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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11日星期四

李克强重申不会刺激中国经济

来源: 华尔街日报 于 13-07-11

就在外界担心中国经济增速整体继续放缓、政府数据显示出口萎缩之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重申了不会采取措施刺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承诺。



此前发布的4月份和5月份数据均令人失望,因此6月份疲软的贸易数据加剧了外界对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的担忧。

接受《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调查的18位经济学家给出的预期中值是,第二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同比增长7.5%,增幅低于第一季度的7.7%,也低于2012年第四季度的7.9%。

中国政府周三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重要的出口业较上年同期萎缩3.1%,5月份则较上年同期增长1%。这也是2009年11月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第一次在没有公共假日的月份中出现出口萎缩。6月进口同比下降0.7%,说明国内市场需求疲软。

李克强近来的表态也暗示,北京对于经济放缓的容忍度可能比外界之前预计的要高。汇丰(HSBC)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马晓萍说,以前觉得政府对GDP增速的底限是7%,现在看起来可能更低。

尽管中国季度经济增速不断下降,并且可能会低于政府今年设定的7.5%增长目标,但掌管中国经济政策的李克强依然重申,不会出台任何新的刺激措施。李克强在周二召开的部分省区经济形势座谈会上表示,只要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政府就会着力调结构、促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去年,中国GDP增速放缓至7.8%,低于2011年的9.3%。

李克强的表态说明,中国领导人承认,像过去那样通过不断加大对基建和房地产项目的信贷投放来刺激产出的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渣打集团(Standard Chartered)中国经济学家李炜表示,新的促增长方式和以往不一样。他还称,中国领导人现在更看重能够带动经济长远发展的相关改革。

尽管经济增长放缓,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似乎仍较为强劲。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周二发布的数据显示,招聘需求仍明显多于人才供应。第二季度,对于每100名求职者,市场提供了107个就业机会,仅略低于第一季度的110个机会。

略微吃紧的劳动力市场供应表明中国服务业仍在扩张,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制造业收缩的不利影响。另外,中国适龄劳动人口的减少也给劳动力市场造成了压力。

出口萎缩反映了工资大幅增长和人民币升值的双重影响。这两个因素都削弱了中国制造商相对于越南等国低成本制造商的竞争力。自2008年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已累计上升71%;按照实际贸易加权汇率计算,人民币的同期升值幅度为25.9%。

与此同时,重要出口市场的疲弱需求加剧了中国厂商的问题。中国6月份对债务缠身的欧洲的出口较上年同期减少8.3%,对美国的出口较上年同期减少5.4%。

监管部门开展行动打击利用贸易体系将非法资金转移到中国的行为,这也给贸易带来了影响。

有迹象显示中国出口行业的疲软势头可能持续,而这将考验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韧性以及中国政府在经济增长问题上的底线。6月份,中国组装部件进口下滑,这是衡量出口增长情况的一个领先指标。中国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郑跃声表示,第三季度中国出口的情况不容乐观。

中美领导人周三在华盛顿召开峰会之际,低迷的出口增速也可能给人民币汇率政策带来考验。人民币汇率问题一直是中美双边关系中的一个争议点。今年迄今为止,人民币对美元已累计升值1.7%,对日圆的升值幅度更高。随着离岸市场人民币定价略低于大陆市场,市场对人民币的预期已经从升值转为贬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周二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预期,降低了对中国和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的预期。

何頻:誰在向習近平施加政治影響?

薄熙來為什麼會垮台?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紅二代”在後面支持他、慫恿他搞所謂的“唱紅打黑”。過去“紅二代”把薄熙來捧到天上,薄熙來垮台之後,他們又轉過頭來推動、慫恿習近平

誰在向習近平施加政治影響?

——答美國之音電視節目主持人寶申問

何頻/寶申

美國之音(VOA)節目主持人寶申:歡迎收看“時事大家談”節目。中共十八大以後,習近平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他是否真的大權在握,可以憑自己的意願施政?他身邊哪些人向他施加政治影響?他又怎樣調和左右兩派的衝突和角力?我們今天很高興地請到明鏡集團創辦人、著名中國政治觀察家、評論家何頻先生來談談這些問題。

習近平是否掌握了黨政軍大權

寶申:何頻先生,三年前你寫過一篇文章,題為《胡錦濤的處境和心思》,我們套用一下這個文章的標題,今天的話題就是“習近平的處境和心思”。先將習近平與胡錦濤比較一下:胡錦濤是在當上總書記兩年之後才掌握軍權的,十年當中身後總有江澤民干政的影子。而習近平不同,一下子就擔任了黨政軍一把手。而且,十八大上,胡錦濤 “裸退”,江澤民逐漸淡出政治舞台。那麼,幾個月來,習近平是否掌握了黨政軍大權了呢?

何頻:形式上來看,當然是這樣的。我們都知道,江澤民是一直到鄧小平死了以後,媳婦才熬成了婆;胡錦濤擔任了十年的王儲、十年的總書記,直到下台,媳婦都沒有熬成婆——黨政軍權力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元老所控制,尤其是被江澤民所左右。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很多人對胡錦濤在政治上沒有能有所作為給以原諒和理解,因為他並沒有真正執掌權力。

習近平呢,只當了五年王儲,十八大一上來就接掌了所有黨政軍最高權力,形式上看,從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他是可以行使這些大權的。但是具體來講,又未必如此。因為他的權力完全來自於政治元老的賦予,政治元老們對他干預的程度,仍然是很強的。雖然江澤民在十八大之後寫了一封信,要求將自己的名字從過去排名第二——在時任總書記胡錦濤後面就是他——放到所有現任政治局常委的後面,這就是表態說,我不再干政了;但事實上,政治元老的影響力非常之大。第一,所有黨政軍領導成員的安排,不是由習近平安排的,是政治元老們利益分割爭奪后產生的政治班底;第二,體制內原有的運作和慣性,並不是習近平所塑造的;第三,受到所謂“紅二代”等等方面的干擾牽制,這個力量,非常之大!

