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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10日星期日

实证研究中的内生性问题和革命的博弈论解释

自从《告别革命》一书出版后,小清新路线在中国自由派知识界成为主流。微博上广义的自由派名人(为了有说服力,点一下名,比如:@于建嵘@贺卫方@陈有西@吴稼祥@韩寒@李剑芒的小号@肉唐僧 等)虽观点各不相同,但是都在一个问题上有高度的一致性,就是认为改良比革命效果好。此观点已经成为很多人写文章写微薄时使用的基本假设,也就是说,是无需论证的普遍真理。
还有一个从托克维尔那里来的观点也同样有市场,说的是革命往往发生在改良的时候,或者说改良可能触发革命。我至少见到贺卫方、朱学勤这么说过,别人也常常引用。
这两个观点本身就有自相矛盾之处。如果你承认改良会导致革命,你就不能说改良比革命好到哪去。如果一个好的东西会导致一个不好的东西,你就不能说它是好的东西了,对吧?如果你同时承认这两个观点,那你的言下之意就是不改良也不革命是最理想的状态(因为革命不好,改良又会导致革命,所以也不是那么好)。但是实证上有问题,因为既无改良又无革命还能长期存活的一党制国家上帝还没有发明出来,再好也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不值得一说。
但是我们暂且放下这两种观点之间的逻辑矛盾不谈,单说他们各自能否站得住脚。开说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所有的统计学课都会讲到的一个问题:内生性问题(endogeneity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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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单拿一些数据来研究,做一些线性回归什么的,经常会发祥两个变量之间有相关性。所谓相关性,就是一个东西出现的时候,另一个东西出现的概率也会更大(但不是一定出现)。随便乱举个不靠谱的例子:假如有人发现,青蛙大量出现,往往过后会有地震。OK,那么你可以通过观测青蛙来粗略预测地震。但是没有人会因为二者的相关性而误以为青蛙出现是地震的原因,更不会傻到以为把这些动物关起来不让出来就可以避免地震。
也就是说,即使两件事情经常一前一后发生,并不代表这两件事之间有因果关系,很有可能它们都是由第三件事决定的。比如地震和动物出动可能都是由某种之前的地质活动造成的,所以往往一起出现。如果因为一个变量能预测另一个变量,就断定前者是后者的原因,就很有可能搞错现象的内在机理,把另一种副产物当成了原因。这也就是统计学中的“内生性问题”。
在自然科学里,这种问题相对来讲比较容易避免。为什么呢?因为有实验室。你如果怀疑某个变量是引起另一个变量的原因,就可以在实验室里人为地改变前者,然后观测后者是否变化。由于前者是人为改变的(当然要注意随机分组等问题,恕不赘述),所以不用担心它可能是受某种未知原因支配的“内生变量”。只要另一个变量跟着它变,研究者就可以肯定先变的那个变量是原因,后变的那个是结果。社会科学就没这么容易了。因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而且是群体的人,而拿人做实验是很困难的。比如你想对比两种选举规则哪种更好,你不可能找一堆国家随机分组,然后把两种选举规则强加给它们。同样,你想研究革命会有什么后果,总不能随机拿个国家来革一革试试吧?
所以,你可以看出,社会科学里要得出一个有价值的结论,光看统计数据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你发现了一个规律,但是讲不清除各个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千万不要随便拿来当成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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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就先说说那个“改良导致革命”的观点。别跟我扯托克维尔说过什么。托克维尔什么年代的人?他有多大的样本量?目睹过几次成功的民主化?他懂统计学里的自由度、置信区间、R平方么?他听说过博弈论么?所谓经典文献,指的是在当时划时代的作品,但是不要以为可以从中找到多少真理。这两百多年,人类积累了多少数据,实证方法上进步了多少?顶尖刊物里研究当代民主化的论文有多少还在引用200多年前的文献?
说改良导致革命,本质上讲,就和说青蛙导致地震是一样的。青蛙的出动不是随机的,而是由某种真正导致地震的地质活动引起的,对吧?那么,改良的出现是随机的么?一个习惯了高压的统治者,吃错了什么药,突然想起来改良?突然想起来下放权力?除了统治危机,世界上还有第二种原因会导致独裁者改良么?
事实上,真正实质性的自上而下的改良,在人类历史上本身就非常罕见(幻想改良的人说来说去也就是那几个例子)。在仅有的那些例子里,改良的时机是如何选择的?老实说,我没有研究过,也不想花时间研究。因为用脚指头都可以想出来,他们平时不改良是因为没有统治危机,在某一时刻忽然选择改良无非是社会矛盾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
改良的原因是统治危机。那么革命的原因又是什么?同样是统治危机。大家都高高兴兴的谁会革命?又是吃错了药?偷懒的学者往往喜欢用非理性来解释一切问题,这样就省了逻辑推理的过程了——反正非理性么,做什么都是有可能的。统治者可以非理性地改良,被统治者可以非理性地革命。但是人真的这么非理性么?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有多少人会非理性地冲过来撞你?难道像政治活动这样高赌注的行为,人真的会那么随意?
正是因为改良和革命都是由同一样东西——统治危机——引发的,它们分别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面对危机时的策略选择,所以才会倾向于在同一时间出现。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学者会产生一种改良导致革命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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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统治危机为什么有时会引发革命,有时不会?有一篇经典我建议所有懂英文的人都应该看看。这可不是老掉牙的东西,而是真正的当代的经典,作者是斯坦福的超级大牛James Fearon。论文名为《战争的理性主义解释》()。虽然没有中文版,但是文章不长,也并不难懂。这绝对是天才的划时代之作。该文讨论的并不是革命这一具体现象,而是关于理性人为什么会发生广义上的暴力冲突。Fearon提出的问题是:假设战争之后,双方按一定比例分配利益;那么,为什么不在战争之前就按同样的比例划分好,从而双方都省去打仗的成本呢? 这篇文章的伟大之处在于,在此之前对战争原因的研究都集中在冲突双方的矛盾上面,而Fearon第一次用严谨的模型指出,光有矛盾发生不了战争,因为理性人会选择规避成本。战争的发生除了事先存在的矛盾之外,还至少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之一:
1.由于信息不对称,双方对获胜概率的估计不同,至少有一方高估了自己的胜算;
2.由于和平协议无第三方约束,弱势一方打与不打都是死,不如赌一把(所谓的可信承诺问题);
3.所争议的资源(如宗教圣地)具有不可分割性,无法通过谈判来共享。
从这三条来看,没有一条和改良扯的上关系。只要你同意Fearon的理性人假设,就没办法接受改良导致革命的说法。当然,你也可以去找非理性的原因,但是凭什么改良就让人变得非理性了?是让统治者非理性还是让反对派非理性?
那我们现在就从Fearon的理论框架入手,看看革命在什么时候最容易爆发。
对于这三条中的最后一条(资源的不可分割性),Fearon自己也承认实证价值有限。Everything has a price,任何东西都是可以用钱买的,通常没有什么不可分割可言。第一条我也不准备多讲。虽然这一条是后人研究得最多的,也一般被认为是战争发生的最常见原因,但是它无法用来解释为什么革命在一个时间发生而不是另一个时间(也许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但这是另一个话题)。
第二条和我们今天的话题关系相当紧密。什么情况下会出现所谓“可信承诺问题”呢?用博弈论的语言就是:和平状况下的Utility(效用)仍然接近于零。我看过一些关于可信承诺问题的模型(Fearon,Powell,Slantchev等)都是假设弱势的一方在不诉诸武力的情况下,最终会因为强势方的不断索求而归于一无所有(用马克思的语言来说,就是“可以失去的只有身上的锁链”)。在这种情况下,战争的机会成本也就变成零了:横竖什么都没有。
当然,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并不是常态。即使是一个没有任何物质享受和任何自由的纯奴隶,也通常会认为活着比白白死掉要强,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奴隶尽管痛苦,但不会选择毫无胜算的造反。但是,要注意,在某些特定的状况下,人对生命的估价是有可能低于零的(要么怎么那么多人自杀呢?)。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寡妇的独子被害死而凶手逍遥法外,你觉得她对生命的估价会如何?如果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被血贩所害染上艾滋病,他会如何计算此后的得失?这种情况如果是少数,可能会演变成零星的暴力冲突,而一旦成了多数,则大规模冲突无可避免。
更何况,即使是最惨烈的战争,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死的。所以对于那些生活非常痛苦的人,战争带来的风险是完全可以承受的。那么,归根到底,要避免革命,首先得设法减少活不下去的人(也就是战争的机会成本为零的人)。
有一个非常普遍的误解,就是改良导致被统治者的行动力增加,从而增加了革命的概率。这个论断的前半部分是对的,改良如果不能增加被统治者的结社能力、议价能力,那就不叫改良了。但是Fearon这篇文章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告诉我们,双方的实力对比和暴力冲突爆发的概率并没有直接关系。如果甲方强乙方弱的时候没有发生战争,没理由甲方弱乙方强的时候就会发生。假设在谈判的开始,统治者有能力压制反对派,那么他们根本不可能开始改良。既然开始改良,那就说明他们认识到了自己无力压制反对派,因此也就不会傻到坚持不放弃权力。
会不会有以下这种情况呢?改良使得反对派的实力忽然增强,统治者已经明显不是对手。但是他们考虑到一旦放权可能遭遇清算,于是不同意继续妥协,宁愿殊死一战。这实际上是Fearon的可信承诺问题的反向应用:不是反对派活不下去,而是统治者活不下去。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统治者当然会预计到改良会让反对派实力增强(难道你懂他们不懂?),如果他们并不准备放弃权力,那么一开始就根本不会启动改良。某国的现状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担心民众组织化从而议价能力提升,所以连一点点改良的影子都没有。
为了把上面描述的博弈过程讲清除,我画了这个博弈树形图供大家参考。

