据约翰·加诺特说,薄熙来以前的一位同僚说,薄熙来的领导能力使他成为新领导人习近平的潜在威胁。薄熙来去年3月15日被撤职,之前他手下的重庆市公安局负责人王立军进入成都美国领事馆寻求庇护,而且向美方透露薄熙来的夫人谷开来用毒药谋杀了英国商人海伍德。
  
  薄熙来的夫人谷开来已经被判刑

  去年谷开来和王立军被判刑,在去年9月薄熙来的命运似乎被确定,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指责薄熙来参与了谋杀海伍德的行动。薄熙来还没有受到正式指控,尽管调查进行了很长时间,但是许多细节仍然含混不清,而且受到质疑。

  一位薄熙来家庭的朋友说,薄熙来案件在下月两会进行后会按照计划进行,因为当局已经从薄熙来北京的家中找到2270万元人民币,而且用对薄熙来出示同他关系密切的徐明的供词。

  这位薄熙来家庭的朋友有自由主义倾向,他对薄熙来的案件十分了解。他说,面对人证物证,薄熙来可能会耍花招,或者发脾气,但是面对从其住所找到的大量现金,加上徐明的供词,薄熙来必须得承认。

  太子党聚会

  但是薄熙来的支持者、一名北京的教师王铮反驳了上述推论。她说有关薄熙来绝食的谣传已经出现很久了,但这不是真的。

  中共上次以违反法律罪行审判高层领导人的子女是在25年前,从某种程度说,那次审判开了一个审判其它政治家族成员的先例。

  薄熙来从前的好几位同僚说,薄熙来家族的支持者在春节放假期间在谷开来的母亲在北京的四合院寓所探望了她。但是他们很谨慎,并没有在薄熙来问题上作姿态。

  中国最有权势的三个政治家族的代表最近退出了一个定于周六晚上举行的太子党小型聚会,以避免使本来微妙的问题更加复杂。

  消息人士说,中国开发银行的负责人陈元,薄熙来的弟弟薄熙成,以及他过去的同班同学、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都没有参加聚会。

因去美使馆看电影 田野在吉林刑拘

    吉林省维权人士田野因应美国领使馆邀请去看电影,回来后被吉林省长领县公安局刑事拘留于看守所,希望各界维权人士及媒体紧急关注!

    田野先生电话:13264226610

    博讯来稿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揭秘江泽民私生子江传康

【大纪元2013年02月24日讯】前中共党魁江泽民江泽民到底和多少女人有染,恐怕对其本人来说都是一笔糊涂帐。江泽民如此淫乱,甚至到底有几个孩子也很难说清。有传江泽民除了原配生的两个儿子,还有一个私生子江传康。

江泽民的淫乱丑闻实在太多。除了众所周知的宋祖英、李瑞英、陈至立、黄丽满外,江泽民还在国外有情妇、嫖娼。

早在江泽民上个世纪50年代中留学苏联时,就勾搭上异国情妇克拉娃。江在当电子工业部部长时,第一次出国就在拉斯维加斯嫖妓。事后,那妓女对联邦调查局的警察交待说:那肥佬给的小费还真不少(当然江泽民用的是公款)。

80年代,江泽民作为上海市长访问美国旧金山期间突然想吃洋荤,说要尝尝美国女人的味道。当时负责江贴身警卫的一美国高级警官听了半天没缓过神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堂堂大国的第一都市的市长在外国访问期间会公开提出嫖妓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要求。十几年后,这位高级警官与几位好友在一家酒吧聊天时还不忘提起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江泽民搞淫乱不仅全部使用公款,而且公然将情妇提拔到高级领导岗位,而被江提拔成高官的女人又都死心塌地帮助江祸国殃民,甚至在各个领域里帮助江泽民祸害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和道德规范。江泽民的姘妇陈至立败坏教育、黄丽满搞腐败、宋祖英唱赞歌帮着掩盖国家危机、俄国情人克拉娃协助克格勃促成江泽民出卖中国领土。

江泽民私生子江传康

江泽民如此淫乱,甚至到底有几个孩子也很难说清。原配王冶坪给江泽民生了两个儿子:长子江绵恒(原名江民康)、次子江绵康。但是江泽民却有三子,另有一儿子江传康。

1999年12月17日《新闻自由导报》总第302期报导说,现年七十二岁的江泽民共有三子,长子江民康(绵恒)、次子江绵康,“养子”江传康。“养子”江传康,按族谱“康”字辈命名。但江传康从来没有出现在江家的合家团圆照片上。江传康是上海一名中层党政干部,据说是“610”办的负责人。

有分析指,江泽民说自己过继给了叔叔江上清,藉口是江上清只有两个女儿;如果江泽民收养一个养女,还勉强说的过去,因为他有两个儿子,但说江泽民嫌儿子少,又“收养”一个就是不知道能吃几碗干饭了。

《开放》杂志2000年12月刊也透露了这个消息。有人透露说,江泽民确实有私生子;从“江传康”这个名字来看,还真有点儿让人回味无穷。

(责任编辑:李文慧)

美国更多被“黑”企业浮出水面

NICOLE PERLROTH,纽约时报中文网

Steve Ruar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美国系统网络安全协会的艾伦·帕勒说,目前受到黑客攻击的公司,在跟风披露遭袭事件。

旧金山——过去几年里,黑客攻击了数以千计的美国企业,然而只有少数几家公开承认受到了攻击。大多数企业把在线攻击作为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来对待,最好瞒住客户、股东和竞争对手,担心披露遭袭事件会让公司股价下跌,并背上倒霉的名声。

很少有哪家公司会打破沉默,受到袭击的事件往往会由别人透露出来。然而,在过去的几周里,已经有更多的公司主动站了出来。Twitter、Facebook和苹果(Apple)都已宣布,他们受到了手段老练的网络犯罪分子的攻击。《纽约时报》上个月在头版刊登文章,披露了公司受到黑客攻击的经历。

这些公司的主动披露,反映了一些公司开始用新的态度衡量公之于众的风险和收益。虽然企业一度害怕股东因此提出法律诉讼,也担心会惹恼中国政府,但其 中一些不可避免地注意到,那些披露真相的公司因为其勇敢而受到了称赞,比如谷歌(Google)。一些公司担心,无法抵挡也许还在上高中的黑客们的攻击, 会让公司蒙羞。

不过,随着公布黑客攻击变得更加普遍,使自己显得愚蠢的风险也就降低了,有更多的公司抓住时机跟风公布了消息。

“现在有一种‘隐藏在噪音中’的效应,”非营利的在线研究和教育组织美国系统网络安全协会(SANS Institute)的研究主管艾伦·帕勒(Alan Paller)说。“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可以公开你受到黑客攻击的事实,因为如果你只是众多公司中的一个,公布这样的消息就不会那么显眼。”

2010年,谷歌曾警告一些Gmail用户(主要是政治活动人士),中国黑客似乎在设法读取他们的电子邮件。当时这样的披露还相当罕见。谷歌在公告 中说,同一组织针对的公司总数超过30家,谷歌只是其中之一。谷歌说,它发布公告的部分目的是为了鼓励其他公司也公开谈论这个问题。

然而在这些公司中,只有英特尔(Intel)和奥多比系统(Adobe Systems)不情愿地站了出来,但是都没有提供太多的细节。

本月,Twitter承认受到了黑客攻击,Facebook和苹果两周后也承认受到攻击。《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之后几个小时内,《华尔街日报》 (The Wall Street Journal)也跟着发表了一篇报道,披露该报也受到了攻击,该报认为攻击是中国黑客所为。《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也紧随其后。

不是每个公司都利用了这次掩护。例如,彭博资讯(Bloomberg L.P.)再三否认其系统遭到了中国黑客的侵入,尽管有若干消息来源证实,该公司的电脑感染了恶意软件。

电脑安全专家估计,有超过1000家公司最近受到了攻击。2011年,迈克菲(McAfee)的安全研究人员发现了被称为“暗鼠行动”(Operation Shady Rat)的大规模在线间谍活动,他们发现,在五年时间里有70多家组织受到了攻击,其中许多位于美国。

德米特里·阿尔珀洛维奇(Dmitri Alperovitch)当时是迈克菲负责研究安全威胁的副总裁,他说,“我相信,你能想到的任何行业里,任何一家有规模、有宝贵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的 公司,都已被侵入,或者很快会被侵入。绝大多数的受害者极少能发现已被侵入,也极少能发现侵入造成的影响。”
阿尔珀洛维奇现在是一家初创安全公司Crowdstrike的首席技术官,他说,“事实上,我将所有的财富世界2000强企业分成两类:那些知道他们已经被侵入的公司,和那些还不知道的。”

在这些公司里,还是没有几个会承认的。大部分曾一度出现在有关网络攻击的新闻报道中的公司和机构,都会拒绝确认攻击的发生,其中包括国际奥委会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 Mobil)、贝克休斯公司(Baker Hughes)、荷兰皇家壳牌公司(Royal Dutch Shell)、BP、康菲石油公司(ConocoPhillips)、切萨皮克能源(Chesapeake Energy)、英国能源巨头英国天然气集团(BG Group)、钢铁制造商安赛乐米塔尔(ArcelorMittal),以及可口可乐公司(Coca-Cola)。

一些公司也已经和谷歌一样采取了行动,以期在各自的行业里努力提高意识、加强安全,但常常收效甚微。2009年,一家大型的支付处理公司哈特兰支付 系统公司(Heartland Payment Systems)披露,它的系统遭受了一次重大的数据库入侵,可能已导致数百万信用卡、借记卡客户面临遭受诈骗的风险。这一举动十分罕见,是该公司不顾律 师的意见发布的。

哈特兰公司当时的首席信息官史蒂夫·埃莱凡特(Steve Elefant)说,“在那以前,大部分人都会竭力对入侵事件守口如瓶。我们希望确保这样的事情不会再次发生在我们身上,也不想在坏人试图将我们逐个攻破时,坐视它发生。”

哈特兰帮助建立了支付处理服务信息共享委员会(Payments Processors Information Sharing Council),分享行业内的安全威胁和入侵信息。

但此举没有让行业内的其他企业不再对各自的遭袭事件守口如瓶。去年,一家大型支付处理企业环汇公司(Global Payments)没有透露它曾遭受过两次重大的入侵,可能会影响数以百万计的账户,直到一位关注安全问题的知名博客作者报道了此事。即使到那时,它也没 有提供任何可以帮助其他公司增强系统安全性的细节。

上周,奥巴马总统签署了一份指令,鼓励政府和私人企业之间,增强网络威胁方面的信息共享。但是该指令属自愿执行,比较去年一份在国会搁浅的在线安全 法案,它的力度要弱。一家游说团体美国商会(Chamber of Commerce)提议阻止此项法案的通过,理由是这些规定难以执行。美国商会本身也曾遭到过黑客攻击。

周三在华盛顿,数位高级政府官员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来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他们敦促公司在被攻击时主动报告。

2011年10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发布了一部新的指导规范,其中明确提出了,上市公司应如何披露在线攻击,但是还没有几家公司因此而披露过此类事件。
雅各布·奥尔科特(Jacob Olcott)是一位在线风险专家,曾负责过参议院对披露行为的一项调查。他说,“实话说,从那时起,并没有出现大量的对网络安全事件的报告,尽管事实上这类事件显然在发生。”

奥尔科特说,最大的希望是,随着投资者开始更多关注此种威胁,他们会要求公司进行披露。埃莱凡特说,“我不指望这能很快发生。有一大批的律师会努力阻止公司透露入侵正在发生的事实,尽管入侵的确在发生。”
 
David Sanger自华盛顿对本文有报道贡献。翻译:曹莉、张薇

中国人口红利现拐点 劳动力人口比例下降


中共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下简称公报)。公报显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多年增长后的首次下降。 (WANG ZHAO/AFP)
 
【大纪元2013年02月23日讯】(大纪元记者高紫檀报导)2013年2月22日,中共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下 简称公报)。公报显示,2012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为135,404万人。其中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 69.2%,比上年末下降0.60个百分点,这是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多年增长后的首次下降。

与此同时,老年人口的比重继续攀升。公报显示,2012年中国大陆60周岁及以上人口19,390万人,占总人口的14.3%,比上年末提高0.59个百分点。

抚养比是衡量“人口红利”的重要指标。由于去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下降,老年人口比重攀升,在0-14岁人口比重与上年末基本持平的情况下,少年抚养比近30年来首次出现上升,而且老年抚养比也有所提高。

公报显示,2012年,中国人口总抚养比为34.9%,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少儿抚养比为22.2%,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是自1982年以来近30年的首次上升。老年抚养比为12.7%,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增幅与上年持平。

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所造成的经济成长效应。上述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出现拐点。

中共官媒《新华网》报导,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张翼认为,现在人口增长的速度放缓,老龄化速度加快。随着人口红利的变化,就需要调整相应的政策和策略,未来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任务就非常突出。

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会产生相应负面影响。

联络本文作者请发邮件到:gaozhitan@gmail.com
(责任编辑:姜斌)

英媒:中国有意容忍基督教在西藏传播 用心险恶

文章来源:
  日前,藏人新年礼拜纪念自焚抗议者。

  英国《卫报》周五(2月22日)发表记者乔纳森·凯曼的调查报道说,中国有意容忍基督教在西藏的传播。

  《卫报》记者乔纳森·凯曼在青藏高原边缘的青海省西宁市访问了一对西方传教士夫妇。这对夫妇刚刚搬进新装修的两室一厅。

  报道说,约有400名外国人居住在西宁,其中多数都是传教士。

  文章回顾,1949年毛泽东宣布西方传教士是“精神侵略者”,并将他们驱逐出境之后,传教在中国成为非法。

  所以,现今的传教士都以学生、教师、医生、生意人等身份作为掩护。而在以藏传佛教为主导的西藏,人们更加难以转信基督教。

  报道说,尽管如此,专家表示,经济环境的日益改变之际,如今基督教对西藏的影响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大。

  文章引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西藏问题专家罗比·巴尼特表示,传教士现象颠覆了西方对西藏的标准看法,即西方社会意图保护西藏宗教,而中国政府则试图破坏。

  巴尼特说,目前在华外国传教士的目的正好相反,他们想要用自己的宗教代替西藏的宗教。

  有意容忍

  作者采访的10余人说,中国当局选择性地容忍西方传教士,原因则从务实到可以说用心险恶。

  文章说,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传教士是对当地经济的福音—这些人要么从事利润丰厚的生意,要么在当地学校几乎不计报酬地教学,靠外国捐献补贴微薄的薪酬。

  报道说,中国当局在政治上信任传教士。传教士不愿公开批评区域政策,以避免阻碍他们的精神使命。

  文章说,中国政府可能欢迎基督教传教士作为藏传佛教的一种反作用力。

  哥伦比亚大学西藏问题专家巴尼特说,中国并不是要摧毁宗教,而是试图摧毁西藏宗教的特定部分—虽然二者并不相同,但是肯定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

实名举报“李春城”的原成都市金牛区公安局长申勇微博遭禁言

    李春城案,据传是被原成都市金牛区公安局长申勇,以实名举报而被调查的,但这位微博名为“人民警察申勇”的微博,却在微博上号召:被删帖被禁言封 号的朋友联合起来,搞清楚互联网管理办公室以及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到底是个什么组织和机构?从业人员哪里来?具备合法主体资格吗?执法标准是什 么?。。。
   
    实名举报“李春城”的原成都市金牛区公安局长申勇微博遭禁言
   
    2013年2月22日晚上22点32分“人民警察申勇”在自己的腾讯微博上发出一条帖子:我的新浪微博从去年6月28号至今年2月8号被无故无通 知禁言3次。全国被删帖被禁言被封号朋友能不能联合起来?互联网管理办公室以及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到底是个什么组织和机构?从业人员哪里来?具备合法 主体资格吗?执法标准是什么?。。。
   
    该贴截止23日18点54分被阅读了1.2万次。
   
    随后:“人民警察申勇”又说:
   
    20多年前,学生们反腐上了街,工人农民们当看客,在后来的国企改革中,工人们下岗了,成了最大的牺牲者,在后来的圈地运动中,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20多年后网民们反腐上了网,哪些人还在当看客?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
   
    “中共新一届领导层誓言反腐,序幕刚拉开,阻力就随之而来。反腐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对抗力量。应该说,这是一场腐败与反腐败的角力,正义和邪恶的对 决!执政党反腐仅靠党内力量,靠党的自我纠错还远远难以应对积重难返的腐败。相信民众,依靠民众,发动民众才是反腐制胜的真正力量!”
       
    之前,这位“人民警察申勇”还曾炮轰中宣部:人民警察申勇:炮打种癬部~我的一张大字报。70多天来,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衷心拥护党中央认真贯彻十 八大。但种癣部反其道而行之,站在既得利益集团立场上,围剿爱国爱党网民,压制正义言论,谎报网络舆情,破坏党群关系,甚至封杀中央声音,用心何其毒也! 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据人民警察申勇的新浪博客上介绍:79年任刑事警察,86年到春熙路派出所以后,该所1988年被公安部授予“全国先进公安派出所”并荣记集体一 等功;1989年任金牛公安分局领导以后1992年赢得了“全国优秀公安分局”光荣称号;个人也在公安工作期间,先后荣立二等功二次,三等功三次。
   
     2001年市委组织部和市公安局党组领导给我谈话,作为市公安局局级后备干部,根据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提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一般应当具有在 下一级两个以上职位任职的经历”的规定,让我到金牛区区委工作一段时间,多岗锻炼,保留人民警察身份,除了党的组织关系,其他所有关系都继续留在公安局。 因此我现在仍然是合法的人民警察。
    
      2003 年,我担任金牛区委常委,先后兼任区委政法委书记、区委统战部部长。2005年兼总工会主席以后2007年获得人事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表彰(四川唯一)的“全国工会工作先进集体”。
      
      10年来,我在不同的工作岗位注意加强学习,不断强化实践锻炼,使自己在思想觉悟、政治理论、实践能力和工作方法等各方面有了新的提高。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前美副助卿:共网军2年前已曝光

【新唐人2013年02月23日讯】本周美国媒体大幅报导,美国遭受的网络黑客攻击多与中共军方有关,并点名长期跟踪后发现的攻击源头是总参三部二局 61398部队。前美国国务院副助卿、〝2049项目〞总裁薛瑞福(Randy Schriver)指出,他们在两年前就已发表了相关报告,指出中共军方、尤其是总参三部在中共指挥下,进行的网络间谍活动。

早在2011年11月,华府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就曾发表一份有关〝解放军情报与网络侦察基础设施〞的报告,指出解放军总参三部和总参四部在中共迅速发展的的网络基地中扮演重要角色。

报告说,根据中共当局布置的任务,总参三部负责控制很多部门,监视外国联络,保证军队网络系统安全,对所谓优先目标进行全球性的网络监控。报告列举了总参三部下属12个运作局,三个研究院。61398部队是第二局。

〝2049项目〞总裁薛瑞福:〝事实上,我们一些人已经在很久前就知道(61398部队)这个地方了。这个建筑、这个地点是我们2049项目在两年前就指出来的。〞

对于最近媒体大幅报导来自中共军方的网络攻击,薛瑞福认为,美国一直不太情愿,承认中共官方参与网络黑客攻击活动的程度。中共更是公开否认这些指控。但是目前,这些证据已经比比皆是。

〝2049 项目〞总裁薛瑞福:〝但是大量的证据,包括我们所参与的研究,都发现中共确实在幕后支持这些活动,并深入参与,指导这些骇客入侵。这是中共政府高度控制 的。现在,这对美国政府来说,已经是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了。这将会让网络安全问题成为美中关系中非常重要的问题。〞

薛瑞福说,虽然现在还没有到网络战争的程度,但中共直接针对美国公司的网络间谍行为已经非常严重。

美国华盛顿邮报21号也发表文章,援引网络专家的话指出,华盛顿几乎所有机构都曾被中共网络间谍骇客,包括智库、新闻机构、人权团体、国会办公室、大使馆、和联邦机构及合同企业等。

如何才能有效阻止来自中共的网络攻击呢?