但是關鍵還不在這裡,關鍵在習近平本身有沒有魄力,有沒有能力,使他在形式上已經接掌的權能夠在實質上行使?我們還需要觀察。

軍隊的力量被誇大了

寶申:我想請你著重分析一下習近平與軍方的關係怎麼樣?中共任何領導人,我們知道,沒有軍方的支持,他是無法真正落實自己的權力的 。習近平上台之後,幾次到軍隊視察,強調“能夠打仗”、“打勝仗”,這是為什麼?

何頻: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力量,完全被外界誇大了,也被中共體制內的人自我誇大了。根據我對中國軍隊的長期觀察,很清楚,現在沒有任何一個將領擁有對軍隊真正的權力——也就是說,軍隊,實際上還是總書記或者擁有實際最高權力者的一個純粹的工具,形成自己的權力氣勢,用來威懾他的政治對手,迎合和聚攏民族主義情緒——所謂“能夠打仗”、“打勝仗”,是給他自己一種兵權在握的感覺。

軍隊本身,並不是一個不可控制的力量。因為幾十年來,一是軍隊內部的腐敗程度,遠遠超過地方,更沒有長期、大規模的作戰經驗和能力;二是軍隊將領和士兵之間,有非常大的距離,將領的權力是來自上面的任命。

習近平比胡錦濤更迅速地建立了與軍隊的聯繫,利用軍隊來樹立自己的權威,這方面他做得比胡錦濤好。軍隊也在尋求政治代理人,習近平當年在中央軍委工作過,父親曾擔任過軍隊高級將領,似乎賦予他某種“血緣”關係,能夠有些套近乎的說辭。但這都只是一種說法而已。沒有其他人更能掌握軍隊,習近平這個時候來了,這就有利於擁有這一種威懾性力量。

“紅二代”害了薄熙來又來害習近平

寶申:你談到習近平的“紅二代”身份。我們知道,與胡錦濤不同,習近平確實是“紅二代”:老爸習仲勳是毛澤東的戰友,儘管晚年挨過毛澤東的整。人們普遍認為習仲勳這位中共高官是有改革意識的官員。這個“紅二代”身份給習近平帶來的好處和壞處是什麼?

何頻:到現在為止,中共通過打砸搶,將江山拿到手之後,還沒有完成政權合法性的轉換。習近平作為搶奪江山者的後人,從這個意義上,接班掌權有一定血緣上的合法性基礎:土匪頭目的兒子,自然就是土匪的頭目。這與胡錦濤那樣的“看家奴”的角色,有本質上的不同。

習近平有這樣的背景,也給他帶來巨大的包袱。他有了底氣,但是這個底氣是很糟糕的:政權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打砸搶的基礎之上,革命黨並沒有實現向自由民主社會的執政黨的轉換,整個黨的執政基礎就是錯誤的。

從現實的政治操作來講,我接觸過一些“紅二代”,他們通常比習近平年齡大一些,他們對習近平就總是有一種居高臨下的口氣,說什麼“我們小時候都不帶他玩”。這對習近平就會造成心理上的壓力。他們也經常對習近平指手劃腳。

薄熙來為什麼會垮台?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紅二代”在後面支持他、慫恿他搞所謂的“唱紅打黑”。過去“紅二代”把薄熙來捧到天上,薄熙來垮台之後,他們又轉過頭來推動、慫恿習近平。這非常糟糕、非常頭痛,但又是無可奈何。

習近平身邊的力量左占上風

實申:我們知道,“紅二代”也在利用他們與習近平的關係。例如,前段時間我在網絡上就看到,薄熙來的哥哥薄熙成和其他“紅二代”與習近平的合影照片。去年習近平也接見了胡耀邦的長子胡德平,進行交流,談到改革問題。那麼,“紅二代”是否都在利用他們特殊的身份,向習近平進言、吹風,以期占到上風?

何頻:左的力量,在習近平身邊無疑是占上風。原因非常清楚,根據我們的接觸和瞭解,相當多的“紅二代”年齡比較大,七八十歲,最小的也有六十多歲,一般來講,年齡偏大的,容易固守一些陳舊的觀念。他們又長期高高在上,有一種固守自己地位和資源的本能。他們總是認為,毛澤東做了很多錯事,但是不管怎麼樣,毛澤東總是我們的祖師爺,如果將祖師爺搬掉了,就什麼都完了。這種思想很深刻地影響了薄熙來,現在也很深刻地影響了習近平。

中國的體制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正確”的體制。幾十年來,在對右派的鬥爭中,都是占上風的,而左傾往往被認為是“政治正確”。習近平自身的思想來源,也主要來自於這個體制,很少去接觸體制以外的右翼方面的信息。他之所以能見胡德平,不僅是他們之間有一種私人淵源,而且也因為他們都比較同情胡耀邦晚年的遭遇。但這只是對黨內人物的同情而已。