从这个图可以看得很清楚,哪一派获胜最终是由实力决定的。但是暴力是否发生和哪一派实力强无关,只跟弱的那一派是否有活路有关。如果反对派处弱势,则他们能否活得下去是关键;如果统治者处弱势,则他们是否担心被清算是关键。而是否担心被清算又是由统治者之前的统治方式决定的(如政治迫害、腐败等)。
看了这个图,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自由派(如李剑芒)主张对贪官进行大赦了。他们的理由是:统治者对清算的担心很可能成为拒绝改良、引发革命的原因。但是有两个问题被剑芒老师忽略了。第一,从上图可以看出,这种策略只有在反对派实力超过统治者时才有意义。当反对派处弱势时,统治者根本不担心清算的问题(也就是现在某国的状况),革命发生的决定性因素在图的右半边,也就是反对派有没有活路这个变量。第二,即使反对派实力强,做出“不清算”的承诺有没有可操作性?反对派和统治者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们是多头的,通常没有统一组织。其中一个组织做出了不清算的承诺,另一个组织仍然有可能清算。很多人说曼德拉如何如何,但是忘了南非反对派的重要特点就是有一个共同的领袖。缅甸的昂山素季也是一样。这样就给了统治者一个谈判的对象,一个索取“可信承诺”的来源。某国没有这样的统一的反对派组织,因而要想做出不清算的承诺,不论价值上可取与否,在事实上是不可操作的。所以呢,你再怎么承诺,只要他们手上有血,就不可能免除被清算的担忧。
这张图当然很粗,从图上看不出为什么改良和革命会先后发生——它们分明在不同的分支上,怎么会先后发生呢?我的图逻辑上并没有错,但是它没有考虑信息不对称的因素(也就是假设双方都知道对方有什么牌),所以对现实的概括当然有偏差。为了更接近现实,我只好又画了下面这张图,加入了信息不对称的可能性。