〝2049项目〞总裁薛瑞福:〝这种挑战就是,美国政府可能需要发展和展现出其能力,以阻吓中共,而不只是依靠有限而困难的防御。〞

目前,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对北京或者其他从事网络间谍活动的国家进行罚款和采取其他贸易措施。

白宫已在本周三(2月20日)公布一份新的战略文件,宣称将采取严厉措施打击日益严重的外国盗窃美国商业机密活动。

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导

王立軍曾幾度聯絡英國外交官


《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揭露王立軍曾尋求英國庇護。

明鏡新聞網編譯  文道喻

    當前重慶公安局局長王立軍於2012年2月進入成都的美國領事館時,一場中國數十年來最嚴重的政治危機就此爆發。在領事館內,淚流滿面又被缺乏睡眠的王立軍向美國外交人員娓娓道來,說明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之妻谷開來毒殺英國商人海伍德的來龍去脈。六個月後,谷開來謀殺罪成立並被判死緩。

    這是眾所周知的故事環節,但隨著時間過去,越來越多的祕密被挖掘出來。英國《每日電訊報》(The Telegraph)報導,一本由何頻與黃文廣共同完成的著作《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A Death in the Lucky Holiday Hotel)中提到,王立軍在此之前至少有一次尋求外國政府保護,地點是廣州的英國領事館。

     這本英文專著4月2日在全球英文市場同步發行。

     何頻是明鏡新聞出版集團創辦人,總部設於紐約,明鏡時常披露中國領導高層驚人的內幕故事,對政治預測常常精準。黃文廣是位華裔以英文寫作的作家,他在美國出版的英文傳記《紅小兵》受到諸多好評。

    根據《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披露,2011年11月,海伍德屍體被發現僅僅幾天之後,王立軍將自己偽裝成一個“老男人”,“悄悄”來到位處廣州的英國領事館,作者援引一位與重慶政界擁有良好關係,但不願透露姓名的香港商人指出:“王立軍帶著海伍德命案的相關信息,詢問政治庇護的可能性,但館內官員無視其請求並將他逐出。”《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也補充,王是否有向英國外交人員“透露真實身份”尚不清楚。

    對此,英國駐北京大使館的發言人回覆:“我們沒有任何紀錄顯示王立軍曾訪問領事館”,不過書本繼續提到,即使在廣州被斷然拒絕,王立軍沒有就此作罷,還再一次嘗試與英國外交官會面。

    2012年2月6日王立軍進入美國駐成都領事館前,曾數次聯繫英國和德國駐重慶領事館的官員,且英國駐重慶領事館的官員也坦承,王立軍的確安排了一次會議,但最後沒有現身。最後,王先生前往美國領事館滯留,但在他被迫離開之前,歷經約30小時的緊張對峙。

      《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指出,薄熙來獲知王立軍行徑後,下令重慶警方“強行進入美國領事館,把王立軍揪出來”,而且“隨著緊張氣氛不斷升級,美國海軍陸戰隊(US Marine Corps Embassy Security Group)還在館內待命防衛。”

    一位“退休的美國官員”告訴作者們,當時危機重重,就在王立軍尋求庇護時,館外大約有700名警察包圍著領事館,“尷尬又憤怒”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不得不親自干預來緩和情況。王立軍隨後被帶回北京並遭到拘留,去年9月,這位備受爭議的公安局長被判15年徒刑,罪名是他涉嫌掩蓋海伍德命案。

    事件爆發後,英國政府對海伍德之死的反應和處理速度一直遭受質疑,巧合的是,海伍德的屍體於2011年11月15日被發現,正好是英國副外相白偉明(Jeremy Browne)來到重慶之日,而隔天他就與薄熙來見面,然而白偉明並沒有當面提及海伍德之死,直到隔年2月,英國官員才敦促中國當局調查這起命案,起初海伍德被認為是由於飲酒過量引起心臟衰竭而身故。

    2012年4月,英國外交大臣威廉‧黑格(William Hague)向國會報告,早在2月7日當天,美國外交官就已告知英國外交官王立軍所透露的一切,“我立即指示他們與中國當局進行緊急交涉,確切調查海伍德的真正死因”。

    此外,2012年9月當谷開來與王立軍的審判落幕後,《華爾街日報》披露王立軍曾給予美國外交官一位同事的手機號碼,指稱那人握有谷開來謀殺海伍德的證據,接著這則消息輾轉傳到英國外交官手上,他們試圖聯絡那位先生,但最終無功而返,也未能保護住重要文件。“我們盡一切所能去確保是否有其他信息存在”,英國政府發言人去年如此告訴《華爾街日報》。

令计划丑闻盖薄案

    来源: 德国之声 作者:高瑜

    十八大之后,令计划家族的腐败调查正向纵深持续发展着。法拉利车祸,纽约时报称其改变政治格局,海外媒体甚至认为此事摧毁一场政变,其中与胡锦涛“裸退”的关系,构成中共建国63年最敏感、最复杂的大案。
   
    (德国之声中文网)2012年是个非凡的年度,一切传言都能变成事实。
   
    此次为习近平"新南巡"伴行的,是反腐的锣鼓点。锣鼓点有多密?十八大结束不到一个月,中外媒体已经不约而同搞起"倒台贪官一览表",从省部到村官,一目了然。
   
    据说中纪委一位局长讲,80年代刚成立的时候,中纪委是端着枪满天空找鸟;20多年过去,现在是闭着眼往天上放一枪,就能打下一只。这位局长的比喻一点没有言过其实,因为中纪委的一枪,打下的很可能还是一串。但是只依靠微博当"弹弓",依靠知情人、两性受害者实名举报,打下的鸟就是铺落满地,能形成反贪的突破口吗?
   
    中央家族是反腐的试金石
   
    今年2月,习近平以“王储”的身份访美,华盛顿《美国自由灯塔》网发表的资深媒体人比尔.戈茨(Bill Gertz)的文章,和《华盛顿时报》引用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所做的报道,已经揭示出薄熙来案是政治大案的实质,远比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中纪委《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要惊人得多。薄熙来案之后,许多海外媒体又揭发出令计划家族、温家宝家族大量贪腐事实。前者已经显示出是超过薄案的政治大案。
   
    习近平开局之后,已经出现形势逼人的反腐局面,反腐不能内靠"弹弓",外靠传媒,是否对执政63年已然形成的中央家族动手,成为习近平反腐的试金石。
   
    到底是谁提拔了令计划?
   
    3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向中央警卫局下达对薄熙来夫妇的抓捕令,如同当年汪东兴下令拘捕"四人帮"。这个命令是中办主任令计划签署的,偌大的中国,有几人能猜透令计划下笔时的心情?若不是三天后一辆黑色法拉利在北京四环路交通要道保福寺桥上发生车毁人亡的严重事故。令计划与薄熙来之间家族巨大的利益关系,不可能几个月之内被揭穿。
   
    本月9日,以报道中国政治内幕见长的一家海外网站报道了令计划卷入薄熙来事件的隐秘内情,引述北京知情人称"很少有人知道,令计划23岁时为什么能从山西一个小地方(运城。笔者注)调到北京共青团中央?后台正是薄家。令计划父亲令狐野和薄熙来父亲薄一波是多年山西密友,薄老几乎将令计划视为养子,他刚恢复了权力,便操纵了老友之子进京。几十年之后,令成为中共中央大内总管。"
   
    2007年10月南方都市报,采访了十七大代表令计划的二哥令政策,他透露"父母均为当地基层干部,父亲原为山西省一名处级干部,育有4子1女,名字分别是令路线、令政策、令方针、令计划、令完成,其中令方针为女儿。"令氏家族子女名字一直让媒体头疼,明镜网报道令家只有四个孩子,"令方针"应为长子名。
   
    据悉,山西有媒体报道过薄一波与令狐野的特殊私人关系,但总是被迅速辟谣,个别记者为此还被整肃、下了监狱。
   
    仔细观看明镜网刊登的此前特约记者发表的一张团中央群照,前排在坐的团中央书记胡锦涛,第三排站立的的是团中央宣传部的小干部令计划。令计划1979年调入团中央,胡锦涛还是甘肃省建委设计管理处副处长。1982年胡锦涛在甘肃省建委副主任任上,得以进入中央党校司局级升副部级学员班,靠宋平给力,临时给了个"共青团甘肃省委书记头衔",根本没去赴任,经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兼青干局局长李锐审核,推荐,是年12月就从中央党校的青干班直接调入团中央,任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当时令计划正借调河北省一年。随后令计划又为了补学历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习两年。期间胡锦涛又进入中央党校副部级升正部级学员班,又是依靠李锐的审核、推荐,在团中央最后一年升为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在胡锦涛离开团中央到贵州当省委书记的1985年,令计划才结束学业,回到团中央宣传部,后来升副处级。其间,看不出令计划与胡锦涛搭上了什么紧密的关系。
   
    胡之后8年,团中央又经历几任第一书记,令计划一步步升到正局级。
   
    令计划真正的升迁之路,是在1995年,胡锦涛成为王储的3年之后,由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位子上,调入中央办公厅,担任调研室三组负责人。当时胡谨言慎微,正观察高层风向,不可能为自己调兵遣将。又经历了五年,2000年令计划从调研室主任位置上提升为中办副主任,其中正是江泽民企图废储,胡锦涛胆战心惊恐废的时期,期间若没有薄一波权势家族的力挺,令计划不可能在权力中枢挺进。
   
    十六大,令计划一直在中办副主任位置上,升迁大内总管的路已经铺就。这实际是薄一波家族为他铺就的一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路。
   
    令计划与薄家关系密切
   
    令计划为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做了什么?
   
    2月8日,逃馆的王立军被安全部带到北京,同日薄熙来去昆明考察,临行对重庆常委班子说:"你们慌什么?常委有6人支持我们,你们慌什么!"3月9日,薄熙来在重庆团开放日公开讲:我相信锦涛总书记会来重庆。薄熙来讲的,都不是空话。
   
    薄倒台之后,海外媒体和微博揭出大量事实,揭出重庆模式与中央路线"本是同根生。"60年大庆"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成为薄熙来思想最强大的后台支柱。薄熙来每次来京都要与胡锦涛密谈数小时,应该都经过令计划安排。常委去各地视察,当然也是中办安排,6个常委去重庆,都带去胡锦涛对重庆的关心。其中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重庆的讲话影响超过6常委,新华社以《重庆的改革探索,对于破解中国科学发展面临的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为题发表长篇报道。令计划对新闻的控制,实际超过中宣部。若无王立军逃馆,胡锦涛视察重庆,将成为事实,重庆模式将按照李源潮定的调子,左右十八大路线的制定。
   
    去年江泽民被蜱虫咬了,因为治疗不当,病情恶化,正是中南海吹风会向人民日报、新华社,透露消息,让这两家龙头媒体在301周围租房子,等报"特大消息"。香港亚视因此失控。
   
    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作为媒体人出身,依靠令计划的能量,控制了广泛的媒体关系。薄熙来案发之后,微博活跃,,正是令完成操控门户网,大删微博,关掉一批著名知识分子的微博,影响极为恶劣。据海外报道,令完成已经逃出中国,但是依然能够动用媒体。
   
    令计划的野心超过薄熙来
   
    2月《华盛顿时报》报道王立军揭露薄熙来两年之后要搞掉习近平。薄熙来争当总书记的计划和野心,已经令世界舆论震惊。3月18日,令计划"以儿子被政治谋杀"为借口,调动警卫团包围法拉利车祸现场,并不是"大内总管"权力所限能够做的,已冒天下之大不韪。为掩盖丑闻,他建立了新的政治同盟,同时策划"5.7海选",争当"常委"。野心败露,才使得整个家族和薄家一样,陷于灭顶之灾。
   
    令计划丧子第二天,就开始正常工作,向胡锦涛和中央隐瞒实情,一直面带笑容,随同胡国内外走动,为自己上位,开始上演阴谋大剧。据明镜报道,是一位公安部门的"深喉",将3.18车祸内情报告给王岐山,王岐山转告朱镕基,朱镕基听到详情,大骂"畜生不如!"是朱镕基报告的江泽民,江泽民说:"没有人性,怎么能有党性?"
   
    江泽民向胡锦涛摊牌,被令计划蒙得如同"丈二和尚"的胡锦涛,只得更换大内总管。
   
    十八大前的10月份,是元老和17大常委激烈表达意见的一个月,他们都是从毛时代过来的人,亲身体验过毛泽东残酷的党内斗争,但是谁也没有见过一个"睡在毛身边的赫鲁晓夫",没有见过一个"阴谋集团",都是毛一个人斗全党。到了十八大,才算见识了薄熙来和令计划。贪腐根本不是惹他们发火的原因,真正感到刀将要架在他们脖子上,才是怒火冲天的原因。
   
    李源潮"失常",关系到薄熙来和令计划。十八大前,胡锦涛也不得不"高风亮节"了,因为手下溃不成军,无言以对新中央。
   
    "遵义"之行,是他的收官之旅。要收官,胡锦涛实际应该去的是西藏。
   
    中央家族已经被撕开裂口
   
    令计划一个养子令狐剑,是他大哥的遗孤,早在新加坡,为令狐家族做的事情也正被调查。12月3日令计划妻子谷丽萍被调查人员叫走询问,同时被限制活动。北京政治人士向海外传媒透露,谷丽萍弟弟谷源旭被捕。令计划哥哥令政策也被调查。薄熙来弟弟薄熙成被中央文件点名。
   
    十八大刚过,中纪委就拿新科中央候补委员四川省副书记李春城祭刀,另一名四川进局的新任中宣部部长刘奇葆神隐一个月。海外同时报道温家宝弟弟温家宏、周永康儿子周斌也被调查。
   
    令计划当主角戏剧性盖过薄熙来
   
    12月10日是充满戏剧性的一天。
   
    刚刚被新浪恢复微博和大V身份认证的政治评论家李伟东,这天就充满了戏剧性。他在著名的"午夜政治观察"做了记述:"今天上午听到若干反腐大动作,高兴了一下,还在微博上隐讳地说了。但晚上看新闻,又见到据传被抓主角坐在某党大会主席台上。看来事情没那么简单,也不会那么快,是否真有反腐风暴,还要再观察。"
   
    接下来,他不得不再写一条微博:"啥也不写了!发个观察,只停留一分钟就没了。睡觉!晚安!"
   
    这天新闻联播报道"全国工商联十一届执行委员会一次会议召开",在45秒的视频中,给了主席台上令计划一个摇动镜头,所有主席台上的人都有摇动镜头。播音员除了报"王钦敏当选为第十一届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主席",没有再报报任何人的名字。CCTV点名之严格,全国为最,都要经过中央审查。新华社对工商联换届的详细文字报道,有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到会祝贺并讲话,还报了新当选的22名副主席的名字。令计划的报道规格暂时就是如此了。同日,农工民主党的换届大会也在北京结束,为什么没有安排令计划前去祝贺?就因为主席、副主席都是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令与之已不成比例。10号之后,几个民主党派换届大会相继召开,天天有常委前去祝贺,令计划作为随同大员叨陪末座。新闻联播依然不客气,点名以令计划为分界线。如果只听播音,或只看文字版,根本不知道有令计划随行。
   
    令计划有可能成为命运最惨的一个前中共大内总管吗?
   