右翼思想很難進入他的眼中和耳中。他能得到的右翼信息,往往都是來自情報系統,這個系統對右翼,往往是用敵對的眼光來描述它,這些會影響習近平的判斷——這是我很擔憂的事情。作為一個總書記,長期關在紫禁城內,雖然可以有時走出來,但他接觸的所有人,都是經過嚴密篩選的。而篩選當然是由這個官僚體系掌控,這就使得習近平很難得到能做出正確判斷的全面信息。

還不能把習近平看死了

寶申:三年前你寫《胡錦濤的處境和心思》,曾經提出一個問題:胡錦濤到底是左派的真傳人,還是右派的潛伏者?習近平上台以前,也有很多人提出這個問題。鑒於他家庭的背景,他的父親是有改革意識的領導人,人們分析,習近平上台以後,很有可能大刀闊斧地進行政治改革。現在你看,習近平是左派的真傳人,還是右派的潛伏者呢?他能不能邁出中國政壇亟需的比較大的政改步驟呢?

何頻:我們上體操課時,常常是“向左轉”“向右看齊”。對政治人物,我們很難根據他公開的言論來判斷他的真實想法,尤其是在政治局勢處在這麼艱難的轉型階段,很難根據現在習近平短短幾個月的政治言論、行為給他下一個結論。

就拿胡錦濤來說,如果江澤民早早去世了,他的某些做法可能就不一樣了;如果某一個突發事件,使得官僚體系無法按照過去的慣例和常規來應付,胡錦濤也可能有完全不一樣的選擇;如果有某位思想超前的人去影響胡錦濤,他也可能做出不同的政治判斷……中國的政治處在轉型、重新塑造的過程之中,未來可能出現我們目前還無法預料的事情,就可能扭轉習近平的走向。

胡錦濤的十年任期已經結束,我們已經知道了他是一個無所作為的總書記;但是習近平的路還很長,還有九年半的時間——有可能更長,也有可能更短。未來的某一件事、某一個人,或者他的某一個念頭或決定,會在互動中產生日益放大的效應并影響未來。這就很難預測了。

過去對習近平寄予太大希望,今天當然很失望;但是不能因為失望,就把習近平看死了,給他下一個定論。這還不僅是習近平的問題:任何人在台上,在中共這麼一個沒有規範的政治體制中當領導人,完全有可能有新的突變、新的選擇。

扭曲的信息,扭曲的價值觀

寶申:最近許多觀察家都認為,中國的政治生態,尤其是理論上,都在向左轉。我們很難精確說到底習近平心裡是怎麼想的,但我們可以從他的言行的蛛絲馬跡來判斷,他現在最優先考慮的是什麼。例如,他在視察時就提出:蘇共垮台居然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力挽狂瀾,“竟無一人是男兒”。在談到毛澤東時,他又說,否定毛澤東就會天下大亂,天下大亂就會亡黨亡國。可見他現在最擔心的就是這個。你是否同意這麼一個看法:習近平是紅色政權的守護者?

何頻:目前看來,很大程度上是這樣的。不僅習近平,薄熙來也是一樣的。研究一下薄熙來過去在內部對一些人所講的話,跟習近平的內部談話比較一下,我們發現有驚人的相似。

最大的相似是認爲:毛澤東雖然犯過錯誤,我們也受過毛澤東的苦,我們應該是反對毛澤東的。但是為了中國的穩定安寧,毛澤東不能否定,如果我們否定了毛澤東,天下就會大亂。這是他們的一種基本的共識。

另一個,就是蘇共垮台對他們的震撼。習近平那些想法到底從哪裡來的?我們尋找了一下,發現原來是從一個內部電視記錄片來的。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慎明做了一個多集記錄片,描述和解說了蘇共崩潰的過程。我看這部記錄片,它是用極其扭曲的方式來看待蘇共垮台的過程。

習近平說,沒有一個男兒挺身而導致蘇共垮台,但我們知道,正是因爲沒有一個男兒去挽救蘇共,才避免了蘇聯在政治轉型過程中的大流血,避免了蘇共在轉型中遭到大清算。這麼一個規模巨大的轉型,竟然和平完成了。雖然今天這個轉型還在發展過程中,但是基本的政治體制已經確定。這樣一些東西,在記錄片中,在習近平的思想中,都沒有得到反映。一些扭曲的信息,扭曲的價值觀,左右了習近平、薄熙來。

習近平在走薄熙來未竟之路

寶申:薄熙來的案件一拖再拖,最近有報導說可能在今夏北戴河會議前後進行。又有消息說,他的罪名已經定了。那麼,你判斷,定他的罪,是政治罪,還是刑事罪,還是經濟罪?會怎麼樣裁决?對習近平政權的影響又將如何?