这张图其实还是高度简化的,只是增加了一点小插曲,就是假设反对派没有办法判断改良是真改良还是假改良。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比如慈禧太后当年的改良到底是真是假,至今都没有定论。说这张图高度简化,是因为它仍然假设双方对于对方实力的信息是完全的,且反对派对于统治者是否担心清算的信息也是完全的。如果把这两种信息不对称也考虑进去,这张图就会复杂得不成样子,根本没有可分析性。而博弈论的价值,我认为,就在于把不可分析的现实模式化,变得可以分析。所以我们暂且不考虑上述两方面,而专门探讨在真假改革方面的信息不对称。
可以看出,第三层开始的四条路径中,有三个都没有变。为什么呢?如果反对派知道统治者担心清算,或者知道统治者实力很强,那么前者就不可能相信后者会真改革。既然前者不会相信,后者也就根本不会费力气去假改革(晴雯所说的“早知担了虚名,不如打正经主意”)。
只有第二条路径(反对派实力强、统治者担心清算的情况)和前面一张图有所不同。在这条路径下,统治者有真改革的动机,因为真改革更容易让反对派相信,也就更有可能避免被革命之苦;但也有假改革的动机,因为一旦侥幸让反对派受骗,就可以继续执政,无须操选举那份心。反对派有相信的动机,因为如果对方是真改革,就省了革命的成本;但也有不相信的动机,因为如果被骗,就坐失了获取政权的机会。也就是说,双方都无法确定哪一种策略对自己是最好的,他们的策略选择必须建立在对对方策略选择的猜测之上。这种情况下,不会有一个单纯的纳什均衡(pure-strategy equilibrium),你无法通过推理确定革命到底会不会发生。但是只要数据充分(把每一种结果对各方造成的损益数字化),还是可以计算出一个所谓“混合策略均衡”(mixed-strategy equilibrium),也就是算出各种结果发生的概率。我个人的博弈论还没有好到能在几天之内解出这个均衡的程度,我也不认为解出一个具体的数值有太大意义。我们只需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改良(哪怕是真改良)未必能阻止革命的发生,其原因就在于反对派无法确知改良是不是幌子。这也就是为什么托克维尔观测到改良后经常发生革命,那无非是因为统治者大势已去,改良又不被人相信。
注意!这并不是改良导致了革命,而是改良没能成功地阻止革命。换句话说,改良多少还是会降低革命的概率(否则真改良根本不可能出现),只是因为信息不对称,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平息众怒。
说了这么半天,总算把托克维尔的这个古老的错误纠正了。这个错误不纠正是很危险的。假如有一天,某国的统治者本来准备用改良来降低革命发生的概率,结果突然想起这个改良导致革命的理论,就反而不敢改良了。所以说,不管站在统治者还是反对派的立场上,托克维尔这个理论都是有害的,必须“深入揭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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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开头提到的第一种常见观点:“改良比革命效果好”。有了前面那两张图,这个问题就清楚多了。
如果一个人告诉你:“米饭比窝头好,不要吃窝头!”那么他的潜台词是,你只要不吃窝头就可以吃到米饭。否则,这种建议就成了“何不食肉糜”的废话。说改良比革命好,也是一样。如果不革命就可以换来改良,那么这样的判断是有意义的。但是事实如何呢?革命的反面真的是改良么?
从前面树状图可以看出,在第三行出现的可能的四条路径中,只有第二种有可能出现改良。也就是说,统治者担心清算和统治者实力超过反对派这两条中,只要任何一条成立就不可能有改良(更何况在某国两条都成立)。对反对派来说,不革命的结果并不是改良,而是维持现状。也就是说在这三种路径下,拿革命和改良比没有任何意义,正如问饥民“何不食肉糜”是一个道理。只有拿革命和保持现状来对比才有策略上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在第一种和第四种路径下(弱势统治者害怕清算或者弱势反对派走头无路),革命反而成了理性人的最佳策略。
那么,如果一个国家处于第二种路径,也就是唯一一种有可能通向改良的途径(弱势统治者且不担心清算),是否可以通过不革命换来改良呢?还是不行。只要你明确了不革命这个原则,改良就不可能发生(统治者是活雷锋吗?)。怎么才能促使改良呢?唯一的办法是让统治者相信反对派有分辨真假改良的能力,而且挑明革命只会发生在假改良或不改良的情况之下。反对派分辨真假的准确度越高,统治者就越有可能改良。不加分辨的革命,或者不加分辨的不革命,都会让统治者丧失改良的动机,因为改与不改,真改与假改没有区别。这就好像要制止一个人偷东西,你必须让他认识到偷与不偷面临的后果不一样。如果他偷不偷都不被抓(无人执法),或者偷不偷都被抓(错案率高),都会让他丧失不偷东西的动机。
综上所述,“不革命”和“改良”之间半点关系都没有,说“改良比革命好”也就是个无意义的判断。如果一个人家里只有窝头,你告诉他米饭比窝头好,那真的与耍流氓无异。
很多人在对比改良和革命的时候喜欢用英法、日中等例子。秦晖先生在《再议“告别革命”http://view.news.qq.com/a/20130220/000027_1.htm)这篇谈话中已经反驳得很充分了:所谓改良根本不是很多人想象的和风细雨(如血腥的民治维新),所谓革命也不一定要死多少人(如辛亥革命),十月革命的流血其实发生在革命之后(可以被视为列、斯的自上而下的反向改“良”),等等⋯⋯这些我就不再重复。我需要补充的是,改良和革命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策略选择,因而从一开始就缺少可比性。根据我这个简化模型,改良的发生至少需要三个条件:1.统治者处弱势;2.统治者不担心清算;3.反对派有一定能力分辨真改良和假改良。三者缺一不可。台湾可以算是个例子:反对派高度组织化,精英云集;本省人又占人口大多数,族群意识强烈;已有宪法被戡乱条例架空,联合国无席位,合法性岌岌可危;蒋经国虽然也有些血债,但毕竟子女都在体制外,自己又行将入土,当然没有什么被清算的恐惧;之后的李登辉更是既无血债,又无经济问题,更不必担心被清算。即使是这样,台湾民主化还是经历了大量街头运动,到底应该划入革命还是划入改良还很难说。
读者不免会问,就算拿革命和改良对比没有意义,拿革命和保持现状对比还是有意义的吧?当然,根据上面的模型,放弃革命的最可能结果就是制度上保持现状。所以二者是一个明确的取舍关系,进行对比是有意义的。如果你能证明革命后比保持现状更糟糕,当然可以成为放弃革命的理由。
革命后比革命前更糟糕的例子当然是有的,但是你仔细看看,几乎全部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为什么呢?很简单,那时候人类还没有积累足够的数据来证实什么样的制度是有效的,所以只能碰运气。苏联不管怎么物质匮乏,从外面看还是相当辉煌的,难免让人有模仿的冲动。但是自从80年代苏联的统治危机爆发以后,共产主义的神话就不复存在了。也就是说,什么样的制度是有效的已经非常明确:你要想避免灾难性的暴政,必须要遵循一些基本的制度原则,新上台的革命领袖想糊弄过去,不搞选举,不让人办报,不经审判抓人杀人,已经不可能实现了。这次埃及的例子就很说明问题,仅仅是新总统有越权的嫌疑,刚刚革命完的民众就重新回到广场。
以下是我找到的所有苏联解体过程中或者之后,世界上发生的导致政权更迭的革命事件(以前在微博上发过)。我给革命的定义是:由大量底层民众参与的通过激烈对抗(暴力或非暴力)方式驱逐执政者的现象。大家看看这些革命里面能不能找到新政府比之前更糟糕的例子?
当然,这个名单肯定是不全的,如果谁知道别的例子请务必补充! 
1.波罗的海三国的歌唱革命:始于80年代末,三个国家各自出现了数十万人的街头运动,并于1989年共同组织了一次长达600公理的人墙进行抗议,史称“波罗的海之路”。其中立陶宛还在1991年遭遇了苏军的武力镇压。最终三国以赢得独立告终,反对党赢得选举,取代了原有的最高苏维埃,多党民主确立。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2.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不用说了,效果很好。捷克和斯洛伐克都已是OECD国家,小日子过得滋润。
3.波兰的独立工会运动:同上。
4.东德的“星期一游行”:推动了柏林墙的拆除。
5.罗马尼亚革命:毙了齐奥塞斯库,建立了现代民主制度。收入水平不如前几国,但也是中上水平,已经是欧盟成员国。
6.摩尔多瓦2009动乱:被指选举舞弊的摩尔多瓦共产党并没有下台,但是在随后举行的选举中,摩共只获得了不到一半的席位,其他反对党组成了一个执政联盟,将其挤出政府。
7.南非反种族隔离:成功。
8.南苏丹独立运动:不知算不算革命。
9.埃塞俄比亚革命:1994年开始第一次多党选举。国家仍处于旱灾困扰之中,但和门格斯图时期的血腥独裁不可同日而语。
10.贝宁1989年骚乱:结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开始多党选举。
11.台湾民主运动:先是美丽岛以及80年代的一系列运动促成了解严,但台湾人并未满足,继续发起更多街头运动(如五一九绿色运动、鹿港居民反杜邦事件、五二〇农运、无壳蜗牛运动、三月学运等):推动实现了全面的民主化。
12.韩国87年的6月民运:直接导致总统直选。1996年卢泰愚、全斗焕因80年代的镇压被判重刑。
13.菲律宾人民力量革命:赶走马科斯总统,重归民主政治。
14.印度尼西亚1998年抗议活动:苏哈托下台,印尼民主化。
15.智利80年代末不合作运动:导致88年的多党选举。皮诺切特下台,但仍掌控军队,直至1998在英国被捕。
16.最后也是最精彩的阿拉伯之春:突尼斯、埃及、也门和利比亚这些以强人政治闻名的中东伊斯兰国家,纷纷赶走了独裁者。有人认为结果如何还言之过早。但其实结果已经很明朗了:独裁者的血腥统治已一去不返。等着看所谓“极端主义”笑话的人肯定要失望的。
另外,还有两个例子不能算太成功(但也不能算失败):格鲁吉亚玫瑰革命和乌克兰橙色革命。前者的选举仍然一党独大,后者被革下去的那位又当总统了。但是要注意几点:
1.两国革命都没有遭遇暴力镇压,因而成本很低,可以理解为社会的试错方式。
2.两国革命前已经建立了一定的民主程序,所谓革命针对的无非是选举舞弊,而之后舞弊现象确实有所遏制。即使没有达到翻天覆地的效果,但是所得绝对可以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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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总结一下前面都罗嗦了些神马:
1.先后发生的事情不一定有因果关系。地震不是蛤蟆造成的,革命也不是改良造成的。
2.改良和革命都是统治危机的产物,所以很可能一起出现。
3.真改良的出现至少需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反对派胜算高、统治者无清算之忧、真假改良易于分辨。三个条件都满足的情况在历史上非常罕见。
4.革命的出现则有几种可能:1)反对派胜算低但横竖活不下去;2)统治者胜算低但担心被清算;3)统治者想妥协,但真假改良无法分辨。三种可能中的任何一种都会导致革命,所以革命较常见。
5.革命的反面不是改良。因为不革命的结果是保持现状,所以拿革命和改良对比没有策略上的意义。
6.革命和保持现状相比,有变好的例子也有变坏的例子,但是最近几十年只有变好的例子。