    审判"四人帮"时候,中央流行一句话"投鼠忌器"。毛泽东就成了珍贵的器皿,如今胡锦涛也成为"器",有无毛泽东珍贵,就看下边剧情的发展了。

山西柳林高利贷崩盘:超吴英案千万倍,公务员卷入

     2013年02月23日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李江涛
   
     虽春节已过,但当地公安机关未公开“王凤连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侦办情况。随着数月前这名被坊间称为 “王行长”的村妇被抓,山西省柳林县的高利贷彻底崩盘。有消息指此案涉及近百亿元民间借贷资金,远超温州吴英、鄂尔多斯[9.16 0.11% 资金 研报]苏叶女等。
   
     与王凤连案并列的,还有多起民间借贷案件同在2012年春夏之际被查。因涉及大量公务员参与借贷,使得此案在当地极为神秘。

    高利贷彻底崩盘
   
     55岁的“王行长”名叫王凤连,柳林县薛村镇高红村人,因为从事“民间融资”,县城里的人几乎都知道她。王凤连不是银行行长,却一度调动着动辄亿元的资金,现在,她被捕了,当地盛传“比浙江的吴英厉害千万倍”。
   
     1月20日,吕梁市降下2013年的第一场雪,白雪掩盖了常年黑尘飞扬的道路。从2012年春季案发至今,柳林县官方始终未公开当地高利贷案的详细情况。位于县城西部电厂附近那幢属于王凤连的4层小楼空寂无人。
   
     这个缘煤暴富的小城,十多年来因集中了山西煤老板的各种传闻而蜚声吕梁山外。现在,这里的人们见面都要相互询问的新故事是——“王行长”怎么样了。2012年春节后,“王行长”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柳林县公安局刑事拘留,随后被批捕。
   
     “王行长”被抓时静悄悄的,柳林警方没有通过公开渠道发布只言片语。但是,消息依然风一样瞬间传遍了柳林县和吕梁市——“放款”的“王行长”被抓,柳林高利贷“烂包”了。
   
     2012年7月31日,柳林县公安局通过当地媒体发布通告,称王凤连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已被逮捕,要求所有给王凤连存款的存款人20日内到柳林县公安局巡逻防爆大队申报登记,逾期不候。
   
     这一通告让柳林高利贷“烂包”的消息持续发酵,王凤连案之后,坊间接着爆出多名“放款人”和“用款人”(柳林民间称谓,指出借人和借款人),牵涉众多当地知名煤炭企业老板。
   
     2012年10月8日,柳林县委、县政府牵头成立了“民营实体经济组织民间融资风险化解领导组”(下称“县化解组”),成员涵盖了全县四套班子及各主要机关负责人。
   
     但是,柳林县始终没有公开王凤连等人涉案的金额及相关情况。
   
     “县化解组”成员依然用“不熟悉情况”来回避外界对王凤连案的询问。
   
     另据了解,柳林县纪检部门并未发现高利贷案中有公职人员涉及巨额资金来源不明的案件。而柳林县公安局一位接近案情的工作人员透露:“(王凤连案中)肯定有党员干部放款,但一般都不用自己的名义。”

煤企资金断链
   
     2011年以来,因市场需求不断下滑,煤价缩水严重,山西大量煤企销售不畅,资金断链,生存困难。在此背景下,众多经过资源整合正在建设中的矿井资金紧缺,甚至一度欠发矿工工资。
   
     吕梁市煤炭工业局在2012年12月21日发文件督促煤矿为井下职工缴纳意外伤害保险,这在往年并不多见。2012年,全市有39家煤炭生产企业欠缴意外伤害险,其中包括柳林县的6家煤企。
     2013年1月24日,柳林县煤炭工业局局长杜彦斌表示,柳林众多煤企中,联盛集团日子最不好过,“它从2011年7月开始欠发工资,目前工资只发到2012年7月。”
   
     过去的那一年,联盛集团曾因董事长邢利斌7000万元嫁女而被国人关注。实际上,彼时的联盛集团正在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有6座煤矿需要改造建设。业内监管机关专业人士称,每座矿井均需投入资金5亿元以上,这家在山西颇有名气的民营煤企共需要数十亿元,才能完成矿井建设。
   
     杜彦斌认为,联盛集团“自己投入了其中的一小部分,煤矿建设的大部分资金需要融资获得” 。
   
     2010年开工建设、原定2012年投入使用的“联盛教育园区”也面临资金难题。这座园区由联盛集团投入10亿元打造,一度被媒体称为山西最大的企业公益项目,现在因欠发施工企业工程款被迫延期施工。负责该园区建设的联盛高管康序称:“那些工队干一个月就要钱,半个月也不能等,给不了人家就走了。现在园区的内部装修和设备还没配全。”
   
     和联盛集团相似的是,柳林多家煤炭生产企业面临资金难题。当地坊间盛传煤老板们不惜月息5分举债高利贷欲渡难关。

柳林特色借资
   
     柳林曾一度是国定贫困县。现在它因煤暴富,2011年财政收入超过70亿元,位列山西第二。
   
     因4号主焦煤储量丰富,上世纪末摘掉贫困县帽子后,柳林县大力发展煤炭产业,目前全县26座大型矿井煤炭产能达到年2680万吨。在2009年山西煤炭资源整合开始后,大批“煤老板”瞄准资源优势[1974.82 0.10%]集合成多个煤炭产业集团,资产规模均以百亿元为单位。在当地群众看来,能在资源整合中胜出的煤企不会亏本。
   
     2009年的时候,王凤连所在的高红村将土地交给联盛集团建设电厂,她也放弃了早年经营的小卖部和养猪场,联合村里的人们,将电厂征地补偿款汇集起来,再出借给资金日渐紧张的企业。
   
     在煤炭市场未见颓靡的时候,高额利息能够及时到账,刺激着这个“有信誉、能长久”的民间融资产业链不断扩张,投资方向从煤炭产业发展到房地产业,甚至街头打工者也将辛苦积攒的钞票汇集起来交给放贷人,以图高息回报。
   
     柳林县一位董姓建筑商透露,在“全民集资放贷”的大潮中,一些官员利用权力,无偿或低息向王凤连举债,再将这借来的几千万元委托亲友,以他人名义约定4分或5分月息交给王贷出,从中渔利。“这是用自己的骨头砸自己的肉,人家喝你的油,可能王凤连也知道,但她没办法,最后烂包了。”

文革广州杀人事件:6天死325人杀绝22户 最小仅38天

文章来源: 羊城晚报 于 2013-02-22

自8月27日至9月1日仅6天,被杀害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这些不忍卒读的数字,在广州打劳改犯的运动中继续蔓延。

  “文革”时期诸多怪相中,最令人不解的是1967年8月初,广州城突然掀起一股打“劳改犯”的热潮,至今给那一代人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痛。对这股潮流,当事人和受害人至今还都噤若寒蝉……

  “劳改犯打死活该”,群众的思维已经落入危险的陷阱

  2011 年,北京一家杂志刊登一篇小文,第一次透露了“文革”时期广州打“劳改犯”这件事,文章写道:“进入1967年夏季,广州街头忽然传出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说是粤北‘劳改犯’大暴动,将会很快前来洗劫广州城。”传开之后,广州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原因是,1967年,武斗风炽烈,神州大地炮火连天,枪声大作,无数热血青年倒在街头,广州的红卫兵小报说,“……近来,妖雾弥漫,广州城笼罩着一片内战的恐怖气氛……专政机关失灵了,公安系统瘫痪了!小偷惯窃,地痞流氓等乘机出来活动,抢劫行凶,层出不穷,人民汽车收车时间一天比一天早,商店下午两三点就关紧门,天色未黑,街道已看不见行人;现在水路交通中断,运输供应受到严重影响,市面十分紧张。”所以一听到粤北劳改犯要洗劫广州的消息,一向低调的广州人,心情绷到十二万分紧张。这时广州公检法机关也一片大乱,仅是8月6日,机关受到41次冲击,8月8日,郊区茶头一个农场的“劳改犯”五百多人走掉四百多,最权威的是《广州地方志》记载,8月10日,市收容遣送站放走84个收容人员和拒收樟木头收容所送来的两车共83名偷渡人员,之后,“释放劳改犯”的谣言不胫而走。

  清末时,广州市区的街巷是有栅栏的,点一盏火水灯,打更人彻夜唱更,老百姓都安乐在自家歇息。如今大敌当前,想起清末防贼的阵仗,也应该动手建造街巷栅栏。有人记述,有些街道联防开始为对付一些红卫兵的抄家行动,以及小偷的抢劫,还有基于互相帮助的精神,约定每逢遇劫或遇抄家等事情发生,以敲铜锣或敲面盆为号,通知街坊,各街坊听到讯号,采取同样措施,呐喊鼓噪,造成声势使窃贼或红卫兵受惊、逃走,还有一些自愿担任巡更的人,还对窃贼等作追击或捕捉,随意将被捕者吊起或痛打。自听到劳改犯要来的消息,各街道之间都纷纷设上栅栏,多由砖瓦砌成或木料制成,有的靠街坊间集款购买,有的则直接从一些建筑地盘中取用。就像内战时,城中为应付巷战的设施一样。入黑时分,栅栏就会加锁,禁止出入。一个居民回忆,“一德路商铺林立,由于害怕被洗劫,在顶层用杉木搭起天梯、互相连通联防,成了当时广州的怪异一景。我家当时住在珠光东路,东边的德政路入口处和西边文德路的入口处也都筑起栅栏,白天自由通行,黄昏便关起闸门,由居委会组织一些认为出身贫苦、政治可靠的人值班防守,对出入的人进行盘问。夜间还派有游动哨,在街巷里巡视,一有动静,便敲响脸盆或铝锅互相呼应。有好几个晚上,听到从远处传来紧张的呼喊声:‘大沙头码头有劳动犯上岸啦!’敲打锅盆声和呼喊声连成一片,震荡着广州的夜空,平添几分凄凉和恐怖。”此时,“不管什么人,打了再算”,“打死都无声出”,“劳改犯打死活该”等论调大行其道。形成一个“劳改犯就该人人喊打”的氛围。但不是劳改犯呢,照打!谁也没想到,群众的思维已经落入危险的陷阱之中。

  从人们的回忆看出,许多死者就是广州居民

  有心人从1995年开始调查,发现大量线索,找到可能是第一例被杀害的人,文章这样记述死者家属的控诉——

  我哥哥汤永耀,“文革”前是广州七中的毕业生(1962年),本来他初中高中的各科成绩一直很好,还特别喜欢唐诗宋词。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哥哥当时不可能被录取上大学。那年代想得多,精神就渐渐不正常了。那天(可能是8月11日)挨晚,吃完晚饭后,我哥———外貌和普通人没有明显区别,又像往常一样出去散步……谁也没料到,再也没有回来。当时到处都搞“街道联防”,街街巷巷安了闸,见生人过就打锣,追杀。正常人口齿伶俐都难分辩,何况我哥又有病,全家人在焦急不安中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出去找人的父亲回来说,见到我哥在东山口一路车总站,被吊死在电线杆上。啊!我母亲大哭。不是由我们收尸的,是政府处理,没有骨灰。很久以后,我已经下乡插队了,好像派出所有来人给过一百几十块钱。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打死一个人是不用负责的,死人之多难以计数。北京杀害第一个50多岁的老师卞仲耘后,附近的大兴县对所谓“牛鬼蛇神”是”横扫”的。自8月27日至9月1日仅6天,被杀害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这些不忍卒读的数字,在广州打劳改犯的运动中继续蔓延。

  广州培英中学高中老师余柏茂,回忆起另一个事实,“1967年8月12日早上,我从惠福路家里出来,走海珠中路到西门口,乘19路公共汽车返白鹤洞学校。这一天是发工资日子,同行的还有我校高三一位同学。上车之前,发现这段路有一个吊尸,上车后,沿路看得就多了,中山七路,中山八路,过珠江大桥,芳村……一直到白鹤洞,仅是从车上一侧(人多挡住,看不见另一侧),就数出十件尸体。我当时真是一件件数的,因为我想推算一下全广州可能打死多少人。”

  原来只知道该事件的主要现场都在市中心,但中山七、八路这些原属市区边缘的冷僻地段,以及过珠江大桥以后的远郊,竟然都有不少尸体,着实令人吃惊。《广州年鉴》“数十人死亡”之结论看来太草率了。余老师家住市中心的惠福西路甜水巷。记得那年八月一、二日就已经开始值班,建栅搞居民联防,后来才知道,他回校后一个晚上,甜水巷本身也有一个被打死的“劳改犯”。

  到底有没有劳改犯逃脱这回事,谁也没有得到结论。但是,从人们的回忆看出,许多死者是平民百姓,而且就是广州居民。当年市人委的一个普通干部,在讲述12日白天发生的事之前,又讲了夜间的见闻:“……我们市人委宿舍当时也组织起来值夜班,那天晚上我是两点到四点的班,听说附近打死了人,住四楼的下台干部,原来管公安的副市长孙乐宜,过来叫我一起出去看看。被打死的人穿劳动布裤子,光上身。孙把尸体翻过来,看见这人双手是被铐上的,他很有经验,只说了一句:‘手铐都生锈了。’他不敢明说,但我明白他的意思——— 这人不可能是劳改场跑出来的犯人!后来四点钟我交班以后,听说又打死一个,是戴脚镣的。整晚一共打死三个。”

  在变态的思维中,有的人甚至认为杀人是一件快意的事情,动辄要人家的性命。“打劳改犯期间,一天早上我接到任务要过河南找一个人。经过中央公园旁边,吉祥路和连新路交接处,见一堆人中间围住一个相貌怪怪的畸形人———怎么怪法?这么多年,也记不清了,也许是大脑壳、罗圈腿之类发育不正常的人吧,反正看上去不顺眼,给人感觉不像‘好人’。听周围的人说,此人昨晚手抓一支发动汽车用的铁杆在街上手舞足蹈晃来晃去,旁若无人,结果被居民当坏人扭送到街道居委来了。居委讯问之后,通过电话找到他一个姐姐,她虽然承认有这弟弟,但同时也表示与他已经没有关系,不愿领人。唉,那时的人真是很绝情!居委的人还好,留他在居委会过了一夜。下午回来又经过这里,畸形人已经被人吊死在连新路口的大榕树上了。”

  那些年头,人们对“阶级敌人”充满“阶级仇恨”。“劳改犯”属于“阶级敌人”,逮住便往死里打,毫不手软。据说广州城内德政路被杀的人多。从文明路南折入德政路,遇到一位正在小饭店门口板凳上自斟自饮功夫茶的老板娘。老板娘指着四五十步远的十字路口说:“在那里吊死三四个。因为自己出身不好,不敢走近去看,不知是什么人。”老板娘还说,往下走一点的万福路口,有一家人,住楼上的,地主家庭出身,那时期,乡下来有人来找,居委带乡下人上门,这家人可能是害怕,不敢相认,结果,农民被当劳改犯打死了。这种事也不新鲜,有一天深夜,文德路和万福路交口处,忽然打锣打鼓声,敲盆敲桶声,吹哨喊叫声乱成一片。第二天一早,人们看到有三个人倒在棚架下,旁边都是碎砖乱石。两个年纪大一些的已经死了,但年轻的一个似乎还有点气息,却不断有居民继续用石头砸他。据所知,文德路和德政路一共至少打死了八人。死的人这么多,为什么?老板娘回答:德政路一带住的多是没文化的下层市民、咕哩佬(搬运工)、三轮车夫、扫街淘粪的清洁工、小商小贩……新中国成立前就是三教九流鱼龙混杂之地。她还说,当时居民联防的人,有学生和无业青年。当时居委是起了组织作用的。

  讲起当年打劳改犯的事情,许多街坊打开回忆的大门,“那年我15岁,住一德路,对面就是爱群大厦、长堤。我亲眼见打死一个比我还小的少年,在江边榕树下,一个后生仔用锯片捅进他的身体,血哗哗涌出来……”(刘先生,现居广州)

  “我也是住一德路,当时有好几个人被绑在江边榕树上打,竹升都打断几根。那些人满面是血,其中一个已经死了,三十多岁,像个农民。说是打‘劳改犯’,谁知道?围观的人都不敢出声。”(肖先生,现居广州)“我侄儿说的,确有其事,当时长堤一带的大榕树吊了不少死尸。具体日期记不清了。我亲眼见到一个女人被活生生吊死,说她偷东西。”(肖先生,现居美国)

  “我亲眼见大白天吊死一个人。就是“吊劳改犯”那时,我骑车经过长堤,在靠近“省总”大楼那一段,一群人正在吊一个肥佬。肥佬不停哀求不要吊死他,结果还是吊死了。”(谭先生,现居美国)

  “10·11日广州街头打死很多人。在长堤路沿江路,每一株树都捆着一个死尸,有些树上有两个死尸,有些吊死,有些是跪着捆在树上,我数了一下,长堤路至少有二十多个尸体。那两天正是下雨,这些尸体在水中泡着,浮肿起来,实在可怕。”(见《汤生龙日记》)

  此事已经过去四十五年了,已成一宗“悬案”

  由于种种传闻没办法澄清,以致今天还有人对当年的情况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广州一些群众一下子变得如此没人性?这个女士说,“我丈夫当时在广州市第二搬运公司工作。一天早上上班时,见到居委会的房子前面有几个街坊议论纷纷。原来里面关了一个昨夜捉到的‘劳改犯’。我丈夫上前,看到上了锁的铁闸门里有一个脸色铁青的人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缚,衣不蔽体,蓬头垢面,对着外面围观的人叩头如捣蒜,满脸都是唾沫,操着北方口音嘴里不断喃喃着,看样子是饿坏了或是吓坏了。我丈夫从他语不成句断断续续所讲的话中,揣摩出大概的意思是哀求放他一条活命的生路,他是南下来广东打工的农民,原带有生产队开的证明,被追打的人搜走撕毁了。丈夫下午收工回家时,见到此人已被吊死在马路边的电线杆上多时了。因为他当时是搬运工人,去的地方多,见到被打杀的‘劳改犯’也更多。从来不跟我讲,一方面是心里害怕;另一方面也担心我会害怕。”

  这种景象给广州群众以强烈的心理冲击,他们虽然也拥护搞联防,但不清楚如此之残酷,如此般野蛮。好好的一个人,有人叫一句,这是劳改犯,立刻就会有一帮人上前用木棍、水喉铁管甚至用枪去消灭他。有个广州的复员兵回忆说,“我亲眼看到有好几个地方吊着被打死的所谓‘劳改犯’:一处是在东山百货大楼对面的街角公园的树上;一处是在教育路南方电影院门口的树上;再一处就是在文德路与中山路的交界处,有两具尸体在地上摆着。听说原来也是吊起来的,后来绳子断了,马路正在铺下水管道,两具尸体被人搬到挖起来的泥堆上,时值盛夏,尸体曝晒发胀,形状十分恐怖。还听说在长堤一带,有“劳改犯”被打死即时扔进珠江的。我1951年参军,之后不久便从事医务工作并参加抗美援朝,也多次见过死人。但是这样的死人场面仍然使我感到恶心和恐惧。”

  广州“文革”研究专家叶先生多次访问过当时“红警司”政委黄意坚,他说事发后曾组织公安刑警和中学生的力量,分两拨点数各地的尸体,得出一百八十多和一百九十多这两个接近之数,应该比较有参考价值。

  如今此事已经过去四十五年了,成为“文革”悬案。老广州阿佗认为,第一,这是广州“文革”中重要的死亡事件,站在尊重历史,研究历史的角度,不能回避;第二,死者多是无辜冤死的,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站在人道的立场,更应该还他们一个公道,让死者安息;第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走向富裕和强大的同时,如果对自己过去犯下的某些错误和罪恶不知反省,甚至刻意隐瞒,那所有的进步都不会有任何意义,那表面的提升,实质上只是更可怕的沉沦。

中共高官谈话纪要

作者: 老灯  2013-02-22

春节回国探亲,途经北京时见到一位同乡高官。

这位仁兄豪爽亲民,曾经在拙作《俺所经历的腐败》中出过场,那已经是十来年前的往事了。他后来调到南方某省任副省长,再升迁到中央某部门负责。我们本无深交,但此次他唐突地约俺见面交谈,所谈内容又十分麻辣,俺受宠若惊之余,感觉他还是希望自己的观点得到扩散。

他的谈话主要内容如下:

一、时局分析

首先是对国情的判断。我们到底是什么社会?答案是最反动最腐败的官僚资本主义社会,由以太子党为核心的权贵集团统治。这个判断让我痛苦,也让我醒悟。

阅读历史,透视现实,让我对共产党的罪恶有了彻底的认识。

杀了些人可以再生,但人心的荼毒与环境的破坏,一个世纪都难以恢复。

现在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内外交困。革命与改良正在赛跑,这是高层与民间的共识。

但不要指望他们会彻底政改。王岐山说反腐要先治标,为治本争取时间。那啥时候治本? 啥时候也不主动治,你们别抱幻想。王是明白人,他公开让大家看托克维尔的法国大革命,意思就是等到大革命来了自然彻底治本。