何頻:薄熙來的案件並沒有一拖再拖。從開除黨籍、進行審查,到最後開庭正式定罪這個過程,對“四人幫”花了四年時間,對政治局委員陳希同花了三年時間,對陳良宇也花了一年半時間。跟他們相比,對薄熙來還不能說是“一拖再拖”。

薄熙來肯定是因為政治原因被抓,但是給他定罪,肯定是一個刑事罪名——中國目前並沒有一個政治罪名。至於會給他一個什麼樣的審判結果?我們可以大概估計出來:15年到死緩之間。不太可能判死刑立即執行,也不太可能判他比較低的刑期。因為現在薄熙來對習近平的威脅、對中共既得利益集團的威脅,遠遠超過了政治異議分子,他成為左翼政治力量的一面旗幟,如果判得太輕,很快就將他釋放出來,那一定對習近平構成很大的衝擊;但是如果判死刑,太子黨不幹:不管怎麼說,薄熙來還是我們的同胞、三哥,是我們“紅二代”的一員。

所以我判斷,對薄熙來的判决,關鍵是絕不能讓他在還有活動能力時,離開他們的控制範圍,換句話說,就是絕不能讓他活著離開監獄。

問題是,現在習近平所表現出的是試圖接過薄熙來沒有實現的思想、沒有完成的事業——雖然他沒有像薄熙來那樣“唱紅打黑”,但他的反腐敗舉措,他那些左的見解,跟薄熙來是一脈相承的。這是非常諷刺的事,也是讓人們感到非常失望的事!

(明鏡新聞網記者根據2013年5月29日播出的美國之音電視節目整理)

“钱荒”真的是央行的一个战略吗?

    来源:华尔街见闻 作者:Jing 

    银行间隔夜、7天回购利率分别回落至3-4%的范围,这或许意味着上个月席卷中国金融系统的一场大规模“钱荒”已经结束。这次事件不仅给中国人民银行,同时也为商业银行们带来大大小小的教训。
   
    中国经济研讨会发表文章,对此次事件中央行的策略进行反思,
   
    “在6月头三周,央行的强硬立场相当令市场感到意外。虽然有分析师认为这次的中国式“钱荒”实际是央行做的一次压力测试,但显然是央行的行动是落后于市场的。因为在大量投机资金开始之后的几个月,央行才有所反应。更重要的是,当伯南克上个月谈到QE退出的可能性,给全球市场一个措手不及,大多数亚洲经济体流动性趋紧,而中国就是其中之一。央行对于骤降外汇占款还没有做好准备,仅仅是开始反击流入补发的被叫停一年多的央行票据。因此,说中国式“钱荒”是由央行倡导的这种说法并不可信。有趣的是,当端午节前银行同业拆息飙升超过10%时,央行的反应是非常强硬的,而且在接下来的两周里央行始终保持着这一态度。这似乎看起来央行对这种危机的发生还是比较舒服,因为这也给予央行机会惩罚银行过度从事套利交易以及影子银行业务。
   
    但是,央行强硬态度下忽略了一对意想不到的后果。首先,超过1万亿元的财富管理产品将在6月底到期,而银行必须要在季度末满足监管要求。随着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的飙升,银行不得不发行更多的高回报理财产品,这将吸引更多的钱到影子银行部门;并且因为较高的资金成本,银行不得不做风险更高的生意。
   
    其次,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的危机变得比央行预想中的更加严重。Market News International的6月7日的一份报告,将光大银行对兴业银行的60亿元同业拆借资金本应到期, 但光大银行由于头寸紧张而出现违约的事情放到了聚光灯下,一时间,该事件占据了6月20日至6月25日的全球媒体头条。而稍后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支付系统的“意外”发生,更是让恐慌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超越了央行的调控。也是使得最终所有银行都有惊无险的渡过这次事件。
   
    第三,央行并没有很好的与公众沟通,也因此该事件严重损害了央行的信誉。当对利率开始加息时,央行并没有对此作出任何评论,这导致人们产生恐慌。6月24日接受财新采访时,央行官员表示整体流动性是足够的。这暗示着紧缩政策不会缓解。然而,央行并没有保持其强硬态度。在采访结束第二天,央行表态注入流动性市场。这表明,央行内部沟通不畅,否则很难令人理解为何央行官员在一天内发出两条完全不同的信息。
   
    最后,当央行注入流动性市场,像往常一样,还是流入大银行的口袋。虽然资金成本不公开,但是作为一个合理的猜测,一定是按照远低于当时的市场利率的;而且具有较好流动性的银行也可以此从那些银根紧缩的银行那里赚取不错的利润。简言之,大银行从信贷紧缩中再次赚了钱。
   
    鉴于上述意想不到的这些后果,对于中国式“钱荒”是央行的一项“战略”的这种说法难免不让人产生怀疑。事实上,理财产品规模不降,所有银行获悉央行不得不在最后时刻出手营救,甚至大银行从中赚取了一些钱。
   
    钱荒事件虽然已结束,唯一希望的是,银行,尤其对于规模较小的银行,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减同业杠杆。因为随着加息,他们将会损失一部分钱。但话说回来,如果央行会在最后注资,那么所有的银行也没有削减杠杆的必要性。银行业道德风险的解除似乎也是无从谈起。”
   
    本文来源:华尔街见闻

中缅油气管道,中国昂贵的一课?