来源:李宇晖新浪博客

3500亿地方债释放 多地酿跃进

来源:中国经营报 2013-03-09

  记者了解到,由于银行理财、保险资金和券商资管都对债券配置有一定配额需求,再加上债券市场整体收益率较低,城投债作为债市收益率相对较高的品种,受到机构的追捧。

  3500亿元!

  这是今年3月5日,国务院正式批准由财政部代理发行的地方债额度,这一数字是我国自2009年发行地方债后,地方债发行额度最高的一次。然而,对于全国高达15万亿元的政府债务规模而言,3500亿元无疑是杯水车薪。

  但这也释放出了一个信号,即“财政部代发的地方债额度增加,说明当前中央对地方债的态度转变为开前门,关后门,意在引导疏通。”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

  与此同时,在经历了2012年井喷行情的城投债市场,在2013年春天依旧“一券难求”。机构为何仍对城投债的风险选择“熟视无睹”?

  机构抢购低收益城投债

  2013年伊始,深圳一家大型基金公司债券基金经理终于抢到了价值两千万元的开封发投债,尽管该款城投债的收益率已经创下历史新低,仅为年利率6.05%,但此次发行两亿元的债券很快就被抢空。

  在2012年7月份,开封发投债的发行利率还高达6.48%,但如今收益率不断下滑。“尽管大家都知道存在风险,但城投债还是供不应求,机构也在四处抢购。”上述债券基金经理表示。

  记者了解到,由于银行理财、保险资金和券商资管都对债券配置有一定配额需求,再加上债券市场整体收益率较低,城投债作为债市收益率相对较高的品种,受到机构的追捧。

  “基金、券商都在抢城投债,一级市场已经很难拿到券。相比2012年城投债6%~8%甚至10%的收益,目前6%的水平已经非常低了,但问题是债券市场的其他债券收益更低。”广东一家大型基金公司固定收益部副总经理表示。

  3月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预算报告显示,2013年的财政收入为11.5万亿元,同期支出总量为11.9万亿元,财政收入差额为3500亿元。为此,国务院同意2013年由财政部代理发行3500亿元地方债,主要弥补地方财政收支差额。

  对此,上述债券基金经理表示:“财政部代地方发行3500亿元地方债对地方来说是九牛一毛。现在机构最关心的是,此次扩大中央代地方发债的规模,那么地方平台债的发债量就可能会减少,这也就意味着城投债的供给量将减少。那么城投债未来是否将向市政债靠齐?如果是的话,那未来城投债的风险更小,资质和信用也会提高,将会吸引更多机构抢购。”

  他还透露,目前一些基金和券商在调研中发现:2013年地方政府的发债需求依然很大,但市场需求量也大。“虽然大家都强调担忧城投债信用风险,但只要平台债风险暴露,政府就会兜底,所以抢券时机构心里其实一点都不担心风险。如果真担心风险,城投债的收益率就不会这么低了。”

  据了解,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中国首次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并转贷给地方的方式,增加地方政府财力。2009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破解地方政府融资难题,实行通过中央财政代发地方政府债券的形式,当年发行2000亿元地方债,并将其纳入地方预算构成地方债务。