十八大报告已经宣告,不走老路不走邪路只走死路。

二、独裁靠共产党,民主也靠共产党

共产党干部分两部分,贪官与清官。清官不是不贪污的官,而是清醒的官。

贪官是灭共的未来战士,穿越了,来大肆败坏共党统治,挖共产党的墙角。而清官在潜伏,偷偷瓦解中共。

如此多种合力,共产党焉能不垮。

三、要相信良知的力量,善的力量

苏共就出过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嘛。我就已经决心不给太子党打工,不给既得利益集团打工。

其实贪污多了感觉也就那末回事,总要做积阴德的事。搂够了,贪足了,搞二奶搞不动了,该想想国家百姓了。

前几天,一位六零后的省委书记跟我偷偷说:我们用洗脑宣传,用暴力强制,把十三亿人搞成傻子呆子,于心何忍,管之何趣! 我说你这才是把马列主义学透了,觉悟提高了。

四、出馊主意

体制内的要帮倒忙,多出馊主意。

我最得意的有两件事,一是金融危机时建议搞九万亿,促发通货膨胀,这个效果正在逐步显现。二是零八年的拆村运动,以城镇化的名义把农民逼出村打上楼。当时山东省带头试点,轰轰烈烈,本来要全国推广,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副组长陈锡文看出苗头来了,大声疾呼,说要出大事,这运动才停下来。后来我碰见老陈就骂他,说他坏了我的好事。

五、多干拆台的事

有一出国外的先锋话剧,说的是古罗马的一位皇帝,面对日尔曼蛮族的入侵,假装带头抵抗,实则暗中配合,以搞垮自己的帝国为己任。为什么这样?因为这位皇帝深知自己的国家腐败堕落,病入膏肓无可救药,只有彻底搞垮拉倒,所谓早死早托生。

我与志同道合者现在处理公务只有一个标准:怎么能激起民愤就怎么处理。

搞垮共产党,时间紧,任务重。革命导师说堡垒得从内部攻破,我们责无旁贷。

六、对结局乐观

李光耀的中国民主必导致崩溃的说法,代表了体制内人士的担忧。大革命导致大动荡,也有民国初期的教训。

然而时代不同了,托互联网的福,百姓中的觉悟者越来越多,也许革命后应该是文明有序的局面。

首要因素是中国做为核大国,到时不会有外来干涉,还有军队会做为维护统一的力量。小的动荡会有,大的动荡不会有。

七、两三年之内看结果

习近平党校讲话,明白地说党国的命运看这五年。

我认为,经济形势看今年,政治形势看明年。

来源:独立评论

泛华网专题:台湾政治力量微博在大陆全军覆灭,说明如何统一重要过统不统一

继台湾民进党前主席谢长廷在新浪微博账号因唿吁言论自由被删除后,由中国国民党青年团注册的「@英九后援团」,昨日中午也抢滩「登陆」新浪微博,但下午2时半即「英勇就义」,仅存活了两个多小时。到现在为止,已知的被删微博还包括@英九后援会、马英九女儿马维中的「@台湾-马维中」、民进党主席苏贞昌的「@台湾苏贞昌」。

泛华网认为,这不仅说明了大陆现时没有言论自由,也说明了在中共心目中如何统一重要过统不统一。这一系列“英勇就义”的微博告诉我们,如果现在海峡两岸统一,意味着台湾人可不可以开微博必须由中共政治局说了算,在微博上说什么,也必须由中共政治局说了算,任你是台湾领导人也好,或者是什么国民党或民进党主席也好。

在这次事件中,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台湾人发出的明确信号是:欢迎加入祖国统一的大业,欢迎投入祖国的怀抱,但你将丧失言论自由,任何事情都必须由我们共产党说了算;洋盘们,我们共产党是天下最诚实的政党,明码标价,老叟无欺。

泛华网2013年2月23日报道。

習近平軍中立威想打仗

《中國密報》編譯 蕭伃君

  中國不只與東南亞國家於南海海域有所衝突,在東海的島嶼爭議上更是與日本吵得不可開交。近日中國與日本之間的火藥味似乎已到了一觸即發的態勢,更值得注意且令人擔憂的是,與這一切同步進行的是中國新領導人的軍事部署和戰爭言論;另外,使情況更加複雜的因素是,中國的崛起和強軍目的似乎都混雜著激烈的民族主義情感。中國是否會步上它一直以來試圖否證的“中國崛起威脅論”的道路?

中國發表的《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

  許多年來研究中國的西方軍事官員一直希望北京能讓中國的軍事現代化政策和戰略意圖更加透明化。《金融時報》記者席佳琳(Kathrin Hille)對這些人發出警告:你們很可能會要到跟你們想像完全不同的東西。中國政府現在對他們的軍事行動表現地更直接且透明,但外界卻沒有什麼人因此而欣喜。簡單地說,中國現在展現的是戰爭的意圖。

  中央軍委副主席許其亮1月20日對青島和洛陽的軍隊強調他們必須“做到一切工作向打勝仗聚焦。”這並不是中國軍方唯一一次強調打勝仗。在過去幾個月以來,打仗與戰爭等言論已經取代“和平”成為共產黨、軍方領導以及官方媒體論述中的主題。

  中國退休將領發表強硬、鷹派說法並不是新聞。但是過去近10年來,這種強硬的說辭都與官方論調形成對比。2002年上台的前總書記胡錦濤一直以來皆相當小心翼翼地處理中國的戰略、並將其形容為“和平崛起”;即使在2010年一些中國的鄰國抱怨北京在區域海域過於強硬,中國國防部長梁光烈仍堅持中國並不是任何國家的威脅。

  但是這一切在最近都在改變。即將在3月接任國家主席的中國新任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希望中國建立起與其國際地位相襯的強大軍事力量,也不遮掩中國對戰爭毫無畏懼的姿態。

  習近平欲建立軍中權威

  詹姆斯敦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高級研究員林和立(Willy Lam)在《中國簡報》上發表文章分析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是否將在對外關係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指出,同時為總書記和總司令的習近平在上任後馬上對中國人民解放軍展現並建立他的權威,而外界也認為解放軍是這位太子黨領導重要的權力基礎。

  就在習近平接任中央軍委主席的兩個禮拜後,他發佈了一連串規定、旨在嚴格管理軍方紀律和貪腐問題。59歲的習近平也在極短時間內主導了在四大總部和七大軍區內的軍方人事變動。更重要的是,這位中央軍委主席比前任軍委們都更強調戰鬥的準備、並表示“能打仗、打勝仗是强軍之要”。

  2012年12月習近平在許多場合中要求總數有240萬人的解放軍必須對黨領導“絕對忠誠”。新華社1月13日報導解放軍總政治部、軍委紀委發佈了《關於在團以上黨委機關開展“學習貫徹黨章、弘揚優良作風”教育活動的意見》和《關於總部機關開展“學習貫徹黨章、弘揚優良作風”教育活動實施方案》。這些指示要求軍隊“通過學習教育,切實掌握思想武器…重點圍繞高舉[黨]旗幟、聽黨指揮,能打仗、打勝仗,從嚴治黨、從嚴治官。”指示也強調官兵必須“確保部隊高度集中統一和安全穩定。”

  除了要求對中央軍委以及習近平總書記表示忠誠,解放軍也被要求實行節儉和簡樸的作風。中國公共知識份子皆相當清楚解放軍軍官的貪腐程度比起共產黨黨員是有過之而無不及。12月軍方通過了《中央軍委加強自身作風建設十項規定》禁止解放軍人員,尤其是中高階層的軍官舉辦大型宴會和收送禮品;酒更是被禁止出現在任何軍方場合。當官員進行訪視時通常會出現的紅毯和空談也被禁絕。

  此外,規定也要求“軍委同志代表軍委發表講話和文章、個人發表涉及重大敏感問題的講話和文章,須報軍委批准”。官方《解放軍報》評論:“《十項規定》的印發,對繼承和發揚我黨我軍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進一步加強和改進軍隊作風建設,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習近平2012年12月廣州戰區視察行的主題即是要求軍方要有作戰的準備。
  解放軍人事大搬風

  就在11月8日召開的十八大前夕,中央軍委公佈了四大總部、海軍、空軍、第二砲兵以及七大軍區的高級將領的人事調動。這次主要的大搬風是由胡錦濤主席主導、並反映了他希望在退休前提拔他在軍中的心腹的企圖。而習近平上任後也同樣主導了四大總部、海軍、空軍的副級領導,以及七大戰區的副司令員、副政委以及參謀長的指派。

  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第二砲兵,以及濟南、瀋陽、蘭州和廣州戰區的十幾位高級軍官有大幅調動。中國官媒高度關注解放軍最年輕中將、54歲的乙曉光從南京戰區副司令員晉升至總參謀長助理。另外同等重要的是前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秦生祥少將的指派,他的新職位是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由於中央軍委辦公廳是全體軍隊實質的神經中樞,此廳的主任通常被視為是中央軍委主席的愛將和心腹。

  除了延續總部單位和現場指揮部之間互相的人事調動傳統,從過去的紀錄來看,習近平似乎較傾向提拔有專業和學術背景的軍官。舉例而言,國防大學副校長王西欣少將在12月初被指任為瀋陽戰區副司令員。

  七大戰區的參謀長也有變動。新的參謀長們全是前集團軍軍長。參謀長位置被視為是未來升任戰區司令員以及四大總部內高階位置的跳版。前濟南戰區第26集團軍軍長馬宜明1月初升職轉任濟南戰區參謀長;馬的前任、57歲的濟南戰區原參謀長趙宗岐中將則已在2012年11月轉任濟南戰區司令員。

  儘管習近平明顯地看重擁有現場指揮經驗的老將,但是他也同意讓與傳統軍方背景較不同的新星們晉升。唯一一位不曾擔任集團軍軍長的戰區參謀長是南京戰區的楊暉少將,他有豐富的外國情報蒐集經驗。49歲的楊輝是唯一一位1960年代出生的戰區參謀長,他曾先後在中國駐南斯拉夫、蘇聯、俄羅斯等大使館擔任武官。

  作戰準備

  中國軍方的傳統是對提拔他們的總司令給予忠誠,以這樣的傳統看來,習近平最近對軍方人馬的大調動可以說是在進一步鞏固和擴大他在解放軍中已經十分強大的權威。習總司令希望傳達給他的軍官的另一個信息很可能是,儘管令人滿意的表現可以讓他們得以晉升,但更關鍵的是軍官們作戰和贏得戰爭的能力。

  習近平2012年12月廣州戰區視察行的主題即是要求軍方要有作戰的準備。林和立特別指出官媒用“廣州戰區”一詞來形容此戰區。在習近平上任後第一次的區域視察之旅中,這位中央軍委主席強調“全面加強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更要官兵們“牢記堅決聽黨指揮是強軍之魂,能打仗、打勝仗是強軍之要。”
  從江澤民到胡錦濤時代,軍方領導就不斷地呼籲黨高層為軍事戰鬥做準備,但是一直到了習近平領導時代,為戰鬥做準備一事才真正得到高層提倡。習於廣州戰區視察時明確地表示解放軍必須“要堅持用打仗的標準推進軍事鬥爭準備,不斷強化官兵當兵打仗、帶兵打仗、練兵打仗思想,堅持從實戰需要出發從難從嚴訓練部隊。”
  習近平也強調要“全面提高部隊以打贏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能力為核心的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能力。”林和立稱,習近平是自毛澤東時代結束以來,第一位對軍隊戰鬥準備有如此生動指示的中央軍委主席:“[我們必須]確保我軍始終能夠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

  習近平的強硬立場

  習近平的強硬立場更可由1月初解放軍總參謀部頒發的《2013年全軍軍事訓練指示》看出。《指示》要求“全軍和武警部隊強化打仗思想”,並“做好打仗準備,從實戰需要出發從難從嚴訓練部隊。”這份文件也表示軍隊要“提高打仗能力,解決影響實戰化訓練的重難點問題;堅持打仗標準,按照實戰要求檢驗衡量訓練成效。”

  高層對軍事戰鬥準備的投入也可從廣州戰區新設的三沙警備區內、據聞正在加強當中的軍事訓練中看出。廣州戰區的三沙警備區的責任包括了維護中國在南海的南沙以及西沙群島的主權。《解放軍報》1月3日報導三沙的軍隊加強演練、包括訓練“處置突發事件能力”。報導並指三沙軍隊“全方位、多層次落實戰備安全工作,確保一旦有事拉得動、守得住、打得贏。”
三沙警備區的責任包括維護中國在南海的南沙以及西沙群島的主權。

  同等重要的是,習近平接續了胡錦濤幾年以前起始的傳統──對新武器的發展和各個解放軍單位的活動增加資訊透明度。國防部在12月主動提供了硬體設施的發展信息,其中包括了戰鬥機的新世代引擎以及北斗衛星導航定位系統的進展。解放軍的媒體也釋放了有關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中國自主研製的新一代高空無人機、甚至是中國船艦與軍機在東海和南海之動向的信息。

  展現軍事力

  林和立認為,如同中國軍事評論家指出的,近期中國軍事力的展現、以及幾近威嚇地對實戰的強調,都是在東海島嶼爭議日漸白熱化的情況下所實行的心理戰的重要部分。如上海政法學院國際事務與公共管理系教授、軍事專家倪樂雄表示的,解放軍自去年底以來釋放出明顯的鷹派指令是一種針對日本近期(包括出動軍機追擊中國公務飛機和奪島空降演習)的“戰爭叫囂”的“反威懾行為”。
  中國共產黨第五代領導層核心一連串加強解放軍紀律以及戰鬥能力的手段相當迅速果決,但是這也很可能是一個分水嶺,林和立說。接下來北京是否將使用軍事力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以及鞏固其身為崛起強權的全球地位,外界將拭目以待。

  民族主義混雜其中

  展現軍事力或要求軍隊做好打仗準備其實不過分,《金融時報》的席佳琳認為,畢竟一支軍隊的工作正是要具備在必要時刻打仗的能力。習近平試圖提振士氣和警惕的言論在解放軍的貪腐與自滿態度的脈絡下,可能就不那麼具侵略性或危險性。近日中國軍方報紙也警告近來的軍事演練揭露出部隊的重大弱點,像是準備過少儲備物資以及只預設最佳的戰鬥條件。

  然而,新任最高領導人的戰爭語言不只是希望加強軍隊的紀律與效率,它還混雜了一些經常用以煽動民族主義的論調。習近平在12月時說道:“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可以說,這個夢想是強國夢,對軍隊來說,也是強軍夢。我們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堅持富國和強軍相統一,努力建設鞏固國防和強大軍隊。”

  這樣的民族主義論調有部分是由國內情勢所推動的。習近平現在領導的共產黨正因對國家內部問題有不同的見解和解決方案而陷入分裂。民族情感和對外強硬的立場可維護國家整體的一體感。

  竊喜的中國鷹派

  中國的鷹派對此感到相當欣喜。退休海軍軍官楊毅少將在一場會議中表示中國應該使用其現代軍事力威嚇其他小鄰國:“我們應該要告訴他們我們將建造幾艘航母。這會讓其他強權輕鬆一點、也可以摧毀小國對我們挑釁的希望。”

  另一位鷹派評論者任衛東在《人民日報》上要求中國“丟掉那些很容易在壓力和威嚇下演變為投降主義的和平主義和浪漫主義”,並將軍隊壯大、“立足於鬥爭準備,打仗準備”,使他國不敢冒與中國打仗的風險。

  席佳琳認為,近來的海上緊張態勢顯示中國已經開始朝任衛東所說的方向前進。與日本在東海島嶼的僵局上,中國以加強對日本管轄範圍的巡邏──先是船隻、之後是民間飛機、最後是戰鬥機──來回應。

  這樣的嚇阻手法很可能會使中國在爭議海域中得到它希望的結果,但是北京也會在另一方面上有所損失。中國長久以來努力向外界證明“中國威脅論”的錯誤,但是假使中國持續堅持現在它走上的強硬道路,此區域的其它國家不意外地會視中國崛起為一大威脅。
日本戰後因美國戰略考量並未被“去日本化”(圖為麥克阿瑟將軍與日本天皇)

  歷史因素

  意大利《24小時太陽報》駐京記者郗士(Francesco Sisci)在《亞洲時報在線》上撰文表示中國與日本以及中國在此區域的爭執來自於歷史因素。他認為冷戰在此區域並沒有結束,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也從來也沒有被清楚地討論和定義,而這些正好也都是設下現在東海島嶼和南海紛爭場面的主要因素。
  郗士認為雖然關於歷史有許多可討論和詮釋的空間,但有幾項事實是必須要被清楚了解的:

  ──美國是亞太地區唯一的二戰勝利者;
  ──日本是被美國打敗的;沒有任何其他國家可以宣稱有明確的勝利;
  ──美國為了自己的戰略考量(即將來臨的冷戰),並沒有像它將德國“去德國化”那樣完全地將日本“去日本化”;
  ──美國幫助中國兩次,一次是中國的抗日戰爭、另一次是1970年代對抗對蘇聯。假使沒有中國,美國面對這兩個敵人可能會更辛苦,但是沒有美國,中國很可能會屈辱地屈服兩次;
  ──日本在二戰後對亞洲和中國皆有所幫助,中國的成長也帶動了亞洲的發展。

  郗士指出,問題在於中國並沒有公開承認某些上述的事實。它的崛起是出現在區域內未解決的議題、傷口、傷疤都還清楚存在的時間點上,因此其它國家都對中國崛起感到害怕。中國現在和未來的和平發展建立在對歷史事實的誠實態度上,直面面對一些事實可以減少他國對中國漸長的野心和自傲的誤會。

  彼此對歷史事實加以理解澄清或許並不足以解決東海島嶼的紛爭,但是,郗士認為這至少可以創造一個更良性的互動環境、讓各國得以以更冷靜的態度面對爭議。(《中國密報》第6期)

中国收紧政策的苗头开始显露

来源: 华尔街日报 于 13-02-22
  
中国经济增长复苏背后的推动因素并不神秘,那就是信贷。受去年6月和7月份的降息推动,中国银行业在去年底展开了大规模的信贷投放。

2012年下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包括银行贷款、企业债券和其他形式信贷)达到人民币7.9万亿元(合1.3万亿美元),较2011年同期增长了57.7%。

这种信贷扩张势头持续至今年1月份,当月社会融资规模达到创记录的人民币2.5万亿元。目前有迹象显示中国政府已不能容忍这种状况持续下去。

中国央行本周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从银行体系回笼了创纪录的人民币9,100亿元资金,并自2012年6月份以来首次开展28天和91天期正回购。上述流动性回笼产生的作用相当于银行业存款准备金率被整整上调了1个百分点。

中国农历新年假日因素部分解释了央行回笼资金的原因。在假日前的一周,中国央行向银行业注入了人民币6,620亿元的资金,以满足市场对现金的需求。随着假日结束,央行此举一定程度上仅仅是在收回额外的流动性。

但这背后还有更多因素。鉴于过去数月的数据证实国内经济增长正在步入正轨,再加上从食品到房地产的各种商品价格加速上涨,因此,中国货币政策的重点正从支持经济增长转向控制通货膨胀。

目前经济中依然存在着充足的流动性。短期利率仍维持在低位,周四1周期回购利率为3%。

但中国股市没有摸清央行政策走向的耐心。上证综合指数周四下跌近3%。

随着中国经济中的流动性逐渐减少,投资者不希望因此陷入困境。

Tom Orlik

泛华网专题:文革中有没有发生过五马分尸的事?