(孙兴杰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3年07月11日)

6月23日,缅甸首都内比都,到访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与缅甸总统吴登盛举行会谈。为中石油集团陷入困境的中缅油气管道项目出面协调,是杨洁篪此行的重要议程。

6月4日,中石油宣布中缅天然气管道缅甸段工程建设全面完成,达到投产试运条件;原油管道缅甸段工程完成94%。据中国《财经》杂志报道,中石油这一项目总投资或高达50亿美元。不过由于缅甸当地居民和非政府组织的反对,完工或接近完工的管道项目并未顺利开始向中国输送油气。

为了得到缅甸政府对该项目“顺利实施”的支持,杨洁篪代表中方承诺,中缅油气管道投入使用后,每年会在缅甸下载200万□原油(约合10%的管输能力)和总输送量20%的天然气,以支持缅甸经济社会发展。中缅油气管道项目上马时的设想是,油气全部供应中国,缅甸仅取得过境费。

中国国企在经济发展滞后的缅甸投入巨资,似乎理应受到欢迎和优待,为何在项目实施中反而困难重重? 回头来看,中国大型国企为其对缅甸政局走向的误判和应对失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2007年后,中国资本快速布局缅甸,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中缅政治关系紧密。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了英美等国提出的对缅制裁议案,为此缅甸电视台曾中断节目专门感谢中国。缅甸军政府与西方关系的恶化,为中国国企布局缅甸创造了机会,一系列大项目由此签订。2009年中缅政府签署《关于建设中缅原油和天然气管道的政府协议》,中缅油气管道项目从降生之始就带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

然而,2010年11月,缅甸举行多党制大选,军政府将权力移交文职政府,缅甸民主化进程迅速开启。前总理吴登盛获选总统,释放了民主派旗手昂山素季,并允许她重返政坛。作为联邦制国家,缅甸各地方政府在经济社会事务上有发言权,这一点在军政府期间并未充分显现,2010年后,地方政府话语权显著上升。

缅甸政局剧变,在缅投资的中国国企纷纷陷入尴尬与困境。2011年9月,由中电投集团投资,中国水电集团承建的伊洛瓦底江密松水电站项目,被吴登盛以尊重当地民众意见为由搁置。该项目预算高达36亿美元,两家中国企业损失惨重。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下属的万宝矿产有限公司在缅甸北部投资10亿美元的莱比塘铜矿项目,在经历停工、复工、再停工的一番折腾后,最终也没有逃脱密松水电的命运──于2012年底全面中断。

中国国企在缅甸投资受挫,首先是对缅甸的政治风险认识不足。特别是该国处在从军政府向民选政府的过渡阶段,政治走势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不少中资企业认为自己的优势在于可以到达西方企业不愿或者不能涉足的国家和领域,殊不知,具有多年海外经验的跨国企业之所以不愿进入,常常是因为评估到风险可能大过收益。

在投资之前进行细致而严谨的风险评估是投资的必要功课,但是很多中国国企都忽视了这一环节,对于当地的风土人情、习俗禁忌缺少足够的了解。以密松水电站为例,当地居民有山川崇拜的传统,而建坝发电触碰了禁忌,在当地社区招致强烈反对。

缅甸是个多民族的后殖民地国家,国家统合能力比较低下,缅北内战时断时续,若开邦佛教徒与穆斯林的冲突不断。中缅油气管道在缅境内全长770多公里,从缅甸南部港口一直向北延伸,在缅北从云南瑞丽进入中国。缅北枪声不断,保证油气管道安全畅通绝非易事。若冲突双方以油气管道作为袭击目标,中石油将如何应对?

中国国企在缅甸最大的败笔,当属其依赖“上层路线”的运营思路。中国的大型国企在国内习惯于享受政府的强有力行政和财务支持,并且凭借这种支持占据市场。当他们进入缅甸时,也试图复制他们在国内市场的优势──走争取缅甸中央政府支持的“上层路线”,以为有军政府支持就可以搞定一切。

走“上层路线”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管线所经的地方政府和社区在项目规划和合同层面处于缺位状态。2010年6月项目开工,中石油在项目建设实施层面,才面对面接触到缅甸当地居民、社区,并遇到超出预料的阻力,导致工期延误和造价超支。根据协议,缅甸政府通过中缅油气管道项目,每年将获得1300多万美元的过境费,而承担了环境成本的沿线社区和居民,却很难从中直接获益。在当地人眼中,中国资本与缅甸政府联手攫取巨大的利益,其不满之情可想而知。

缅甸军政府交权后,中国企业“上层路线”的弱点更加突现。军政府在位,还可以为中国国企推进项目提供一些自上而下的压力。缅甸政府集体“脱军装”后,中国国企与军政府的亲密关系,反而成为一种负担。早已不满军政府的民众,更将中国投资视为军政府的利益同盟者加以敌视,中国投资的油气管线、铜矿、大坝等项目因此不断遭到缅甸当地非政府组织和民众的抗议抵制。

针对这种的境况,中石油也试图补救,包括投入2000万美元,修建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不过,中资企业的补救措施,依旧是“上层路线”式的──把钱交给缅甸中央政府,至于政府如何分配这些资金,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缅甸政府修建的基础设施未必能让管线过境地区的百姓享受实惠,遑论为中石油赢得民众支持了。

中资企业在缅受挫、中缅关系降温的同时,许多国家的政府开始寻求提升与缅甸的关系和商业往来。去年以来,西方政要几乎将缅甸门槛踏破,美国总统奥巴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先后访缅,而缅甸总统吴登盛也对美日进行了历史性访问。缅甸水电资源丰富,但开发不易,日本对外援助机构建议缅甸开发以村为基础的小水电,每个村只要5万美元,这种方式反而比捷足先登的中国资本更受当地人欢迎。

50亿美元的投资,即使对中石油集团这样的巨无霸企业,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中缅油气管道如果不能按期按量投产,势必给中石油带来严重的债务负担和经济损失。