  然而,除了中央财政代发的地方债,地方各级平台发行的债务规模更大。3月5日,全国政协委员、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公开表示:中国各级政府今年的负债将达15万亿~18万亿元。

  多地酝酿GDP“大跃进”

  “对于3500亿元的地方债额度,说明中央已经意识到地方债是堵不住的,与其任由地方债务扩大,不如采用引导的办法,增加额度能增加疏通渠道。”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说。

  在此之前的2012年,财政部代发地方债额度为2500亿元。杨志勇认为,地方债额度每年在不断增加,说明地方政府资金缺口很大,投资需求必然带动举债冲动。

  国家审计署日前披露的消息称,2012年和2013年将是地方政府债务集中偿还期,其中42%的地方债务于2012年年底前到期,53%的地方债务将于2013年年底前到期。

  不过,业内认为中央除增加地方债发行额度,积极增加财政赤字来解决地方资金需求外,更担忧的是目前全国各地举债正酝酿的GDP“大跃进”。

  2013年2月底,随着全国31个省区《政府工作报告》相继出炉,各省GDP增速让人眼前一亮,其中24个省区将今年GDP增长目标定在10%及以上,20个省区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目标设定在20%及以上,而全国GDP增速预计仅为7.8%。

  对此,浙江省人大代表、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认为,目前多数省区的GDP增长主要依靠投资的驱动作用。

  在此背景下,当地地方财政显然难以支撑。国家发改委中国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易鹏认为,地方政府投资资金可能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向银行借贷;二是通过地方平台债的形式融资。

  中国投资协会预测,2013年中国各类投资将增长24%,投资总额将超过45万亿元。市场预计,今年正值新一届领导班子换届上任,之后将迎来3~5年的投资热潮,进而拉动未来10年中国经济年均7%的增长。

  债务风险总量可控?

  大规模投资带动举债是否会引发债务风险?政府是否会成为最终的买单者。

  面对被外界视为铁道部包袱的2.6万亿元债务,3月6日,铁道部副部长陆东福表示:“负债中有一部分,未来应当由企业通过经营活动和收益来偿还,而有一部分本身就是公益性建设、国土开发项目、扶贫项目,这些将通过适当的政府途径和方法来解决。”

  这似乎勾勒出了当前地方债务的一条偿还路径:部分由企业(或地方政府)自身负责;部分由国家买单。按照审计结果,目前我国的地方政府债务主要包括三部分:负有偿还责任的直接债务;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偿债困难时可能需政府给予一定救助的债务。按照2010年的统计口径,其中后两类债务的占比为37.4%。

  “其实,很大程度这些债务并不会百分之百地变为实际债务,但我们姑且把它们全部假设为‘实打实’的债务,那么2010年统计的10.7万亿元的债务余额,约相当于2010年度GDP的26.9%。”贾康分析,如果再加上中国名义指标表现的公共部门债务(约相当于GDP的20%)和中国政策性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债券等(约相当于GDP的6%),那么我国总体的公共部门债务率应在50%~55%,仍处于总量风险可控的安全区。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各省的财政预算中,防范地方债务举措也纷纷加入条例。

  对此周德文认为,2012年以来,国内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持续上升,截至2012年6月底,不良贷款余额比去年年末新增258亿元。“所以一旦银行链条出现债务风险,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债务安全。”

  对此贾康认为,对于地方债,应按照“治存量、开前门、关后门、修围墙”的原则,以规范的地方公债和市政债来置换替代隐性债。“虽然进入偿债高峰,随着中央代发额度增加,地方政府短期可以借新债还旧债,目前来看,债务规模总量仍在安全区,但需防范某些局部地区和具体项目出现的债务风险。”

何頻:只在兩種情況下,習近平會啓動政改

  《明鏡月刊》何頻


習近平會進行政治改革嗎?他有沒有政治改革方案?
  如果習近平拒絕政治改革,中國會發生政變、革命嗎?
  如果既不政改,也沒有發生政變,中國將會變成什麼樣子?

  政改:有壓力沒動力

  很多人不理解的是:毛澤東將中國折騰得國弱民窮,為什麼現在還有那麼多人充當所謂“毛粉”呢?他們僅僅只是因今天社會不公平而逆反嗎?

  其實,道理和現在很多人讚揚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使中國國力變得強大是一樣的:你要讓所有人能洞察政治的迷霧,是不可能的。

  不同的在於,“毛粉”更多的只是一種意見表達,而“經濟改革”卻是真真實實的國策在運行。對“毛粉”,人們看到的往往是荒唐,而忽視其隱藏的異議意義;對“經濟改革”,人們看到的往往是現實“成果”,而忽視其可怕的歷史遺禍。

  事實上,鄧小平在1992南巡重啓之後的“經濟改革”,和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的“經濟改革”有了根本的區別。

  1989年之前的“經濟改革”,是對毛澤東錯誤的糾正,釋放的是被毛澤東禁錮的人民基本生存權利,激活的是人民對國家振興的熱情,如果沒有用坦克將人民的希望碾碎,很難相信今天中國政治尚未進行轉型。

  六四之後的“經濟改革”,是對鄧小平錯誤的維護,進行的也許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國家財富轉移,造成了社會永久性的不公平、難以修復的道德黑洞,卻 使中共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政權,權貴成為世界上最快速致富的集團。這個時候的“改革”,只是用正義包裝了罪惡,甚至使罪惡變得更強大。

  這樣的“經濟改革”怎麼不會得到官員們的支持?成本由國民支付,代價由國民承擔,利益卻由官員及其親友承接,國民又分得了多少“紅利”?十個普通百姓 家庭的收入,有一個普通官員家庭收入高嗎?多少普遍夫妻只能蝸居,又有幾個處長科長沒有數套空房?一個科長的年收入可活十年,一個處長的年收入可活二十 年,一個廳長的年收入可活一輩子,一個省長的年收入可活幾輩子,一個國家領導人“沒有收入”也永遠沒有生存的問題。

  這樣一批官員,怎麼可能有動力進行“政治改革”?形象的說法是,經濟改革是得利,是分肉吃,把老百姓養大的豬殺掉分給權貴們;政治改革呢,是分權,是將權力分出一部份還給老百姓,等於要官員們將自己身上的肉割出來。

  中共一些官員為什麼又要口喊“政治改革” 呢?有的是因為膽識、遠見,有的是心虛、做秀。

  盡管中共權貴們一副不可一世的派頭,但他們感受到:人民的怨恨是真切的,國際社會的鄙視是存在的、官場內部的傾軋是止不住的……不進行政治改革,不使中國政治走上文明軌道,政權及其權貴們就永遠不可能有安全感。