最近关于在文革中有没有发生过五马分尸这种酷刑引起了很多人兴趣。泛华网在网上做了一些搜索,发现至少有一例发生在1968年的广西大屠杀中。作者是晓明,文章全名是《红色:暴政下的血泪与冤魂-----广西大屠杀四十周年祭》。泛华网特意转载了这篇完成于2008年的令人震撼的文章

文章仅用了一句话记叙这个事件:“在巴马县更有用五马分尸来杀死一名小学教师的。”

泛华网报道。

旧闻:晓明:红色:暴政下的血泪与冤魂-----广西大屠杀四十周年祭

一、绪言

日历像落叶飘零似的飞去,文革中的1968年发生在广西的那场大屠杀,转瞬间四十年过去了。望着这飞逝的日子,尽管时代的列车已跨入了二十一世纪,世事变迁,逝者长已矣;但,存者今犹在,四十年前那场大屠杀的种种惨状永远地留在了世人的心中,那一幕幕悲惨的历史成了人们永难磨灭的血腥记忆。

1968年的广西大屠杀到底有多少无辜的生灵死于非命?仅据官方统计的数字,被非法杀害者为八万九千八百一十人(民间估计可达十万之众),这已是一个足以令人心惊胆寒的数字了。近九万鲜活的生命数月之间就从人世间消失,而且死的是那样的惨烈,确是令当今的人们(特别是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难以相信和难以理解的。但,这是血淋淋的无可争辩的铁一般的事实,可以说这是中国现代史上除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日本法西斯在南京大屠杀外的又一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而且是对自己同胞的屠杀,这是人性的大毁灭,是兽性的猖狂大表演。杀人数量之多,杀人手段的残忍,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笔 者是当年的幸存者之一,每当回想起当时的惨烈情景,内心里都会感到万分悲痛,感到不寒而栗。我经常会冥想着那些惨死的冤魂,他(她)们也似乎在向当年的幸 存者和后人昭示:不要遗忘那段悲惨的历史,不应忘掉那无数惨死的冤魂;对那些滥杀无辜的幕后指挥者和众多的杀人凶手,应该把他们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遗臭万年,让世人唾骂;更应该为死难者们申冤雪恨,洗刷奇耻大辱。每当想到这些,我的心里总是久久地难以平静,一股悲恸欲绝而又愤恨无比的心情总会骤然而 生。

今 天,我们在祭奠那无数死难者的时候,有责任、有义务来恢复那段历史的本来面目,以使后来的人们懂得这段历史,并牢记这段历史,反思这段历史,以便总结历史 的经验教训,使这样的历史永远不会在神州大地重演。同时,我们更应该努力地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平,提高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思想意识,批判吃人的毛泽 东的种种歪理邪说,才能构建今天民主宪政的和谐社会。

二、文革运动产生的时代背景

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其历史和现实诸多原因的。1968年广西那场大屠杀发生在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运动中,了解文革运动的时代背景及其它的产生,就会有助于我们认识广西的这场大屠杀了。

1949年10月,毛泽东领导的夺权斗争取得了胜利,把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赶到一群海岛上去了,毛成了新的最高统治者。

面对连年战祸所造成百孔千疮的中国社会,假如毛能顺应历史潮流,医治战争创伤,努力发展经济,实现他在与蒋介石争斗时给人民的种种许诺,建立真正的民主社 会,给人民以真正的民主、自由和人权,那么毛泽东的历史就会要改写了。然而,取得政权后的毛泽东,把他在与蒋介石争斗时给人民的种种许诺抛到九霄云外去 了。他执政后的一系列所为,诸如暴力土改、镇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农业合作化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都是有悖于社会 发展的,特别是从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直接造成了1960年至1962年的三年大饥荒,使数千万中国人被活活饿死,成了中华民族最悲惨的一段历史。

面对毛泽东的如此胡作非为,必然会遭到广大人民和有良知的共产党官员的抵制和反对,以不同的形式和方法开展反对毛的独裁统治的斗争。如1959年彭德怀的上书,1962年中共七千人大会上有人敢于对毛提出批评,社会上出现要求“退田”单干,要求“平冤狱”的呼声,一些文学艺术作品、哲学、史学等社会科学出现了一些民主、自由思想和一些新的论点,出现了一些针贬时弊的杂文,如“合二而一论”、“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道路广阔论”、“时代精神汇合论”以及《海瑞罢官》、《李慧娘》、《刘志丹》、《艺海拾贝》、《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等等,都是这一时期对毛的胡作非为的不同斗争手段的表现。

这些种种不同的斗争手段,显得是温和、微弱与不足的,它不能触动毛的丝毫。然而仅就如此的温和与微弱之声,毛都不能容忍,他立即发起反击,号召全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各级领导“把阶级斗争作为一门主课来抓”,对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警惕“地、富、反、坏、右”的翻案,要“警惕赫鲁晓夫那样的阴谋家、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这一切无不对社会和国人造成极大的伤害。

在国际上,1953年3月5日苏共的独裁者斯大林去世后,1956年2月14日至24日苏共召开22大,在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新当选的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作了一个长达7个 小时的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其后不久又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这一切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极大的挑战,使国际共运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此时的毛泽东 坐立不安了,他密切地关注着苏联,关注着东欧共产国家的变化,他越来越觉得这一切都是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结果。他极力反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反对大反 斯大林,由此而引发了中苏两个共产党及世界各共产党之间的长期公开论战。

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的所为背叛了马列主义,是现代修正主义的表现。毛为了登上国际共运领袖的宝座,在国际上他要大反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他和他的鼓吹者们声称“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毛的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只有由他来领导才能“解放全人类”,由他来主宰整个世界。为此,在国际上他要高举“反帝、反修”的大旗,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国内他要清除“帝、修、反”的代理人,对不忠于他的干部进行清洗。对广大人民则是加强奴化教育,大搞“灵魂深处闹革命”,“斗私批修”,使人民成为他忠实的奴隶,以维持他的封建法西斯式的独裁统治。

正是在国内、国际错综复杂的背景下,毛泽东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要寻找一种方式,这就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打击和清除异己,同时使他的思想成为统治人民的精神枷锁。这种方式他终于在他长期的深思熟虑中找到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运动。

文革运动正是在国内、国际的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三、文革运动的全面爆发

在毛泽东的组织和策划下,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是文革运动的舆论动员,是毛泽东下令射向长空的一颗耀眼的信号弹。

1965年12月8日,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在《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借批判中国新文化运动创始人之一的胡适,不点名地批判了翦伯赞、吴晗的历史观。在“南姚”、“北戚”文章的冲击下,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产生了巨大震动,出现了不同的争论。但毛泽东支持和赞赏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并指出文章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由此。在1965年底和1966年初,在全国出现了批判吴晗和他的《海瑞罢官》的高潮。

随着批判运动的深入,到1966年的春天,文学艺术界、学术界、高等学校中的文化人、学者、教授等一大批知识精英受到批判和斗争,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大批判的高潮在全国出现了。

4月16日至20日,毛泽东亲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彭真的“反党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决定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摊出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决定立案审查,同时决定改组北京市委,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5.16通知》)。

《5.16通知》的发出,标志着文革运动的全面爆发。

此时的毛泽东不在北京,他时而在上海,时而又现身杭州、韶山、武汉,在这些地方静观北京和各地事态的发展变化。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北京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主持,一切情况自有江青、康生等人向他汇报。

5月25日,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宋一秀等七人联名写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什么?》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京大学党委。给党委写大字报,造党委的反,这在当时的中国人心里,无疑产生巨大的振动。很多人对1957年的反右运动尚记忆犹新,对点名尖锐批评党委成员当然难以接受。因而许多人批评并反对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使聂元梓等人陷入了困境,难以支持了。康生等人把聂元梓的大字报底稿转给了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支持这张大字报,并下令向全国、全世界公布这张大字报。

6月1日晚8时正,在各地广播电台联播节目里,广播了聂元梓大字报的全文。

6月2日, 《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全文。同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 字报》。接着《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告诫人们要抓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号召人们“做彻底的革命派,不当动摇派,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人民日报》的煽动下,北京的所有大专院校和部分中等专业学校及普通中学都掀起了批斗党委一、二把手的浪潮。学校的领导机构瘫痪了,同学们成了运动的主宰,各种事件不断出现。

面对此种情况,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决定,于6月初首先向北京大学派出了文化革命工作组,接着又向其他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那里的文化革命运动。

工作组进到学校后,按刘、邓等人制定的“中央八条”来指导运动,规定“大字报不要上街”,要“内外有别”,“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在街上开”,“不要上街,不要游行示威”,“不要搞大规模的声讨会”,……

“中央八条”首先遭到了北京大学部分师生的反对和抵制。他们认为“八条”是“框框”,是“压制革命”的,因而出现了反工作组的势头。接着许多学校都相继出现了反工作组的情况,一些学校并出现了赶工作组的行动。

工作组是按党中央的“八条”工作的,自中共执政以来,特别是反右运动中的逻辑,“反工作组就是反党”已成了颠扑不破的真理。6月13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中共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时指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

有了这些指示,工作组的工作目的更加明确了,他们的所为变成了第二次反右运动,一些带头反工作组的师生被打成了“右派”或“现行反革命”,受到了批判斗争,有的甚至被抓捕投入监狱。

北京的一切情况,自有江青、康生等人向在外地的毛泽东报告。毛泽东于7月18日突然回到北京。第二天,毛泽东在会见刘少奇等人时,毫不客气地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毛还十分严肃地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了起来,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对于毛泽东的尖刻批评,刘少奇是未及防备的,使他摸不清头脑。按照传统的方式主持工作,过去土改及早两年开始的“四清”运动,都是采用派工作组这种传统方式的,这一次派工作组又有什么错呢?

原来毛泽东这一次发动的文革运动,他的目的是要清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认为这些人“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是赫鲁晓夫那样的阴谋家和野心家”。毛所指的这些人物为首者正是指刘少奇自己和他在各地的代理人,这是刘少奇睡梦也未曾想到的。

在毛泽东的干预下,中央决定撤出文革工作组,同时毛和中央文革小组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支持反工作组一派学生,并为被打成“右派”或“现行反革命”的师生平反,使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工作组,这些反工作组的师生也就成了文革中最早的造反派。但此时他们仍然是少数派。

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京召开,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8月18日,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百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文革运动正以排山倒海之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10月1日,林彪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接着《红旗》杂志在13、14、15期上连续发表社论,全国掀起了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为此,文革工作组和各级党委都被指责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受到批判和冲击。工作组和各级党委为了保自己,纷纷组织起各种群众组织来对付这些造反派,使各种事件不继出现。由于毛泽东支持全国学生的大串联,并连续八次接见全国各地学生和红卫兵,各级党委领导被冲垮了,使全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自1966年的8月至1968年的8月,是文革中最为混乱不堪的时期,各种批斗会,派性之争,武斗,打人,以至逼人致死、乱杀人事件层出不穷,使国家和人民都陷入巨大的灾难之中。然而这一切都被毛泽东认为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是“形势大好,而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是何等的荒唐之言啊!一场荒唐的运动在全国上演着,反反复复延续竟十年之久,震惊了神州大地,震憾了整个世界。

四、广西大屠杀产生的经过

文革之在广西,开始时与全国各地是大致相同的。1966年春夏之交是开展对文学、戏剧、史学、哲学等领域中的所谓“毒草”的批判;其后工作组进到学校,6、7月间出现反工作组的行动;8、9月间是破“四旧”、“抄家”(主要是在城市),省、市级党政机关受到冲击;10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原始的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在相持着、斗争着……

1967年1月上海爆发夺权斗争,时称“1月革命”。毛泽东支持上海的“1月革命”,号召各地从“走资派”手里夺权,要求领导干部站出来“亮相”,要求部队出来“支持左派”。号召各地建立新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使文革运动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更为复杂的阶段。

在这种形势下,由于毛泽东支持造反派,原始的保守组织垮掉了,各级领导干部纷纷站出来亮相支持造反派,部队出来支左也是支持造反派,一时间造反派似乎成了胜利者(主要是在桂林、南宁、柳州这样的城市地区)。

1967年2月19日,广西区党委和政府领导人贺希明、霍泛等12名领导干部联名发表《革命造反声明》(习称“2.19声明” ),站出来亮相,支持造反派,但广西军区没有表态支持他们,却在群众中做支持韦国清站出来的工作,从而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

1967年3月1日,广西军区在做支持韦国清站出来的同时,又以南宁造反派“工总”的组织不纯为由,砸了“工总”总部,并逮捕了总部宣传委员熊一军,这是在全国一些地方出现打压造反派之风影响的结果。同时,在3月间军区以“实现班级联合”之名,解散了南宁市中学生的造反派组织。这些都激起了造反派的不满和反对。

军区要做韦国清站出来的工作,并在原来的保守派组织中做工作,动员他们支持韦国清;造反派则以韦国清并未检查和认识错误为由极力反对。支持与反对韦国清的两派开始出现。

4月16日,南宁的造反派七千多人召开大会,《新工总》的旗号重新打了出来,造反派并要求军管小组撤出《广西日报》。

与此同时,在军区的支持下,原来已垮掉的保守组织在支持韦国清站出来的旗帜下重新集结起来,六万多人在朝阳广场召开大会,支持韦国清站出来,并声援军管《广西日报》。

4月19日,广西区党委及区政府领导人伍晋南、贺希明、霍泛三人联名发表声明(习称“4.19声明” ),支持造反派的行动。

造反派支持伍晋南等人的“4.19声明”,反对韦国清;而保守派支持韦国清,反对伍晋南等人的“4.19声明”,两派出现了激烈的斗争。

4月22日,造反派成立了“4.22火线指挥部”,到《广西日报》前静坐示威。广西“4.22”派之名便由此而来。

5月11日,支持韦国清的一派成立“南宁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后来演变成了广西“联指”。

5月29日,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公开发出致“新工总”、“倒海翻江”(“4.22派”)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以警司的名义公开指责“4.22”派,这是极不正常的,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震动和极坏的影响。

6月2日,“4.22”派召开“声讨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镇压造反派的罪行大会”,与此同时,“联指”派则召开大会,拥护警司的决定。

自此两派的斗争全面展开,焦点是支持还是打倒韦国清,影响遍及整个广西。

随着两派斗争的深入发展,自6月中旬南宁首次出现武斗,很快武斗遍及广西的许多地方,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的安定,严重地影响到生产和人民的生活。

面对广西的形势,中央从1967年5月初开始组织广西两派代表和党政领导干部、军队干部到北京学习,周恩来总理从6月1日起至11月中旬,先后八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及党政军领导干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接见中,周恩来总理对“4.22”派,特别是桂林的造反派“老多”有所赞扬,对广西军区和“联指”一派则有所批评,经过中央数月的工作,广西军区和韦国清终于交出了检讨,承认在文革中支一派、压一派,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砸“工总”,逮捕“工总”宣传委员熊一军,给造反派发忠告、警告书施加政治压力,对支持韦国清站出来没有做好工作,这些都是错误的。向造反派表示赔礼道歉,向毛主席请罪,决心改正错误。

在中央的主持下,两派代表经过多次讨论,达成了《关于广西两派促进大联合的十条协议》,并同时达成了停止武斗,拆除武斗工事,上交武器的协议。1967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出了《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决定成立由党政军领导干部韦国清、欧治富、魏佑铸、孙凤章、焦红光、郝忠云、王斌、伍晋南、安平生同志以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习称“区革筹” )。至此,广西的形势应该变好了,人民盼望的平静生活将会实现了。

然而形势的发展却出乎人们的意料,不但没有变好,反倒愈来愈坏,并且最终出现更大规模的武斗和乱杀人的惨剧,是人们做梦也未曾想到的。

早在1967年的10月,在桂北一些地区就出现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庭”一类非法组织,乱抓地富分子和他们的子女加以杀害。最典型的是全州县东山公社三江大队的杀人事件,在大队民兵营长黄天辉的直接指挥下,10月2日晚至4日,两天之内就集体坑杀了76名地富分子及他们的子女,拉开广西的大屠杀序幕。

1967年11月,容县“联指”派就杀害地富分子及“4.22”派成员69人。12月5日,在武装部的支持下,容县“联指”派400多名武装人员攻打黎村“支多阵线”(“ 4.22”派),打死12人。

1967年11月,玉林“联指”进攻福棉公社“4.22”派据点,历时4天,“4.22”派多人被杀害。

1967年12月4日至7日,荔浦“联指”围剿修仁“农总”(“4.22”派),当场打死“农总”多人。7日下午,“联指”公然在修仁召开所谓“荔浦修仁镇压反革命夺权胜利大会”,会上当众杀害“农总”成员11人,是一起光天化日之下的典型杀人惨案。

面 对这几起典型的杀人惨案,所在地的政权机关(武装部就是当地最高执法机关,公、检、法都是由他们军管的),广西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就是当时广西最高的权力机 关和执法机关,如果他们能出面调查这些事件,并依法处理,惩办杀人凶手,后来的大屠杀就不可能发生。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做,因为事情就是在他们的支持或者 纵容下发生的,被杀的是“四类分子”和造反派,他们是心中暗喜的,不可能作出任何处理,终于导致新的杀人事件不断出现。

从1967年的11月起,广西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联指”派进攻“4.22”派并抓人、杀人的事件。为此,12月19日,梧州、荔浦、贺县、桂平、鹿寨、容县、罗城、玉林、钦州、博白等县的“4.22”派成立“反屠杀控诉团”赴南宁,到广西军区静坐和游行,强烈要求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制止武斗,依法严惩杀人凶手。同时,各县“4.22”派“反屠杀控诉团”向区革筹、广西军区发出公开信,严正提出五点要求:1、立即制止农民进城参加武斗,解除各地武装民兵对“4.22”派的围攻;2、立即派野战部队到武斗地区制止武斗,收缴武器;3、立即下令取缔“贫下中最高法庭”一类非法组织;4、立即解决各地因受迫害而逃到南宁、桂林、柳州等城市避难的“4.22”派人员生活问题;5、韦国清及广西军区负责人要到群众中公开检讨改正错误。