无论密松水电还是中缅油气管道,中国国企都需要反思其海外投资策略,尤其是对被投资国政治风险的评估与应对。

中国资本输出不能只依赖与东道主国中央政府保持良好关系的“上层路线”,更需要“上下结合”赢得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社区居民的认可。上层路线”只有得到“基层路线”的配合时,才能行得通。即使在中国国企拥有天时地利的本土市场,这个道理照样适用。中缅油气管线的下游配套项目──中石油昆明1000万吨炼油工程(其中包含65万吨对二甲苯产能,即PX)今年5月遭到昆明市民集体上街抵制,“上层路线”的弊端再度暴露无遗。

不过,从中石油集团总经理廖永远5月赴缅甸拜会吴登盛,到杨洁篪6月底访缅等迹象看,中石油仍立足依靠“上层路线”和利益让步推动项目投产。中缅油气管道何时才能开始向中国供油供气?投产后能否达到设计管输量?计入运输成本后的能源价格是否具有竞争力?这些都还是未知数。

孙兴杰是吉林大学国际关系史博士。

林毅夫:探寻中国经济背后的逻辑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林毅夫


编者按:赶超始终是发展中国家的集体梦想,不过失败案例或许比成功更多,面对变化的现实,经济学理论如何更新?从世界银行卸任之后,林毅夫教授新结构经济学引发诸多讨论,黄又安、韦森、余永定、张军、张曙光等学者近期曾撰文评论,FT中文网最新也刊登出韦森教授对其评述《探寻中国经济增长之路》《探寻中国经济增长之路继》

针对这些评论,林毅夫就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质、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是否建立在善良政府的假设之上等四个方面撰文回应。FT中文网刊出以飨读者,也期待更多理性讨论,使得争鸣这一学术传统得到体现。

“遗失的二十年”与发展经济学变化

从 今天的眼光来看,在十八世纪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发生之前,世界是平的,最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以人均收入来衡量的发展水平差距顶多只有4~5倍。工业革命 以后,世界出现了大分歧。西方国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亚非拉许多国家仍然沿袭着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经济发展日显落后,国家实力不 振,遂成为西方工业化强权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十九世纪以来追求国家的独立、民族的振兴成为发展中国家社会各界精英的共同梦想。到了一次世界大战民族主义 风起云涌,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在其几代政治领袖和全国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不懈努力之下,终于纷纷摆脱殖民统治,迎来了民族解放,政治独立,开 始追求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中国家无不希望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发达国家并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因应于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发展经济学 从现代经济学中独立而出,成为一个现代经济学的分支领域。发展经济学家提出各种理论,做为国际发展机构指导新独立的落后国家发展经济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 发展政策的依据。但是,6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绩效令人失望。 根据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整理的数据,从二战后的百废待举中恢复起来的1950年到战后最为严重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的2008年间,全世界只有台湾和韩国 两个经济体实现了现代化的梦想,从低收入经济体跃升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经济体,其中只有日本、韩国、台湾、香 港、新加坡和以色列不是石油生产国或二战前就已和发达国家差距不大的欧洲国家;全世界也只有28个经济体实现了和美国的人均收入缩小10个百分点或更多, 其中只有12个不是石油、钻石生产国或欧洲国家;而且,还有阿根廷和委内瑞拉两个拉丁美洲国家从高收入滑落为中等收入国家。除了近二十个在二次世界大战前 就已经是发达的国家之外,全世界200多个国家绝大多数都陷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中。

2008年6月我到世界银行担任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 济学家。世界银行成立于1945年底,其宗旨为帮助世界各国发展经济,消除贫困。但是,如果把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按1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计算, 摆脱贫困的6亿多人排除在外,全世界的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我有机会走访数十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和其政 府领导人、学术界、企业家、工人、农民深入接触交流,了解到他们和我国的政府领导人、知识分子、企业家、工人、农民一样都有强烈的愿望,希望经由他们自己 的努力改善他们个人和国家的命运,也做了各种艰苦卓绝的尝试。但是,事实是他们的经济发展缓慢,经济、社会、政治危机不断,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有限,和发 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世界银行在每个时期的政策甚受那个时期主流发展理论思潮的影响,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也是一样。理论的目的是帮助人 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如果理论不能帮助人们认识现象背后的原因,或是根据理论的认识所做的努力事与愿违,那么,就应该对理论进行反思,提出新的,能够帮 助人们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实际上发展经济学自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独立分支以来其理论进展也是按照上述的逻辑演进的。

发展经 济学的第一波理论思潮,或是,第一版的发展经济学称为结构主义。当时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所以贫穷落后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发达国家先进的现代化 资本密集型大产业;其原因则是市场失灵,依靠市场的自发力量,无法将资源配置到现代化的产业。他们主张用进口替代的战略,以政府主导,直接动员资源、配置 资源来发展现代化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大产业。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界反思结构主义政策的失败,催生了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 思潮—新自由主义。当时主流的看法认为发展中国家所以经济发展缓慢、危机重重是因为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对市场过多的干预导致资源 错配,寻租、腐败横行。因此,新自由主义主张以休克疗法推行包括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等激进改革措施在内的华盛顿共识来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 推行的结果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绩效进一步下滑,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增长率低于六、七十年代,危机发生的频率也高于前一个时期。有些经济学家因此把推行华 盛顿共识改革的八、九十年代称为是发展中国家“遗失的二十年”。