  但是,現在這些壓力遠不足迫使習近平推動政治改革,不少權貴仍然存在僥倖心理,仍然相信維穩會穩住一段時間,即使船沉滅,自己也有機會逃生。

  另一方面,憑今天中南海的幕僚團隊,也拿不出政治改革方案。事實上,中共並沒有能提供創造性想法的幕僚,只有理論奴僕、政策刀吏、詮釋官僚。

  中國今天所積累的問題,遠比六四事件前更複雜和嚴重,政治改革不但會遭遇到權貴集團的抵制,而且凝聚體制外的力量也變得很不容易,積累的問題一旦引爆,一定時間內不排除出現失控的連鎖反應。

  只有在兩種情況下,習近平會啓動政治改革:除了發生某件中共傳統手法應付不了的突發大事件,就是習近平擁有非比尋常的雄才大略和道德勇氣,敢於為歷史承擔個人風險。

  從習近平現在的公開言行中,尚不能作出判斷。體制內政治人物左右搖擺,是生存之術也是政治技巧。所以,無論習近平是倡導“四菜一湯”,還是首巡廣東,是做中國復興夢,還是喊毛澤東思想,在他沒有動真格的時候,都不必當回事。


何頻的新著受到讀者重視。

  政變或革命: 意料之中的意外

  盡管有人發出了警報,多數人並不相信政變、革命在未來幾年內會發生。

  一,軍隊是政變的核心力量,軍權在中國政治生態中也被認為是神秘、關鍵的力量。其實,軍權只是黨的領袖用來威懾政治對手的,將領本身並不是獨立的政治 力量,也沒有野心走上執政前台。所以,用不著被那套美式將軍服嚇倒,中共的將領們現在幾乎沒人可擅動一個連隊;更不必說那些在電視上戲說戰爭的將校,他們 可能手下沒有一個班的兵力。

  二,中共維穩系統對全國實行了特務化、公開化、法西斯化、網絡化的多維性控制,針對任何政治的異動,都有預設方案和實行措施。這使得異議分子極難集結,零星活動很快被打壓下去。

  三,金錢是硬道理。盡管資源耗盡、環境惡化,中共仍會促使經濟保持一定程度增長,因為金錢可以培植和鞏固權貴、擴大施恵面,軟化民眾政治熱情、吸引國際政客商賈。

  四,中共建立了一種獨特的世襲制,新的領導團隊出現,總是給人新的幻想、期待,不斷轉移人們的政治視線。等到這屆班子任期結束了也沒有實質性的舉措時,總是可以找到一堆似是而非的理由,同時又可以馬上寄望於下屆人物。

  五,1989年六四事件遭遇重挫之後,相當多的知識精英放棄現實道德責任卻舉起了理想道德旗幟:理性。與此關聯的研究成果是:“暴力革命是使中國現代化夭折的惡源”,從而達成了“反革命”的共識。

  烽火未滅就喊解甲歸田,可以標榜成高尚的境界。其實,沒有感性的理性只是一種精明的算計,後果也非常清楚:這些年,知識精英中誰敢鼓吹街頭抗議活動? 而每年幾萬宗具有規模的群眾反抗活動中,除了個別勇敢的維權律師,可以看到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參加嗎?(《明鏡月刊》37期)

西藏人民议会发表西藏人民抗暴54週年声明

    西藏人民议会发表西藏人民抗暴54週年声明

    『国际西藏邮报2013年3月10日达兰萨拉报导』2013年3月10日週日早上,成千上万的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者在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博 士及藏人三大民主机构政治领导人的带领之下,参加了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藏传佛教主寺大乘法苑,举行西藏人民抗暴54週年官方纪念活动。
  
    活动在现场演奏西藏国歌及司政洛桑森格博士升起西藏国旗展开,并且进行长达一分鐘的默哀,以示悼念為了西藏事业奉献牺牲宝贵性命的藏人烈士。
  
    以下為西藏人民议会西藏人民抗暴54週年纪念日的声明全文,该声明由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堪布索南丹培宣读:

    54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首都拉萨為统治掌控西藏而上演了一场准备陷害尊者达赖喇嘛的阴谋活动。这一阴谋活动被广大藏人识破后,大量藏人涌 向拉萨而爆发了反抗中国的大起义活动,今天正是这一抗暴活动的纪念日!从今天开始,我们在每年纪念这一自由抗暴活动週年的同时,还将这一天定為「爱国英雄 纪念日」,以此纪念為自由西藏事业而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们!
  
    眾所周知,中国政府入侵西藏到现在已经整整过了64年,在这64年的时间裡有一百多万藏人死于非命;六千多座寺院被毁;西藏的环境遭到了毁灭性的 破坏;西藏民族的象徵—西藏的宗教与文化、语言遭到了计划性的破坏;将藏域变成汉域的情况越来越严峻;中国领导人非但不考虑如何解决西藏问题,反而变本加 厉进行歪曲事实的宣传,以此蒙蔽和欺骗汉民族及国际社会。
  
    中共入侵西藏以前,西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其政治、行政、司法完全由藏人自己自主管理,没有受过任何外来国家的统治和涉入。按照当今通用的对 国家和民族的解释,西藏不仅具备了所有组成国家的要素,并比当今许多独立国家的歷史还要悠久。但是令人悲嘆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放弃殖民扩张主义政 策而许多国家纷纷获得独立的大好时刻,中国却趁著国际秩序重组的机会武力入侵西藏,致使至尊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政府及八万多藏人不得不流亡国外。
  
    中共入侵并统治西藏以后,对西藏实行的殖民主义政策使藏人在西藏各城镇被边缘化而所有经济利益被汉人佔据,藏人在藏区成為少数民族的情况越来越严 重。由于藏人没有任何的政治自由权利,其人权、行使宗教的自由、出行自由、语言自由等等都遭受了严厉的管控。由于这些原因,境内藏人不顾生命危险,前仆后 继,连续开展了各种反抗中共暴政的和平抗议活动。特别是2008年整个藏区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以来,整个藏区的局势变得越来越糟糕,越来越严峻!
  
    但是,在国际上同情和支持西藏的国家越来越多。至尊达赖喇嘛依据国际国内现实而提出,流亡西藏政府按照民主程序制定并付诸实施的《中间道路》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双赢政策。但是,这一双赢政策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积极回应,这实乃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
  
    我们通过今天的这一纪念活动,向境内同胞们的爱国精神和护持民族尊严的行动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感谢!
  