这些要求不论在什么时候、从什么角度看,都是诚恳的合理要求,韦国清和广西军区负责人是大权的执掌者,对这些要求是理应做到,也是不难做到的。

在各地“4.22”派反迫害、反屠杀斗争不断高涨的形势下,区革筹和广西军区也曾发出通告要“制止武斗”,严禁“乱抓人、杀人”,但这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的说说而已,并未见采取什么强有力的措施,也未对杀人事件作出任何调查处理。实际上他们的所谓“制止”、“禁止”只是表面文章,后来的大量事实证明,武斗和大屠杀实际上都是在各地武装部的直接操纵指挥下进行的,也是在韦国清和军区某些负责人纵容下所为的,完全是执政者利用派性进行报复,利用国家权力介于派性之争以消灭异己的政府行为。

文革之初韦国清这样的当权者受到过冲击,他们惧怕学生而东躲西藏,1967年1月在南宁、桂林又被造反派押上汽车游街示众,在他们的内心里充满了对造反派的刻骨仇恨。1967年11月他们被迫交出检讨,承认支一派压一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向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承认错误,赔礼道歉,事实证明这是假的,是他们玩弄两面派的一种手段而已。

1967年11月以来各地一些围攻和屠杀“4.22”派成员的事件尚未得到处理的情况下,自1968年1月开始,各地围攻和屠杀“4.22”派的事件又有了新的发展,真是老帐未了又添新帐,使大屠杀之风愈演愈烈。

最典型的事件如:

1968年1月28日,钦州“联指”在武装部的指挥下,调动各公社武装民兵进城武斗,围攻“4.22”派据点。由于“4.22”派未掌握什么武器,29日据点很快被攻破,“4.22”派成员多人被枪杀,就连支持“4.22”派的县委书记王剑东,县总工会主席冯怀忠,副县长周中权,农业局长张石英,百货公司领导干部蒋斌等人,在“4.22”派据点被攻破后,手拿白旗出来“投降”,也当即被“联指”武装人员枪杀,这是光天化日之下又一起血腥的屠杀事件。把“4.22”派歼灭后,“联指”派胜利了,召开庆功会,武装部和县领导人刘玉柱、卢寿凯、董文、任勇宪等人亲自参加会议,这说明了什么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1968年2月6日,玉林地区“联指”组织两千多人全付武装攻打玉林“4.22”派州配据点,包围两天后,据点被攻破,抓获“4.22”派13人,全部枪杀。

2月11日至20日,灵山县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暨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竟敢公开枪杀“4.22”派成员3人,并陈尸示众。大会公开号召要对阶级敌人实行镇压,布置会后各公社、大队回去立即执行。会后,新圩公社即按会议的布置杀了5人,四海公社则把全公社的“四类分子”数百人几乎全部杀光。其它各公社都有杀人的事件发生。

2月16日,在柳州“联指”的支持下,融安县“联指”攻打融安“4.22”派据点,“4.22”派有36人被抓,在押解途中即有15有被枪杀。

2月25日至28日,大新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召开各公社、大队“抓促”领导及厂矿武装部长、民兵营长会议,县武装部长周永山,政委韩奇主持会议。周永山在会议闭幕时讲话说:“为迎接县革委会的成立,对不守法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实行专政,不要心慈手软”,会后各地代表回到本地后,立即按照会议的布置杀人,在17天的时间里全县就杀了439人。

除上述围攻和屠杀事件而外,从1968年的1月到6月中旬,在梧州、平桂矿务局、巴马、宜山、凤山、天等、崇左、北海、上思、宁明、临桂、罗城、武鸣、陆川……等许多地方,都先后发生“联指”派围攻“4.22”派的武斗事件,都伴随有杀人惨案的发生。据有关的统计资料表明,在此期间被杀害“四类分子”和他们的子女、“4.22”派成员约3万人左右。

由于各地“4.22”派遭到“联指”的围剿,许多人为了逃命,不是下乡上山躲藏,就是逃到“4.22”派力量较强大的南宁、桂林、柳州等城市谋生。此时的广西区革筹和广西军区领导人,面对如此严峻的武斗和大屠杀事件,不是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制止,不是依法严惩那些杀人凶手;而是大造舆论攻击支持“4.22”派的那几位领导干部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等人,诬称他们是“牛鬼蛇神的总后台”,是“叛徒、特务、走资派、托派、反革命”,诬称“4.22”派中混进了“反共救国团”、“反革命”,号召“联指”派要“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对“阶级敌人”要大刮“十二级台风”。“联指”派控制的《广西日报》也在舆论上积极配合,报导各地“群众专政”乱杀人的经验,对武斗和杀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消灭“4.22”建立革委会是韦国清及“联指”高参们早就定下的计谋。在各地“联指”围剿“4.22”并残杀无辜的时候,韦国清及广西军区负责人又设计纵容“联指”在南宁、柳州、桂林等城市抢先占据点,构筑工事,抢夺军队的武器,制造武斗的紧张形势,以刺激这三座城市的“4.22”派被迫自卫从而发生武斗,这样他们就可以利用权势向中央谎报军情,诬称是“4.22”派在“挑动武斗”,在“杀人放火”,他们就可堂而皇之的出面镇压。

6月17日,区革筹和广西军区果然向全广西公布了《关于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案件公告》(习称“6.17”公告),这完全是韦国清、广西军区负责人为了消灭“4.22”派而搞的政治陷害。这个公告的下达,对全广西的大屠杀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另一方面,由于韦国清和广西军区负责人向中央谎报军情,骗得了独裁者毛泽东以及周恩来等人的相信,中央对广西问题发出了《七.三布告》,使韦国清等人的阴谋诡计得以实现,他们就可以据此明正言顺的调动部队公开出面消灭“4.22”派了。1968年7月底和8月初,南宁和柳州的“4.22”派就是在部队的公开镇压下被歼灭的,桂林“老多”(“4.22”派)则是在他们主动上交武器后,由桂林地、市革委会、桂林警备司令部政治部联名发出“8.20公告”后,由桂林军分区、各县武装部带领“联指”武斗人员打着“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工人纠察队”的旗号,全副武装开入市区,对此时已是手无寸铁的“老多”人员实行抓捕,倾刻之间,“老多”派被全部歼灭。

区革筹和广西军区的《6.17公告》和桂林的《8.20公告》,都是大屠杀的动员令,中央的“7.3布告”又被韦国清和“联指”高参们歪曲和利用,对大屠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大屠杀达到了最高潮。7、8、9三个月是广西最血腥恐怖的时期,是大屠杀最疯狂的时期,仅这三个月全广西非法杀害了约6万人,加上之前所杀的,总计约9万人左右,实乃有史以来少有的大屠杀惨案。

五、惨不忍睹的血腥屠杀

1968年的广西大屠杀,不但杀人数量之多居全国之首,杀人手段之残忍也是全国其他地方少有的。形形色色的杀人惨案几乎遍及广西各地,那种种的杀人场面令人毛骨悚然,惨不忍睹,在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也是极为罕见的。

关于惨不忍睹的种种杀人手段,1983年广西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名曰“处遗”),一些地方政府在有良知的官员主持下,在“处遗”报告中对种种杀人手段作了事实求是的记述,现摘录如下:

武宣县:杀人手段有敲死、溺死、枪死、捅死、砍死、拖死、砸死、被迫上吊、杀父奸女、杀夫奸妻等等,更有甚者有生割活人,挖肝吃肉的,……

纵观历史,原始社会生产力极不发达,有吃人肉的现象,此后这一现象已绝迹。但文革中武宣县有75名死者被挖肝吃肉,是丧失人性、愚昧无知的“返古”人吃人的离奇行为……,在武宣县,党员干部因吃人肉受到开除党籍或清除出党的共有27人。

合山市:我们……百感交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那个“伟大”的革命时代,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国法不复存在,公理不复存在,整人、害人、杀人者不但无罪,反而有功,不少人入党、当了官。挨整、挨害、挨杀的人不但背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连他的家属、亲属都受到歧视……

崇左市:……(杀人手段)有剖腹取肝煮食,取肠挂在树枝上的,有用牛拖死的,有杀夫奸妻、杀父奸女的,有杀人后抄家抢劫财物的……

柳江市:(杀人手段)有拳打、脚踢、刀砍、匕首刺死、棍棒打死、、枪杀、粉枪杀、挖眼睛、割鼻子、割耳朵、剖腹取肝、死后砍头示众、火烧死、活活甩死、活埋、丢下水潭或河里淹死等等。

在巴马县更有用五马分尸来杀死一名小学教师的。

笔者早些年在《广西文革列传》和《不应遗忘的历史——论文革中的广西大屠杀》两篇文章中对广西的大屠杀已有较详尽的记述。下面拟再通过武宣县和融安县两县的大屠杀惨案来看看种种杀人手段的运用,便可知广西各地杀人手段之大概了。

武宣县:在1968年的大屠杀中,全县有526人被非法杀害,其中竟有75名死难者被凶手们割肉、挖肝煮食,是广西挖肝、割肉最多的一个县。凶手们使用的杀人手段有:

敲死:5月4日是通挽圩日,有陈汉考、臧世赏、蒙志高、覃家琼、黄瑞成、甘德班等六人被“联指”武装民兵押到通挽圩游斗,行至邮电所门前时,均被凶手们用棍棒敲死。

5月×日,桐岭圩日,桐岭区新龙大队龚培民、龚培卫二人出于泄私愤,以龚姝颖是顽固地主分子为由,将其捆绑游斗,被活活敲死。

1968年7月1日晚,桐岭中学批斗黄家凭,校“革筹”副主任谢东主持会议,批斗中主持者煽动人把黄敲死。黄在建国前参加过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曾任一二一纵队第一支队第一中队政治指导员,桂中支队十八大队长,解放后任过苍梧县副县长,桐岭中学副校长,可说是一个老革命了,也不能幸免。

7月17日,三里区上江乡开群众大会,批斗廖天龙、廖全福、钟振权、钟少廷等4人,在批斗中被乱棍敲死。

溺死:1968年5月12日,蔡友斌等5人在武斗中据点被攻破后突围,泅游渡江到南岸时,被“联指”派的韦玉锦、李炳龙等人抓捕后,用铁线捆住手脚丢入河中溺死。

1968年6月18日,古禄乡治保主任覃祖同指使民兵覃廷笋、黄天桃等人抓覃太焕等三人上街游斗,被毒打后,捆绑手脚丢下水塘中淹死。

枪杀:1968年3月19日是三里圩日,陈北福等15人被押到三里街游斗,“联指”民兵陈立生、何才兴开枪将陈北福打死,“联指”小头目陈友权随后又用手枪补打两枪。

1968年5月14日,支持造反派的交通局局长刘志远,被“联指”非法抓捕关押,后被梁春林等人从关押处拖到县城十字街枪杀。刘是一位经过南征北战的老干部。

1968年6月3日晚,李光伟、李春会、李光仁、李树兴、张兴昌等人被集体枪杀于二塘街果园内。

1968年6月15日,李赞龙、李锦良、刘业龙、陈天掌等在三里车缝社游斗后被枪杀。

捅死:1968年6月12日,武宣区在县城街上圩亭召开批斗会,“联指”人员王春荣押送被批斗的周忠等十多人入会场,在批斗会上谭启欧被活活打死,黄振基被打休克,醒来后向王春荣求饶说:“同志,原谅我嘛”,王春荣摇晃着闪闪发光的五寸刀,气焰嚣张的说:“嘻!嘻!原谅你五分钟”,随即令拖的人不停地向前拖,到达中山亭时,王即令停下,同时手持五寸刀,一脚踏上黄振基胸部,活生生地剖开腹部,挖出心肝而死。

砍死:1968年6月18日,三里区台村大队开会批斗陈汉宁、陈承云、陈除建等人,文革主任陈思庭主持会议并讲话,材料员陈竟明宣读被斗对象的所谓“罪状”后,群众批斗了约半个小时,陈思庭问群众:“这些人怎么办?”群众中有人喊“杀!”民兵即将被批斗者推出会场,“联指”人员陈志明用大板刀将三人砍死,并剖腹取肝煮食。

拖死:1968年6月×日,“联指”派刘杰等8人在东乡李树岗村第二生产队刘世贵家开会,研究对陈平的处理时,梁树明、刘杰提出把陈平杀掉,会后交雷保英、刘达耀、蒙惠强等人押陈平到后山松树林枪杀未死,次日陈爬回村边,被刘国谋用绳套住陈平的脖子在地上拖,他在呼救、惨叫的呻吟声中活活被拖死。

活割:1968年6月17日是武宣县圩日,“联指”人员蔡朝成、龙凤桂等人押汤晨辉上街游斗,走到新华书店门前时,龙用步枪将汤击伤倒地未死,王春荣手持五寸刀剖腹取出心肝,围观群众蜂拥而上动手割肉,汤命绝身亡。当时在场的县革委副主任、生产组长、县武装部副部长严玉林目睹这一残忍暴行的全过程,而一言不发。

1968年7月×日,通挽区大团村第七生产队甘克星在附近田边组织批斗甘大作的会议,甘业伟喝令甘大作跪下,在批斗中甘业伟一棍打在甘大作的头上,甘大作倒地后尚未死,甘祖扬即动手脱下甘大作的裤子用刀割生殖器,甘大作哀求道:“等我死先嘛,你们再割”。甘祖扬无动于衷,惨无人道的继续割甘大作的阴部,甘大作在撕人肺腑的惨叫声中挣扎,令人毛骨悚然。甘维形等人则争着割大腿肉,甘德柳则剖腹取肝,其他人蜂拥而上将甘大作的肉割光。

生割活人,残忍至极,令人怵目惊心,惨不忍睹。

砸死:1968年6月21日,东乡区上棉村黄培刚与该乡雷国保组织召开的的批判张富展(当时18岁,系武宣中学应届毕业生)的大会,批斗会开始后不久,黄海军(当时12岁) 用木棍敲打张富展的头部使其昏倒在地,黄培刚即将张富展拖到一里多远的那凰岭放下,用五寸刀朝张的胸部捅一刀,张挣扎着扭动身子,黄培刚又在旁边持一块石 头砸张的头部,接着又连捅了两三刀,从胸部直割到肚脐处,取出心肝,接着廖水光割去张的下阴,其他人即蜂拥而上把张的肉割光。

被逼上吊:江乃生从广东海康县堂兄江毅生处避乱返回桐岭老家,被桐岭区纠察队捆绑押进区公社所院内,绑在树下,此后三次对其轮番刑讯逼供,江忍受不了皮肉之苦,在被关押的房内自缢身亡。

杀父奸女,杀夫奸妻:1968年5月20日晚,禄新区大榕乡党支部书记石朝保等人,在桥巩村召开批斗王德欢、王开华大会,批斗会上王德欢遭乱棍打死,王开华被拖到会场外捅死,随后,覃锦必伙同潘新德、覃汉民、覃世松等人到王德欢家,轮奸正处豆蔻年华之次女王凡珍。

1968年6月23日,武宣街圩日,约中午时分,武宣镇对河生产队李炳龙等人用铁线把黎明启、黎中元、黎中杰等人的脚扣住,用绳子捆颈绑手。李炳龙带领左伯洪等十四人,各持棍棒押送被斗者到县城区进行游斗,游到菜市场时,即令黎明启等人跪下,李炳龙当场宣布这三人的所谓“罪状”,宣读完后高喊“该不该杀”,围观者中有人答“该杀!”李炳龙等人即将黎明启等三人活活敲死,后将尸体拖至河边,黄启焕等人即去剖腹取肝、割生殖器,弃尸于江中。

同日夜间,李炳龙伙同韦炳文、左伯洪、韦志华到黎明启家,轮奸黎的妻子,并抄家把财物洗劫一空。

围捕杀害:1968年6月29日,三里区“工农总部”(“联指”派)常委周胜松对三里乡治保主任陈必洪观点倾向“4.22”派,以其有驳壳枪为由,调集一百多“联指”武装人员包围陈必洪家院,9时左右,陈爬上房顶被“联指”人员用枪击伤,不久死亡。

1968年7月10日,东乡区武装部长兼纠察队长覃忠兰,革委副主任兼纠察队副指导员李华天,授命纠察队副队长覃振权率领纠察队8个班,并有金岗乡加强班配合前往金秀、武宣、桂平三县交界的驾马山,以剿匪为名,追捕“4.22”派刁其棠、刁其洲、刁其瑶等人,刁其棠在被追捕时被打死,刁其瑶坠洞身亡,只有刁其洲死里逃生。

融安县:该县在1968年的大屠杀中共杀害了1416人,绝大多数是在8月杀害的,有用枪杀的,更多的则是用木棍、石头、砖头、大刀活活虐杀的。

1968年的6月至8月,融安县成了人间地狱。“联指”派在县革委会、县武装部的支持和主导下,开始了对“4.22”派、“四类分子”、“21种人”等的大屠杀。

6月16日,融安县武装部政委刘彬、副部长张子义和县委副书记杨仲林、曾竟军在长隆公社召开全县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有一千多人参加会议。

刘彬和张子义在会上布置全县刮“12级台风”,大搞游斗、戴高帽、挂黑牌,狠狠打击“阶级敌人”。刘、张二人在会上肯定并积极推广潭头公社新寨大队屠杀“4.22”派人员取得了伟大成绩。

长隆会议结束后,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乱抓乱杀人的高潮。从6月16日到8月10日共杀害了304人。

7月24日,刘彬和韦宗芳(县长)决定由潘续祥、刘新安、黄光明、杨青、苏玉福等公社武装部长和“联指”头头,带领融安县、三江侗族自治县“联指”武装人员和融安县武装部99分队包围雅瑶东平大队平顶山“造反大军”据点,“造反大军”被打死2人,烧死2人。

7月上旬,板桥公社革委主任张树生主持召开大会,号召向“阶级敌人”刮“12级台风”。张树生亲临滥矿、梁老、江边三个片指导“刮台风”,共杀害“4.22”派人员21人,继之,全公社又杀75人。

8月10日融安县革委会成立,李树春任主任,刘彬、韦宗芬、杨仲林任副主任。

为了庆祝县革委会的成立,需要杀一批“阶级敌人”来为新生的红色政权祭旗,于是更大规模的屠杀开始了。

8月13日上午县革委会召开了“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誓师大会”,刘彬(武装部政委、县革委会副主任)在会上号召:“立即紧急行动起来,向阶级敌人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刮起十二级台风!要抓一批人,杀一批人,坚决镇压他们,毫不留情,毫不手软”。会后立即组织民兵纠察队,收集捆人的绳子。

8月14日早上,戴着“纠察队”袖章的武装民兵(“联指”成员),满脸杀气的挨家挨户按“黑名单”抓人。抓到后即五花大绑,一阵毒打,个个都被打得半死。县水电局干部罗美和被抓时据理责问:“你们抓人有逮捕证吗?”抓人者得意洋洋地指着佩戴的红袖章说:“这就是逮捕证”。

被抓的人有干部、学校师生、街道居民、工人和农民,凡有人参加过“4.22”派的家庭,家家户户都吓得魂不附体,噤若寒蝉。有的为了避免遭受那令人发指的暴行,纷纷上吊,或者割喉自杀。如建设街第九组居民唐毅与妻子卢金梅把尚读小学的一女三子送到婆家后双双上吊自尽。