有趣的是经济发展取得傲人成绩的东亚经济体,在二次战后的发展水平普遍低于 拉美和非洲国家,资源贫乏,人口众多,在当时被认为是最不具发展希望的地区。东亚经济体在五、六十年代采取出口导向战略,从发展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中小规模 的产业入手来推动经济发展,以当时主流的发展理论来看这是一个错误的战略选择。到了八十年代发展中国家纷纷开始进行改革时,中国、越南、柬埔寨和七十年代 就开始进行改革的毛里求斯采取的是被主流理论认为比原先政府干预的计划经济体制还糟糕的渐进的双轨制改革。但是,推行理论上认为是最佳选择的休克疗法的国 家,经济崩溃了,社会、政治危机接连不断,而推行在理论上被认为是最糟改革路径的国家却取得了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双重目标。固然,推行双轨制的国家在快速发 展过程中也积累了许多问题和矛盾,如收入分配不均、腐败问题的恶化等,但是,同样的问题在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也普遍存在,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新结构经济学的形成

在 上述重重矛盾的理论和政策实践面前,身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发展机构中领导发展理论和政策研究的首席经济学家,我不能不对盛行的,指导世界银行工作和许多发 展中国家发展政策的华盛顿共识进行反思。其实,这种反思远在我到世界银行工作之前就开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芝加哥大学师从诺奖得主舒尔茨、贝克尔等 大师,受过良好的现代经济学前沿理论的训练。1987年回国工作以后有幸参与了许多改革政策的讨论,我发现政府出台的许多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是不完善 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是,却是有效的。对比于其他推行理论上正确的政策,结果却令人失望的国家的经验事实,让我不得不放弃现有的、看似完美的主流理论,自 己去重新认识经济发展和转型的本质为何,思考在当时的条件下什么样的政策能够帮助中国抓住机遇,克服困难,推动中国的市场取向改革一步、一步地往前进。

2007 年我荣幸地应剑桥大学之邀去发表一年一度的马歇尔讲座,利用此机会我系统地论述了我反思的结果。在我到世行工作之后的200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 学出版社分别以中、英文把我的讲座以《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为题出版了专集,并有五位诺奖获得者为此书的英文版写了推荐,破了剑桥大学 出版社的记录。同时,有鉴于中国的发展和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多有雷同,中国的经验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而主流经济学界和其他发展中国 家对中国的了解甚为有限并多误解,我也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解读中国经》一书。此书也得到不少好评,三位诺奖获得者为此书写推荐,其中2000年诺奖 获得者赫克曼写到“这本书向很多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信条提出了挑战,并解释了在现实中照搬这些原理是如何对许多转型国家造成灾难性后果的”。

在 上述两本著作的基础上并结合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和世行内部的经济学家,以及和许多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学界的进一步讨论,我在世界银行到任一周年时 正式打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旗号,以此为框架来反思主流的发展理论和政策并构建第三版的发展经济学。著名的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也邀请我以新结构经济学为题 去做2011年度的库兹涅茨讲座。

为了进一步推动发展经济学界共同进行反思,我邀约了多位著名经济学家在主流发展经济学期刊上对新结构经济 学进行了三场讨论和辩论,这些文章以及几篇相关论文,在我世行四年工作结束离任之前的2012年初结集,取名《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 架》由世界银行出版社出版。有两位诺奖获得者为此书写推荐,2001年诺奖获得者斯宾塞写到:“本书将成为全球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要参考,在发展中国家 是如此,在发达国家中也将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为了让各界人士对新结构经济学有所了解,以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我又写了《繁荣的求索:发 展中经济如何起飞》一书,在去年9月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诠释了新结构经济学的主旨,并结合了我在世行的工作经验和我自己从小 以来对发展问题的思索来增加可读性。三位诺奖获得者为此书写推荐,其中2001年诺奖获得者阿克尔洛夫写到“不会再有别的经济学家能写出比这本更优秀、更 重要的作品了”。这本书也获得了英国《金融时报》著名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及《彭博新闻社》书评家克莱夫•克鲁克的好评。前者认为这是“一本既雄心勃勃又优 秀的书”(参见),后者则认为这本书是他2012年读过的 “最有价值的新书”。

我 对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考源于在国内多年的工作、学习以及和许多学者的切磋。去年6月世界银行任期结束回到国内来,我抱着野人献曝的心情,盼望和国内经济学界 切磋自己的一些新的心得。在北京大学出版社鼎力支持,苏剑和张建华教授的帮助下,上述三本新书的中文版陆续出书。甚受鼓舞的是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授予了“新 结构经济学:反思发展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一文代表该学会年度最高荣誉的2012年“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

我特别感谢《经济学季 刊》在这一期邀约多年来在经济学研究、教育上成果丰硕的黄又安、韦森、余永定、张军、张曙光等五位学友在百忙中撰文对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不足之处进 行评论。其中韦森学兄的宏文洋洋洒洒2.7万字,在酷暑又逢丁忧的心境下挥汗完成,爱我之深令我心折。这几位学友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赞誉是对我的鼓励和期 许。他们的质疑、批评有些是新结构经济学作为一个新框架有待充实完善之处,有些是已发表的论述不够充分、清晰,有些则是仍以旧的视角来看我所讨论的问题, 有必要进一步交流、澄清。以下我就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质,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是否建立在善良政府的假设之上等 四个方面的问题来和以上五位学友交流、切磋。