    眾所周知,西藏境内的局势越来越严峻!从我们清楚掌握的资料来看,2009年到现在西藏境内共有107名藏人為西藏民族的自由事业而以身焚火,其 中89位已经牺牲。在流亡社会也发生了几起自焚事件。中国政府以涉嫌唆使藏人自焚為名,大量抓捕藏人并以故意杀人罪、扰乱公共秩序等罪名处以严刑,对自焚 藏人及家属进行骚扰污衊,採用连坐式的处罚等等,这些都充分证明中国政府毫无解决藏人真实愿望的意愿。
  
    中国政府為掩盖西藏境内的真实情况,不准国际媒体、政府及非政府组织观察团进入西藏进行实地调查。他们那种一味掩盖事实及撒谎成性,没有半点悔意 而任意欺骗国际社会的做法实在是可令之极。他们為掩盖自己的错误而颠倒黑白,任意指责「自焚违背佛教戒律」、指责「尊者达赖喇嘛及藏人行政中央唆使胁迫藏 人自焚」,并由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不顾宪法精神联合下放《关于依法办理藏区自焚案件的意见》,「将自焚行為定性為普遍具有分裂国家的动机,并且 对公共安全、社会秩序造成危害,其行為属于违法犯罪活动。组织、策划、煽动、胁迫、引诱、教唆、帮助他人实施自焚,本质上是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严重犯罪行 為。并指出,对实施这类犯罪行动的人以故意杀人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要作為打击重点予以严惩」。在这样的一种中央违宪所开的口子下,藏区各当局变本加 厉,肆意抓捕所谓「达赖集团幕后唆使人员」,藏区各公安当局连续成功破获所谓「系列煽动教唆胁迫自焚杀人案」,并未经任何法律程序而对藏人处以极刑。
  
    但中共的这种做法欺骗不了国际社会,也欺骗不了中国人民。相反,它的这种做法,特别是明明知道藏人行政中央并没有追求独立,却一味污衊指责藏人行政中央搞独立,搞分裂,实际上是它自己製造著分裂中国的条件。
  
    西藏境内由于没有自由社会那样进行和平抗议活动的任何机会,境内藏人為解决西藏问题,為迎请至尊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為促使中共改变对藏强硬政策, 不得不採用「自焚」方式进行抗议活动。但中国政府除了一味强硬镇压而外,没有找出任何具体解决之道。而国际社会也只是表示忧虑及同情之外,西藏民族处于歷 史上最艰难的时刻,没有任何国家拿出实际行动而深感遗憾!
  
    作為流亡藏人,将西藏境内发生的任何事情如实向国际社会提供并宣传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种做法被指责為「唆使胁迫境内藏人自焚」,难道国际社 会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被国际其它媒体曝光或报导,也可以说发生的那些事情也是它们唆使胁迫的吗?因此,流亡藏人為声援境内同胞开展了多项声援活动。其中 由西藏议会在五个多月时间裡在全球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正义火焰传递活动」,并在今年一月份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在印度各邦开展了宣传西藏,寻求支援活动。今 年一月底藏人行政中央噶厦和议会共同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了「声援西藏大型活动」。我们在举办这些活动时,印度政府给予我们无限的方便和支持,特此表示衷 心的感谢!以后,西藏境内局势没有得到缓解,西藏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以前,我们还会随机举行此类大型活动,希望继续得到大家的支持和相应!
  
    今年的〔3.10〕纪念活动,正值中国高层领导换届之际,在此,我们向中国新领导人提出几点对双方都有利的建议:

    1、 中国政府应该正视西藏问题,将西藏问题视為需要解决的、应该解决的、可以解决的问题而以《中间道路》开啟双方间的和谈!

    2、 中国政府应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调查造成藏区紧张局势的原因,特别是导致藏人自焚的根本原因,并允许国际媒体、政府与反政府观察团进入西藏!

    3、 中国政府如果还不改变对藏区实行的高压强硬政策,中国政府和藏人间的关係还会继续恶化是无疑的。因此,我们希望中国政府能停止对藏区实行的强硬高压政策!

    4、 中国政府应该了解藏区紧张局势,尊重藏人的基本人权及宗教信仰、保护藏人的文化、语言、环境,并释放以班禅仁波切為主的所有西藏政治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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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政发表西藏人民抗暴54週年纪念日声明

    司政发表西藏人民抗暴54週年纪念日声明

    『国际西藏邮报2013年3月10日达兰萨拉报导』2013年3月10日週日早上,成千上万的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者在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博 士及藏人三大民主机构政治领导人的带领之下,参加了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藏传佛教主寺大乘法苑,举行西藏人民抗暴54週年官方纪念活动。
   
    活动在现场演奏西藏国歌及司政洛桑森格博士升起西藏国旗展开,并且进行长达一分鐘的默哀,以示悼念為了西藏事业奉献牺牲宝贵性命的藏人烈士。
   
    以下是司政洛桑森格博士在西藏抗暴54週年纪念日的声明全文:
    1959年的这一天,数以千计来自西藏三区(卫藏、康、安多)各阶层的僧俗百姓,匯集在首都拉萨,抵制抗议中国政府的入侵和占领。在几千年的西藏 歷史中,我们是生在最為悲剧时期的一代。今天,為了前辈开啟的抗暴事业,我们聚集在这裡,向所有為西藏的自由事业而献身的同胞致以敬意。对自由的渴望,曾 引领我们的前辈,在1959年3月10日这一天,承担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使命,并激励我们继续奋斗确保我们的基本自由和民族尊严。
   
    目前, 西藏境内持续自焚抗议的现实,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当局正在西藏实施残酷的镇压政策。自2009年以来,西藏境内已有107位藏人自焚,其中90位壮烈牺牲。 仅在2012年11月份,中共召开十八大会议期间就有28位藏人自焚。如此频繁地爆发自焚事件,在人类歷史上前所未有。自焚者中包括牧人、农民、教师、学 生等各领域的藏人,不过,多数為僧人。自焚事件已蔓延到西藏各区域:卫藏、康、安多,以及首都拉萨。我们今天的内容之一,就是纪念自焚藏人和所有為西藏自 由事业而献身的同胞。
   