8月15日,长安镇革委副主任,武装部副部长刘子卫等人研究决定,在长安镇大刮“12级台风”。

8月16日上午,长安镇革委会五人领导小组讨论通过杀人名单,然后指挥纠察队把人押去游街,再假暴民之手实施杀戮。

16日是长安圩日,先枪杀了贫农周老关,县教育局干部莫海明和教师曾漫涛。中午时分纠察队按革委会的安排,押着26人游街示众,当即有21人被木棍、铁棍、砖头、石块等活活打死在街上。

8月20日下午,长安镇革委会4名领导成员再次开会讨论通过次日的杀人名单,酝酿更大规模的杀人,并事先物色安排好棍棒手,到时起杀人带头表率作用。

8月21日又是长安圩日,快到中午时,只见纠察队押着一队队被捆绑着的“4.22”派成员从百货大楼(临时监狱)押出来,共计235人,经几条大街游街示众,一路批斗,一路打骂。

在游斗中,纠察队员宣布被游斗者的“罪状”:某某是现行反革命,破坏文化大革命;某某是右派,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然后高声向围观的群众:“毛主席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对这些死不悔改的阶级敌人,大家说怎么办?”早已安排好的打手发出一声吼:“杀!”,便一拥而上,暴徒们挥舞着大棒呼呼地朝被游斗者打去,刹那间,只见木棒翻飞,砖头、石块如雨点般砸下,“嘭、嘭、嘭……”地响着,被打者有的当场倒下,满身血污;有的则挣扎着趔趄地乱跑,怎奈双手被捆绑着,哪里跑得了,被随即飞来的木棒、石块击倒。

暴民们与这些被游斗者有的素不相识,此时却成了不共戴天仇敌,非置被游斗者于死地而后快。而有些则是街坊邻居,或者是单位同事、车间工友、同校师生,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此时都“六亲不认”,非把对方打死才能解恨。满街的哭声、饶命声、追打声、漫骂声、喊杀声、狂笑声,声声撕心裂肺。满街溅洒着鲜红的人血,汇聚成一条条的血沟。沾满鲜血的砖头、石块、木棒,横七竖八的尸体,令人触目惊心。8月21日的游斗有财政局干部公靖波、钟维琼、岳朗,县工作队成员周富云,长安税务所职工黎继昌,教育局职工莫海明,县工商联主任米伯初,邮电局职工殷远芳,长安粮所干部覃美荣,教师戴景培,服装厂工人张德尧,五金社工人(女)曾碧英,立新街居民陈汉英、龙志安、余寿松等56人被打死。不死者也是伤痕累累,留下遍体残疾。

在当天的县革委会议上,刘彬、韦宗芬在讲话中肯定长安镇8月16日和8月21日游街打死人的行动,并要总结经验以在全县推广。使全县各公社、大队杀人高潮不断涌现。

直到9月1日,长安镇革委会又杀了10个“四类分子”和“21种人”,他们是罗杰、罗毅兄弟,覃梅枝(女)、吴仁富、潘炳战等。

在9月1日的屠杀中,五十多岁的杨大伯就挨家挨户通知:“今天敲四类分子,去敲啊,去敲啊,不去敲就有罪啊!”

中午,五十多岁的陈家阿婆从街上杀人回来,两手都是鲜血,笑呵呵地去河边洗手。

老大爷、老大娘也如此这般的去杀人,可见毛泽东的邪教歪理害人是多么深啊!

这就是震惊世人的融安大屠杀。

上述种种的杀人手段,除挖肝割肉这种极端残忍的手段仅发生在武宣、贵县、宾阳、邕宁、合浦、灵山、武鸣等几个县外,其余的杀人手段在广西各地都普遍存在。这些残忍的杀人手段与当年的希特勒和日本法西斯的大屠杀相比,与后来波尔布特制造的“红色高棉风暴”和霍梅尼夺权后的“伊斯兰革命”的杀人相比,真乃有过之而不及。是人性的沦丧,是兽性的疯狂,是反人类的屠杀。

六、对文革和广西大屠杀应有的认识和反思

回首文革,往事似乎还历历在目;回顾当年广西的大屠杀,那残忍悲惨的情景至今尚使人胆战心惊,悲恸欲绝。

大 屠杀血腥残暴的历史已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世人永远也不应该遗忘它。然而这一段历史又似乎被湮没了,因为到目前为止大屠杀的有关史料还被尘封着,包 藏在秘密档案中,广大的人民是不得而知的,特别是当今的青年人对这一段史实是一片空白;就是现今仍在世的当年的见证人,他们也只是知道身边的一些事件,除 此而外的许多重大事件他们也是知之甚少或根本无从知道的,特别是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以为事件过去多年了,没有必要再谈他了,也没有必要再纠缠旧帐了,这实在 是一种胡涂的认识。当年参与杀人的人,特别是一些杀人的指挥者和凶残的暴徒,他们当然不希望再谈当年的为非作歹。但受害者家属和许许多多当年耳闻目睹过杀 人惨状的人,那种种恐怖残忍的情景定会在他们的脑海中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血腥记忆,今天他们应该有责任、有义务站出来揭露当年的事实真相,才能告慰九泉之下 的受难者,也才能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即使是当年的杀人凶手,现在40多年过去了,一些人也已作古,就是活着的人,现在也不是追究什么凶手的时候了,你们应该受到良心的责备,站出来反思自己的罪行,说出事实真相,这对自己、对历史才是负责的态度。总之,不论是什么样的人,都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去认识问题,去总结经验教训,才是正确的态度。

而今大屠杀四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幸存者和许多尚在世的见证人,你们对这一段历史有何认识和反思呢?大屠杀后出生的人,当你们了解这一事件的真相以后,又有何想法,会受到何种启迪和教训呢?

笔者以为,从下列几方面来认识和反思这段历史是十分必要的。

1、文革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大的罪过

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的决议指出:文革是“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民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是“否定文革”,并认为“毛泽东要负主要要责任”的官方正式表态。这个表态当然是中共的一大进步。

毛泽东的一生可以说是作恶多端,罪行累累。早在1930年在江西苏区时他就搞了一场大规模的恐怖风暴——“肃AB团”,几千名红军官兵和根据地内的党团员及普通群众惨遭杀害。1942年的延安整风他又把大批的党员干部和革命青年打成“特务、托派、反革命”,使许多人被抓捕关押,一些人被逼致死,一些人惨遭杀害。共产党员作家王实味就是因为发表了某些批评意见而被砍了脑袋的。取得政权后的毛泽东更是没有干什么好事,从土改、镇反、思想改造、农业合作化、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反右倾、四清……,一件件留下的都是罪恶的记录,文革则是他所有犯罪的最高峰,是他一生革命的缩影。

与他一起从事革命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一批开国元勋都被迫害致死,无数的老干部、老党员受到迫害,一大批文化界名人、学者、专家等知识精英惨遭迫害,一批有作为的优秀青年如林昭、遇罗克、张志新、李久莲、钟海源、黎莲……等惨遭杀害,更有千千万万的普通群众、“四类分子”死于非命。有学者估计文革期间约有七百万人非正常死亡,遭到株连的人和受到迫害的家庭更是无计其数。经济建设处于崩溃的边缘,思想文化上受到的创伤更是几代人都难以弥补的。文革的要害就是反文明,倡导仇恨与暴行,与人为敌。如此弥天大罪都是毛泽东的独裁统治,打着“革命”的 旗号,利用国家权力所造成的,是中国有史以来的最大犯罪。

然而,毛泽东至死都不承认文革是错误的,带着他的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了,他对发动文革这件事的观点都没有改变。这从他在去世前的说话中即可看出。毛泽东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毛在死前的这些话。没有丝毫的忧虑与不安,相反是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观点至死不变,这是值得世人很好的认识和反思的。

对于毛泽东在去世前的这段谈话,“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几个海岛去了”,对此事的是非功过,我们暂且不论;“抗战八年把日本请回老家去了”却并非毛的功绩。抗战中的毛泽东有意保存实力,批评八路军的将领搞“百团大战”是“暴露了我军的实力”,是“为蒋介石打日本”。 八路军、新四军的广大将士是积极抗日的,而毛是不积极的。至于打败日本,那是在蒋介石领导下全国人民积极抗战的结果,是国军担任正面战场作战起了主导的作 用;更有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胜利,美国战机轰炸日本本土,并投下了两颗原子弹,这是促使日本投降的最重要的条件。假如没有美军的胜利,抗日战争虽然最终 的胜利会属于中国,但那决不是八年也许还要过多少年才能胜利就很难说了。至于对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确是真实的。因为文革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是太大了。所以我们要牢记文革的历史,恢复历史的真实面目,千万不能使文革的历史成为一笔糊涂账。想当年文革中的人们,许多人是满怀热情投入其中,为“革命”、“真理”、“理想”、“人民”、“领袖”而陷入疯狂之中,一些人甚至施虐打人、杀人,并且在这些暴行中,总是伴随着不断地高呼“毛万岁”、“××党万岁”、“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等等的狂呼声,这一切不是特别值得我们反思的么。唯有这样,才能充分认识毛泽东的本质,认识他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毁灭性灾难。

2、广西大屠杀是韦园清一手造成的

发 生在文革中的广西大屠杀,当然是与毛泽东有关的。因为文革是他发动和领导的,文革之初为达到清除异己的目的,他煽动学生们起来造反,向走资派手里夺权。局 势混乱了他又派军队介于地方的文革,支持左派。这一切的结果,在群众中造成了更大的分裂,形成派性之争,派性的进一步发展终酿成大规模的武斗。其后他又抛 弃造反派,派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清理阶级队伍,斗批改……,而这一切都是他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等歪理邪说指导下进行的,由此产生的大灾难毛泽东当然是难逃其责的。

这是就全国而论,文革的种种罪恶自然要算到毛泽东的头上。然而在广西,大屠杀之事除了毛泽东应承担的责任而外,直接的责任人应该是韦园清和当时广西军区的负责人,他们是这场大屠杀的始作俑者。

从1967年11月以来,韦园清和“联指”高参们实施的计划步骤是先围剿歼灭除南宁、桂林、柳州以外广西各地的造反派,然后再集中力量最后歼灭这三座城市的造反派。

如:

1967年12月5日,容县“联指”武装人员进攻容县“支多阵线”(“4.22”派)并将其歼灭,是在县武装部的组织下进行的;

1968年4月,在巴马县武装部部长李彦智、羌圩公社武装部部长卢金珊、副部长黄正业等的领导指挥下。“联指”武装人员围歼“4.22”派,“4.22”派在乙圩大队下乙屯的据点被烧光,枪杀俘虏,未死的百姓流落他方;

1968年5月18日,平果县革委会、武装部下文通知,抽掉榜圩、凤梧、黎明、海城等区的武装民兵数百人,于5月23日至24日在县武装部政工科长指挥下,进攻“4.22”派据点并予以全歼;

1968年5月28日,武鸣县革委会和武装部指挥调动城厢、陆斡、两江、罗波、双桥等公社的武装民兵270多人围剿“4.22”派;

1968年5月11日,武宣县武装部副部长廖秀峰率领“联指”武装人员300多名围歼“4.22”派;

1968年7月7日,梧州军分区副司令员李钱荣、副参谋长李玉涛在贺县革委会委员张仁义、缪隆恩等人的陪同下,到平桂矿务局实地观察,参与决策组织围攻平桂“井冈山”(“4.22”派),“井冈山”据点被攻破,数十人被枪杀;

……

类似这样的事例,在广西许多地方都是如此发生的。

事实清楚地说明,从1967年11月以来,广西各地所有“联指”派围剿“4.22”派 行动,所有各地发生的屠杀,都是在各地军分区、县武装部、革委会的部署指导下进行的,他们或者亲临组织指挥,或者暗中支持、纵容下级的公社、大队所为。完 全是有计划、有预谋、有步骤实施的围剿和屠杀。这些地方政权机关和他的领导人敢于如此胆大妄为地围剿另一派群众组织,可以随意抓人以至杀人,没有广西的最 高权力机关区革筹和他的领导人韦国清以及广西军区领导人的纵容或者默许,他们是绝不敢于轻举妄为的。

为了配合各地对“4.22派的围剿和屠杀,为了最后一举歼灭南宁、桂林和柳州这三座城市的造反派(“4.22”派),他们一方面通过其控制的喉舌《广西日报》大造舆论,诬称“4.22”派在各地“挑动武斗”,“杀人放火”,并以此多次上报中央,谎报军情;一方面又谎称“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就在“‘4.22’派的组织中”,并为此以政府的名义发出《6.17公告》,动员各地狠抓“反共救国团”,矛头直接指向“4.22”,必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

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偏听偏信,根据韦国清们的谎报军情,中央于1968年7月3日发出发解决广西问题的《7.3布告》。其后又在1968年7月25日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和党政军领导干部时,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温玉成等人在会上无端指责“4.22”派,把一切罪过都算到了“4.22 ”头上,并不允许“4.22”和桂林“老多”的代表们据理申辩,和1967年的接见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那时的接见能如实的听取意见,赞扬 “4.22”和桂林“老多”,对军区和“联指”有所批评;现在则把事非完全被颠倒了,周恩来等人的丑恶嘴脸也暴露无遗。

有了《6.17公告》、《7.3布告》及“7.25”接见中央领导们的讲话,韦国清们抓到根据、有借口了,他们可以明正言顺、明目张胆地调动部队围歼“4.22”派了。7月底至8月初,南宁、柳州的“4.22”就是这么被全歼的;8月20日至22日,桂林“老多”虽然早已上交武器、拆除了武斗工事,此时手无寸铁被全部歼灭就轻而易举了。

8月26日,广西区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广西实现了“联指”派的一片红,韦国清成了当然的第一把手。

7、8、9三个月是广西大屠杀的最高潮,这完全是韦国清、广西军区负责人组织领导的结果,绝非是无政府状态下的群众自发所为,而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政府行为,是一种国家罪错,是韦国清一手制造的红色恐怖下反人类的大屠杀。

四、大屠杀之事为什么长期得不到揭露和处理

1968年 的广西大屠杀,虽是在“文革”的特定时期所发生的事,但,事后依法进行处理,对杀人的组织者、策划者和杀人凶手依法惩处,总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国家和 政府所应该做的事。然而在广西,这些杀人的策划者、指挥者及杀人凶手们不但未受到法律惩处,反而成了“文革”有功之臣,成了“保卫红色政权”、“保卫无产 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干部韦国清”、“镇压阶级敌人”的积极分子而入党、提干,或者参军、升学,一些人并被提拔成了掌握一方大权的领导干部。这又是一件叫人无 法理解和无法容忍的怪事。

如 南宁“联指”的头目廖炜雄、颜景堂、潘玉臣,因指挥武斗、指挥杀人、迫害干部有功,廖、颜都当上区革委副主任,廖并当上了区党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九大 代表,潘也当上了区革委常委、公安厅副厅长;凭祥“联指”头目黄日南当上了市委副书记、市长;来宾县“联指”头目唐彪当上县委书记;兴安县“联指”头目唐 廷国当上了县委书记;桂林“联指”头目曹铁军、李年生成了市委和市革委的重要领导干部;其他许多地方的“联指”头目和杀人凶手如临桂的胥明德、韦英豪、凌 云的王德堂,宾阳的王建勋、韦善强,阳朔的吕明忠、蒋彬,上思的段振邦,罗城的段志英等等,因镇压群众或杀人有功,都得到了重用或者提拔;甚至光天化日之 下在桂林开枪连杀5人的兴安中学生蒋孝生(时年20岁)事后也参军、入党、当上了大队党支书和大队长。像这样的人和事。在广西是太多了,这真乃天大的怪事和奇闻。

原来这一切皆因有韦国清的关系,“文革”中韦国清一直是广西的一把手,他大权在握,背后又有黄永胜和林彪在支持。黄、林垮台后又有毛泽东的支持,广西各地、各级的当权者又都是他的亲信、党羽,无怪乎他可以一手遮天,可以翻云覆雨,谁能奈何了他呢。

另一方面,韦国清所控制的舆论阵地广西日报,更是成了韦国清的喉舌,一直在为韦国清歌功颂德,摇旗呐喊;鼓吹“文革”中广西有一条“正确路线”,为韦国清涂脂抹粉。

在“文革”中的任何一个阶段,广西日报都成了韦国清发号施令、胡作非为的传声筒和吹鼓手。“文革”初期的1966~1967年大动乱期间,1968年的大屠杀期间,广西日报所扮演的角色已是世人皆知无须重复了;就是在其后的清查“5·16”运动、批林批孔、儒法斗争、评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一系列的所谓运动中,广西日报所扮演的角色都是极不光彩、令人作呕的。对报上的语言,那种低能的水平,笔者当年(1968~1978年)读广西日报,往往会发出会心的嗤笑。

如1971年的春、夏季,广西开始全面清查“5·16”运动,广西日报劲头十足,一马当先,把在1968年镇压“4·22”和“桂林老多”所说厌了的话又搬出来鼓噪一番。什么“广西有一条‘5·16’黑线”,他们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党乱军”、“反对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全是以大帽子压人的空话、废话。笔者当年是一个单位“老多”派的负责人之一,对广西的问题十分清楚,广西根本就不存在什么“5·16”集团。可是韦国清之流仍在拉大旗作虎皮,还是通过广西日报在拼命的喧嚷,还是在装腔作势的在搞清查,只不过是把“4·22”和“桂林老多”的各级大小负责人(大屠杀的幸存者)又抓来软禁明曰办“学习班”交代问题。实在是可笑而又可恶之举。

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桂林老多”中有一批人站出来揭露1968年桂林“8·20”行动镇压“老多”和人民群众之事。“8·20”行动使桂林市和桂林地区12个县近万人丧命,是一起惊天的大惨案。这些人站出来揭露“8·20”,揭露韦国清、陈秉德之流的滔天罪行,桂林人民无不拍手称快。但此举却惹恼了韦国清等杀人的幕后策划者,他们当即布署镇压,把敢于揭露杀人之事的张雄飞、许瑞林、龚志明、李新等20多人非法逮捕并以“反革命”罪判刑,同时在全市各单位强制群众表态,要说“8·20”是“革命行动”,这是地地道道地法西斯行为,是强盗行为。广西日报也在舆论上配合,说什么“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企图翻天”,以压制人民起来揭露韦国清等人的罪行而在制造歪理邪说。

到了1976年春、夏时节,“四人帮”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韦国清又通过广西日报把桂林1974年抓捕的那几个“反革命分子”张雄飞、李新等人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和依靠力量”;但,到了1976年冬“四人帮”倒台后,他们又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此时则把张雄飞、李新等人说成是“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组成部分,是“四人帮”的别动队。1977年广西区党委发出的3号 文件中说:“在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发生在桂林的那几个‘反革命’分子挑起事端,是‘四人帮’插手广西的严重‘反革命’事件,是‘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 导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在广西日报上连续刊登批判文章。对于韦国清和广西日报这种“翻云覆雨”的卑劣伎俩,笔者当年就觉得可笑、可耻。韦国清和广西 日报所做的一切,全是欲盖弥彰的可耻伎俩。