    藏人自焚的根源是中国政府对西藏的佔领和越来越残酷的镇压。我们时刻都可以见证和体验中国政府对西藏佛教文明、语言文化的不断打压和摧残,而且深 感愤慨的是对达赖喇嘛尊者的玷污!同时,大量汉人移民西藏,抢走了有限的工作机会,佔有了藏人的土地,使藏人失去了未来……而西藏的城镇,正在被迅速地汉 化;无以计数的牧人,被强迫离开草原定居在贫瘠的地方,破坏了他们本来自给自足的生活,使之日甚一日地陷入贫穷。有目共睹的是,殖民“开发”的大车,每日 载著价值连城的矿藏,源源不断地运往如今自然资源已十分贫乏的中国。这一切,让人不难看出,中国政府关心的是西藏的博大疆域,而非藏人。
   
    然而,对这些非正常行為,如果藏人稍有异议,就会遭到长期监禁、酷刑、公开羞辱和失踪等。中国当局非但禁止藏人和平抗议,就是表达微小的愿望,都 会遭到严厉惩罚和残酷打压。因此,他们宁可自焚,也不愿沉默和屈服。最近,中国当局又定性自焚為「犯罪」,并对自焚者家人、朋友等进行关押、重判,但是西 藏境内的自焚抗议仍在此起彼伏。
   
    通过各种媒体,噶厦一直呼吁藏人不要採取惨烈的自焚抗议方式,生命宝贵,作為人类的一员,我们不希望任何人这样结束生命;作為佛教徒,我们必须為 逝者超度祈愿;作為藏人,我们有支持境内同胞实现意愿的神圣责任:让达赖喇嘛尊者返回家园!让西藏人民获得自由!让所有的藏人团结起来!
   
    只有实现此愿望,才能结束当前西藏的惨状,中国政府应该尊重西藏人民的意愿,改变目前的强硬政策。
   
    噶厦将全力坚持寻求真正自治的《中间道路》, 这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向西藏人民指明的最可行和最有远见的解决西藏问题的路径。对此,西藏人民议会经过认真审议后,一致通过了“中间道路”的决议。同 时,也获得了境内外藏人的支持,以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和世界各主要国家政府、领导人的支持;尤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学者和作家的支持。
   
    希望中国新一届领导层,以现实為基础,真正认识到《中间道路》的方案是双赢為和利益藏汉两族的最佳政治途径。 2002年恢復对话,曾给藏人带来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希望,不幸的是,最近的僵局,动摇了这一切。
   
    解决西藏问题,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法律制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中国政府对香港和澳门採取了一国两制之政策,也对台湾表 达了同样的政治意愿。然而,涉及西藏时,既没有在宪法框架下处理的意愿,也没有其他任何正面回应。儘管如此,噶厦仍然期望实质对话。因此,我们已做好了充 分准备,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展开有意义的谈判。
   
    解决西藏问题也有益于世界,因為西藏不仅是世界上最古老文明之一,也為世界第三极,是亚洲十多条大江大河的发源地,涉及下游15亿人民的现实生 活。另外,西藏的自由斗争坚定地建立在非暴力和民主原则之上,尽快解决西藏问题,既可以鼓励争取自由事业的人们,也更有助于中国走向现代化。
   
    感谢五十多年来,印度政府和人民慷慨有力的支持!感谢声援西藏正义事业的各国政府、各国际组织、各声援西藏团体和个体,正是在你们坚定的支持下, 通过了各项决议和公开声明!同时,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採取进一步行动,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早日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我们希望国际组织敦促中国政府,允许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高级专员、国际媒体、外交官员等进入西藏,这也是了解自焚事件和西藏境内真实情况的唯一方法。
   
    正如噶厦宣布的2013年為「声援西藏年」,带著民族尊严,我们和平地、合法地开展了所有的活动。今年1月30日起,在噶厦和西藏人民议会联合在 新德里开展的為期四天的大规模活动上,许多印度重要政治领袖、国会议员、不同党派的代表,都来到现场,承诺了对西藏自由事业的坚定支持。今天,在布鲁塞 尔,欧洲流亡藏人和支持者,举行了「欧洲声援西藏」的集会。这个月,北美、欧洲和其他各国藏人,还开展了「西藏游说」活动,主题為:达赖喇嘛移交政治权力 的目的、西藏民主发展进程、敦促开啟具有实质意义的“藏中对话”等。
   
    如今,西藏人民正在经歷歷史上最為艰难的时刻,我们的努力,关係著西藏人民的未来。在达赖喇嘛尊者的关怀和指引下,我们必将克服各种困难,更加团结和充满力量。
   
    在此,噶厦特别感谢境内外全体藏人的坚定拥护和支持!尤其向全体境内藏人表示亲切的问候!愿达赖喇嘛尊者长久驻世!愿在团结、创新、自力更生的原则下,雪域家园尽快获得自由,境内外同胞早日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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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副部长:粮食自给率未跌破90%

2013年03月09日 08:43:57
来源: 新京报

  昨日两会上,农业部副部长牛盾对本报记者表示,目前存在粮食耕地被占用的情况,必须采取最严格的政策保证18亿亩红线的底线。

  对于粮食自给率跌破90%的说法,他予以否认,解释目前我国主粮的自给率为97%左右,目标为95%。

  我国主粮自给率为97%左右

  目前,有学者指出我国现在在城镇化过程中,一些良田被征用,而一些不适合种地的地方置换成了良田。

  对此,农业部副部长牛盾昨日对新京报记者表示,目前,存在耕地被占用的情况,“我们必须采取最严格的措施,保证18亿亩耕地红线不被突破。”

  他说,18亿亩耕地红线是底线,“不能突破,谁要违反了,谁就要承担责任。”

  进口粮食只能局限于5%之内

  牛盾表示,我国目前粮食自给率并没有跌破90%。他解释,除大豆外,我国主粮的自给率现在为97%左右,而国家定的目标是95%。

  他表示,我国可以进口粮食,主要用于两个作用。一是满足一些传统市场的需要,二是进行品种结构的调整,但进口粮食只能局限于5%的预定目标之内,仅作为补充。“比如你特别想吃泰国香米,这个我们国内种植不了,那我们可以进口一些,满足特别人群的需要,但这仅仅是一种品种的结构调整。”

  耕地红线“不可突破”

  昨日在政协农业组小组讨论上,委员们就我国是否可以增加粮食进口和海外屯田开展了热烈的讨论。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田成平认为可以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市场,加大进口农产品的力度,和淡水、土地资源丰富的巴西、俄罗斯等国家开展国际农产品合作。

  目前也有其他一些专家认为,我国可以多进口一些粮食,可以缓解我国土地、水等资源的压力。

  不过,牛盾表示,专家的意见可以讨论,“我们可以听取不同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也希望这些意见是有建设性的。我们也可以进口一些粮食进行品种结构的调整,但国家的底线是18亿亩红线,国内的粮食生产要占到95%以上,这个是必须要保证的。”(记者金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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