1968年 广西大屠杀之事,长期得不到揭露和处理,原因就是因为韦国清和他的党羽一直在把持着广西的党、政大权。大屠杀、大镇压本来就是他们搞起来的,他们怎么能自 己起来清查自己、处理自己呢?他们千方百计地压制群众,不准谈论“文革”中广西杀人之事,更不准揭露;谁敢于揭露,他们就会利用权力来封锁、镇压,免使他 们受到法律的追究,用心何其毒也。

1975年 韦国清调到广州,其后又调到北京升迁,可谓“一路顺风”。虽然“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了,但安平生、乔晓光依次在广西执政,执行的仍是一条没有韦国 清的韦国清路线,他的余党仍在把持广西各地的大权。当全国各地都在清算“文革”的罪行,平反冤假错案时,广西却依然不动,使广西的“处遗”工作比全国晚了 六年多,其原因皆在于韦国清的缘故。

五、广西的“文革处遗”及其给世人留下的遗憾

1968年的广西大屠杀,在韦国清当政时期不可能得到任何处理,这是在人们意料之中的。因为事情本来就是韦国清及各地的当权者们策划、指挥的,他们不可能自己处理自己。但,在韦国清调离广西后,特别是在1976年10月 “四人帮”垮台后也仍然长期得不到处理这就使人不可理解了。“四人帮”的垮台,“文革”的结束,全国到处都在清算“文革”的罪行,到处都在平反冤假错案, 追究“文革”中的坏人坏事,特别是那些作恶多端的杀人凶手,对他们依法严惩,这是广大人民正义的要求,是时代的呼声。然而在广西,却是景物依旧,人事依 然;庆父不死,鲁难不已。这可急坏了无数受难者的家属们和无数受迫害的人们。他(她)们无不心急如魂,对那些杀人凶手和现在仍在保护杀人凶手的执政者充满 了无比的愤恨。

对于广西的大屠杀,广西人民一直都是不停顿地在揭露的。现在毛泽东死了,“四人帮”倒台了,许许多多受难者家属及受迫害的人们更是勇敢地站出来揭露韦国清及那些杀人指挥者和杀人凶手们的滔天罪行了。到了1982年,在全国各地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名曰“处遗”)基本结束之后多年,在全国形势的影响之下,在广西人民的迫切要求之下,广西的“文革”处遗工作也终将开始了。

1983年初,中央派出工作组进驻广西。中央领导人批评了广西当时的执政者乔晓光,指出他在处理“文革”遗留这个问题犯了错误,其后乔检查了错误。在中央的督促下,广西区党委成立了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领导小组,区党委先后发出了[1983]54、55、59号 文件,以指导广西各地的“处遗”工作。文件中所规定的“处遗”方针和政策其主要精神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究”,“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对打死 人问题和对杀人凶手的处理,要本着“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的原则行事。某些领导人甚至说“文革”中杀人问题的清查,要做到“水不能干,石 头不能现”,“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要看当时的历史情况”,现在如果“再杀一批人怎么了得”。

根据区党委和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广西各地、市、县都成立了“文革处遗”领导小组,抽调一批干部从事“处遗”工作。首先是调查核实各地的冤假错案和打死人的情况,然后进行处理。在此基础上,否定了中央的《7·3布告》,特别否定了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的《6·17公告》和桂林的《8·20公告》。对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反共救国团”、“暗杀团”的人一律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对被非法杀害或迫害致死的人一律给予平反昭雪,强加于他们头上的一切不实这词一律推倒。对农村中被杀害的人,每个受难者发给丧葬费100元,抚恤费120元;如果是国家干部和单位职工被杀害的,除单位给予丧葬费和抚恤费外,其未成年的子女由单位抚养至18岁,特困家庭的成年子女安排就业,孤寡老人和生活困难者给予定期的生活补助。这样的处理无疑是一大进步,也是最起码应该做到之事。

然而,对那些严重的违法乱纪者,特别是那些残杀无辜的杀人凶手和它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们的处理,就不能令人满意了。在1983年至1985年的“文革处遗”中,据官方的统计资料,全广西87个县、市、柳州铁路局被非法杀害(包括被迫害至死者)共计89810人(民间估计应超过十万),而在“处遗”中受到判处死刑的仅10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14人,判处有期徒刑的1841人;而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竟达47617人。这样的处理结果就不能令人满意了。受难者家属无法接受,社会舆论也普遍不满。

人们的不满,首先是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太少了。大屠杀中杀了89810人,现在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了,却只有10名凶手被判死刑,14名凶手被判死缓,判有期徒刑的也只有1841人,这怎么能使人满意呢?

当然,当年杀了近9万 人,现在不可能再杀这么多人,这是人们的常识所能理解的。虽然当年的乱杀人是在“文革”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事,但,特定的历史条件并不等于可以乱杀 人,而杀了人并不等于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少杀是对的,但那些杀人手段残忍、杀人数量多的凶手(连小孩也杀,全家杀绝)每个县、市至少应有数名被判死刑, 全广西至少应有100至数百名凶手被处死才能足以平民愤,才能还法律的尊严与公正。

其次,人们的不满是以党纪、政纪的处分来代替法律的惩处。党纪、政纪处分怎么能与法律的惩处混为一谈呢?“文革”中的杀人狂、迫害狂,甚至吃人肉、吃人肝,全广西47671人只受党纪、政纪处分,不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太叫人难以接受了。这近5万名杀人凶手(或与杀人有关的人)至少有一半以上要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才是令人满意的结果。

另 外,一些幕后指挥者或者负有领导责任人的一些人,他们根本未受到任何处分。如韦国清就调离提升了;宾阳县杀了三千多人,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宾阳县革委会主 任王建勋调到广州升官去了;平乐县武装部负责人李嵋山对平乐县的乱杀人也是负有领导责任的,也调到南宁军分区升官了。类似这样有罪(起码是过错)未受到任 何处分就调到异地升官的还大有人在,这怎么能使人信服呢?

大 屠杀本身就是一种政府行为,当时的革委会、武装部、军分区以至区革筹、广西军区,都是当时执掌大权的领导机关,他们发《通告》,鼓吹杀人理论,鼓动杀人, 带队围剿造反派,这不是政府行为又是什么?个别地方至少也是政府不作为的结果;面对乱杀人他们看到了、听到了,都不出面制止(或制止不力),都是要承担法 律责任的。

政府不能保护人民,这个政府又有何用呢?有的就是政府出面做的,政府的负责人站到了杀人凶手一边。直到处遗的时候,也未见哪一级政府和哪一位负责人站出向受难者家属和受迫害的人说一句道歉的话,他们哪里还有一点人性和自责之心呢?

特 别是在那个疯狂与荒唐的年代里,以“革命群众之手”,以“革命”的名义杀人,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群众专政”的歪理邪说,至今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残 存,未得到很好的批判。一些人在谈论“文革”问题的时候,往往会暴露出许多认识上的错误,这是十分令人忧虑的。一些人当年虽未参与杀人、打人,但他们在旁 边围观,有的还在喝彩,推波助浪,至今仍不感到内心有愧和自责,认识没有提高,更是一个令人遗憾的问题。

“文革处遗”是一大进步,但它的不足,它留给世人的遗憾也是永存人间的。

六、广西“文革”给世人留下的反思

“文革”是一场大灾难、大浩劫,已是世人所公认的了。“文革”在广西,更是一场反人类、反文明、灭绝人性的兽性猖狂大表演。在“文革”之初期(1966年至1967年初)广西的“文革”与全国各地大致是相同的,只是受毛路线的挑动而产生的派性之争而已。但从1967年的夏季以后,特别在1968年及以后的漫长时间,广西的“文革”就有它的特殊性了。今天我们反思广西的“文革”,至少有下面两个方面是值得人们深入思考的。

一 是关于韦国清的问题。“文革”的罪责当然首推毛泽东,没有毛泽东挑起的“文革”,全国人民就不会有十年的大灾难。然而在广西,除了要追究毛泽东的罪责以 外,更主要的是应追究韦国清的罪责。因为广西的几乎一切问题和事件,都是因为韦国清而引发的。正是他利用职权,指挥广西军区、各军分区、人武部,支一派、 压一派;制造《6·17公告》把“4·22”派打成“反共救国团”、打成“反革命”组织;向中央谎报军情骗取中央下达《7·3布告》;公开动用军队镇压“4·22” 和“桂林老多”及广大人民群众,终于导致广西大屠杀的发生,十多万的生灵死于非命。那种种残酷的杀人手段,那种杀人如麻的惊天惨案,乃是历史罕见的。这是 一场灭绝人性、反人类的大屠杀,比起当年的日本法西斯和德国法西斯的大屠杀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就是现代的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反人类的大屠杀、南联盟前 总统米洛舍维奇反人类的大屠杀,与韦国清的大屠杀相比也是远远不及的。

就是这么一个韦国清,大屠杀发生之后,他一直压制广西人民,不准人们谈论和揭露大屠杀之事,谁要敢于揭露他就要利用权势来镇压谁,把人打成“反革命”而逮捕判刑。桂林的张雄飞、李新等二十多人的遭遇就足以说明韦国清的霸道和独裁者的本质。

1976年9月毛死了,10月“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了,全国各地都在清算“文革”的罪行,都在平反冤假错案。然而在广西,大屠杀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却是仍在被压制不准揭露,受难者及受迫害的人更谈不上平反昭雪,这一切皆因韦国清及他的势力仍在控制着广西的缘故。

“文革”中韦国清对广西人民是犯了罪的,不论从什么角度来看,在广西人民面前他都是一个罪人都应该受到法律的审判。然而大屠杀之后十多年了,从未见他对广西人民有一丝一毫的检讨,从未见他对受难者和受迫害的人们有愧疚之情。直到1983年,全国各地“文革处遗”结束6年 之后,在广西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在中央的督促下,广西才开始了“文革处遗”。而直到此时,韦国清才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发言说,“对错误认识不足,思想转不 过弯来”,仍未见有一句对广西人民的检讨和道歉的话。所谓“思想转不过弯来”,是他一直认为“‘文革’中广西有一条正确路线”,他自己就是这条“正确路 线”的代表,他是一贯“正确”的,这种错误的思想一直在阻碍着广西处遗工作的开展。

韦国清在广西所犯下的罪行(绝非一般的错误),不但没有受到任何清算和处理,反而一路升迁,实在是叫人无法理解的。更有甚者,到了上世纪的90年代以至本世纪的初期,仍有人在睁着眼睛说瞎话,还在为韦国清歌功颂德。这说明韦国清的余毒、说明“文革”的余毒远未肃清,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觉和思考。

如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的《广西新四军人物》一书,其中的一篇文章《一代英才亿人景仰》是专门写韦国清的;2000年6月,《南宁晚报》连续刊载了何绍榜写的《韦国清上将主政广西二十年》(下称《两篇文章》)。《两篇文章》都是极尽能事吹捧和美化韦国清的,看了使人觉得肉麻,空话、套话使人生厌。

韦国清何许人也,他主政广西到底干了些什么,广西人民是最清楚不过的,任何歌功颂德和吹捧的不实之词都是广西人民所绝不能接受的。

1913年9月2日韦国清出生在广西东兰县东院区板梅乡弄英屯一个壮族农家。1925年夏天,韦国清的父亲韦宗典因参加共产革命反对地主和国民党的地方政府,1926年7月17日遭到团防局的伏击而丧命;翌年春祖父韦廷繁也因参加共产革命而遭杀害。父亲及祖父的死,给了韦国清巨大的打击与影响,他决心为父亲和祖父报仇,对国民党和地主豪绅充满了仇恨。1929年韦国清终于跟随韦拔群参加农民运动,参加共产革命了。他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百色起义,而后转战到了井岗山,成为正式中共党员。在其后的漫长岁月中,韦国清从井岗山的反围剿、到转战至延安、然后参加八年抗战、到国共3年内战向国民党夺权,近二十年的时间从一个普通战士而成为共产党的将军,就他的个人奋斗来说是收获颇丰的。他作战勇敢,是深得共产党领导人称赞的。

客观来说,韦国清参加了八年抗战打日本,是为中国人民做了好事的。至于他参加共产革命,参加了两次国共内战,为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立下战功,但对中国人民来说却未必有什么功绩可言。

就算他过去有功,也只能说明过去,不能说明现在,更不能说明将来。韦国清从1955年至1975年主政广西20年究竟干了什么呢?

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此时的韦国清虽是广西的第二把手(区党委书记刘建勋是第一把手),这些胡作非为、残害人民的所谓运动,韦国清也是负有责任的。1960年的反瞒产,1960年至1962年的大饥荒广西有数十万人饿死;1964年至1965年的四清运动,大搞阶级斗争,整干部、整群众、割资本主义尾巴,此时的韦国清是广西的一把手了,他该负什么责任不是很清楚的吗?至于十年“文革”给广西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是人所共知的,就无须再重复了。

而所有这些韦国清所犯下的罪行,《两篇文章》皆只字不提,不知这是无心还是有意。作者的用意人民是会看得很清楚的。

更有甚者,《两篇文章》最后都说:“1989年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对制止动乱和平息北京地区的反革命暴乱极为关注,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赤诚之心,他的不朽功绩将永载史册”。至死都不忘独裁专制, 至死都不忘压制人民、镇压民主运动;和他在广西的一系列胡作非为,和他在广西所制造的大屠杀一样,他的罪行才是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

《两 篇文章》都在不顾事实地吹捧和美化韦国清,其目的在于掩盖和抹去韦国清在广西所犯下的罪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民主化、法治化逐步实现的今天,还有人把 韦国清这个独裁者和侩子手搬出来胡吹,只能说明“文革”的余毒远未肃清,人民更应该反思“文革”,更应该深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其 次,广西的造反派与民主运动问题也是值得反思的。“文革”中广西两派的基本群众都是在毛泽东思想和路线的指引下参加运动的,谁都标榜自己要“保卫毛的思想 和路线”,“保卫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两派之间的派性之争,全都冠以“革命”的名义在进行斗争。这是“文革”初期那个特殊年代的普通现象。

然 而,深入的研究和反思,人们会发现,最初参加所谓“保守派”的人,多是“老实、本分、听话”的人,多是一些平时表现“积极”和“先进”的人;而参加“造反 派”的人,多是一些所谓“不太听话”、“思想活跃”、“调皮”的人。笔者当年参加“桂林老多”这个“老造反派”组织,就是笔者一个人带着几名学生在毛路线 的推动下,经过数月的斗争,最后全校90%以上的教师和学生都参加我们的组织中来了。其实我们当时 敢于站起来“造反”,正是平时我们对领导们的官僚主义和独裁不民主的不满,我们这些人具有一定民主思想,在毛泽东号召“造反”的言论指导下,很巧合的与我 们要求民主的思想相结合的结果。后来的发展,社会上的一般群众,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他们也是同情和支持我们的观点,这与他们长期受 压制、受迫害、没有民主、连基本的人权都没有有是关系的。

全国造反派的先进典型,东北的张志新,湖南的刘凤翔、杨晓恺,江西的李九莲、钟海媛,上海的林昭等人,她们反独裁、反迫害、争人权、争民主的斗争是令人敬佩的,她们最终的遭遇是令人同情和惋惜的。我们广西的造反派“4·22”和“桂林老多”,也是因为反政治歧视,反迫害、反屠杀、争人权、争民主而受到残酷镇压和屠杀,而且是集体的屠杀。1967年冬天和1968年春、夏的那场大屠杀,正是这种屠杀和反屠杀斗争的集中表现。

在 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反独裁、反迫害、反屠杀、争人权、争民主一方是失败了。这是因为独裁者一方他们动用国家机器,动用了暴力手段,蒙蔽和欺骗那些愚昧 无知的人,以“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群众专政”的谎言,以“革命”的命义挑动起一些人的凶残和兽性,草菅人命、大开杀戒而上演了一场20世纪人世间的大惨剧、大丑剧的结果。

其实,广西造反派反迫害、反屠杀、争人权、争民主的斗争之所以遭到失败,根本的原因是在于我们这个社会制度的问题,在于我们这个民族劣根性的问题。

我 们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一直以来就是一个独裁专制的制度。过去的封建统治者如此,其后的北洋军阀政府如此,国民党的政府如此,到了毛泽东的共产政权更是如 此。毛的独裁专制更是要远远超过了历代的政府。毛氏的共产邪教理论深深地毒害了几代的中国人民,他教导人们一切只为党、一切只为领袖而存在,从不给人民以 人权、民主和自由。他信奉暴力,视人权、民主为异端。1900年的拳匪暴乱、杀人放火被他视为“反 帝反封建”的“伟大农民运动”;“文革”之初在北京这样的文明城市就出现了“红色恐怖”大屠杀,一千多人丧命,毛氏却在鼓吹杀人凶手们是“勇敢的闯将”, 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要把“彬彬”的名字改为“要武”。这种毛氏的狼奶喂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一代又一代的狼群在中国产生,他们在为“革 命”、“真理”、“理想”、“人民”、“领袖”、“主义”等等的名义下,不吃人、不施暴那才是怪事呢。广西“文革”中的杀人凶手们正是这样的狼群,在侩子 手韦国清指挥下一群凶恶的狼群。

中华民族有5千年的文明史,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为人类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我们这个民族也存在着不足之处,一些人的劣根性,使他们愚昧无知、凶狠残忍,这在每个时代都是存在的,只不过到了毛氏当权的共产时代,喝了毛氏的共产邪教狼奶,表现得更为遇昧和凶残罢了。

假如没有独裁者们鼓吹的“阶级斗争”、“群众专政”的歪理邪说,假如没有那些具有劣根性的愚民受这些邪说的鼓动,大屠杀之事是绝不可能发生的。

“文 革”中要反思的问题是很多的,要总结的经验教训也是很多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政治体制要进行彻底的改革。这就要祛除人治,建立真正的法治; 要取消一党的独裁专制,开放党禁、报禁;真正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经济市场化;给人民以真正的人权、民主和自由。惟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真正民主 的国家,才能与世界接轨。否则,“文革”之类的大灾难说不定哪天还会在中国再现。

今年是“文革”运动暴发的40周 年纪念日。在纪念“文革”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使无数的受难者再被隐瞒、不要再被遗忘。要牢记“文革”的惨痛教训,牢记“文革”中的广西大屠杀。要使“文 革”中的惨痛教训、要使那种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成为世人永久的警示。惟有这样,才能使仁爱、友善、不害人、抵制暴力、尊重人、保护家庭、讲礼仪道德、重知识 等等这些社会生存的基础得以实现,才能促进这个社会真正的和谐。这是今天的人们所要追求的和实现的目标。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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