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质

韦森认为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是沿着经济 学的古典传统和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理路的一个创新和发展”因为“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 韦森同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潜含“自由放任”(laissez-faireist)的精神传统,由于新结构经济学主张政府应该积极有为地发挥因势利导的作 用,因此他认为新结构经济学扬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韦森上述的评论显然是把新古典经济学以现有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所发展出来的理论成 果的存量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范畴来画地自限。由于自亚当•斯密以来,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为主导,发展不是这些发达国家的主要社会经 济问题。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在分析资源配置时通常以给定的产业、技术为前提,并且,假定不存在外部性和信息不确定性,因而,得出了竞争性市场是人类社会资 源配置的最优机制,“自由放任”也就成了新古典经济学潜含的精神传统。诚如张军所言,“经济发展作为一个特定的对象并不在(由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所研究 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概念范畴之内”,以现有的新古典理论体系来“思考和对待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现象,那就只能像华盛顿共识所蕴含的那样,市场化是唯一的解 决方案,政府可以选择经济发展政策和战略的自由和机会极其有限。”

然而,理论的作用在于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作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 经济学者,我们不能因为经济发展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不在发达国家那些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概念范畴之内,我们就只能削足适履地以新古典经济学现有的理论体系来 “思考和对待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现象”。新古典经济学的现有理论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以理性人的基本假设为切入点来研究、分析发达国家的重要社会经济现象 所取得的成果。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也可以以理性人的基本假设为出发点来研究对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的发展问题。现代经济增长是一个十八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 以后出现的技术、产业、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基础设置(制度)等的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外部性、协调和信息不确定性是这个过程内生的问题,从福利经济学第一 定理可以得出政府应该积极有为,帮助单个企业克服自发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外部性和协调多个利益不尽相同的企业行为的市场失灵的问题,这样发展才能顺利进 行。所以,新结构经济学对政府应该积极有为,发挥因势利导作用的强调是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在发展问题上的运用的结果,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弘扬而 非扬弃。

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

我同意韦森的看法,“在人类近现代尤其是当代社会中,斯密型增长与熊彼特型增长是 很难能被完全区分开的,即使我们在两个概念的界定上做些强行的人为界定,二者也是难分难解,或者说,斯密型增长,即分工、贸易、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经 济增长本身,与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即熊彼特型增长)常常绞缠在一起,且互相作用。”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在现代经济增长中随着技术创新和产 业升级,生产的经济规模、产品的市场范围和交易的价值不断扩大,企业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多,面对的风险也越来越大,硬的基础设施,像交通、电力、通信、港 口等必须不断改进,同时,软的基础设置,也就是金融、法律等制度也必须有相应的完善,这样才能降低各种交易费用,充分发挥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增加生产、促 进发展的效用。显然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是同时将熊彼特型增长和斯密型增长结合在一起的。

韦森认为在严格意义上,现代经济增长,或者说自19 世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增长,只不过是加进了科技革命和机器化工业大生产后的斯密动态经济增长,或者说包含了“熊彼特型增长”的广义的“斯密动态经济 增长”。对此,我持异议。我想对现代经济增长更合适的描述是包括了“斯密型增长”的“熊彼特型动态增长”。因为,如韦森指出,斯密的分工有利于交易技术的 创新,但是,交易技术的创新无法得出新产品、新产业的创新。所以,把现代经济增长总结为广义的“斯密动态经济增长“和现代经济中新产品、新产业不断涌现的 主要特征不吻合。熊彼特型的增长则会有不断的新的产品和产业的创新,而新产品和新产业的出现,由于风险和资金需求以及生产规模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则会内生 出对交易技术和制度改善的要求。在这两个概念上应该弄清楚是因为不同的概念会得出不同的政策侧重点。

韦森还以服务业在发达国家的比重大,增 长快于制造业的增长为理由,认为现代经济增长与其说是“主要是由于实体经济部门内部的产业升级所推动的,不如认为主要是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尤其是第三产 业的过渡和转变所实现的”。如果韦森的说法是正确,那么,合理的推论是一个国家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应该提高这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以及,在同一发展水平 第三产业比重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应该高于比重低的国家,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比重高于发展中国家,但是,发展绩效好的发展中国家的 增长速度却可以几倍于发展好的发达国家。而且,亚非拉的许多低收入国家的第三产业的比重远大于中国,但是,他们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却远低于中国。

由 于韦森对现代经济增长本质的认识片面强调斯密型增长,因而认为“要把现代宪政民主政制像市场制度一样被视作为现代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制 度条件。”但是,即使是欧美等老牌的发达国家,其宪政民主政制也是逐步发展演进而来,英国和美国在工业化的早期只有少数拥有资产的男性公民才有投票权。十 九世纪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直接照抄美国宪法的拉丁美洲国家,和二战后,摆脱殖民统治、直接继承英美现代民主宪政政制的发展中国家如菲律宾、印度、巴基斯 坦、孟加拉、以及许许多多非洲国家,不仅没有实现向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收敛,而且还长期深陷中等收入陷阱和低收入陷阱的泥沼之中。二次大战后,唯一的二个 从低收入跃升为高收入经济体的恰恰是在追赶过程中没有西方发达国家的宪政民主政制的韩国和台湾。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福山在其最近的一篇论文“什么是治 理”中指出,宪政民主既不是好治理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他系统地论证了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宪政民主是好治理的必要条件的看法其实“仅为理论上的而非得 到实证支持的事实”(more of a theory than an empirically demonstrated fact).

不 管发展的水平高低如何,一个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是内生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和交易规模的扩大,人民财富的普遍增长,相 应的规范市场交易和人与人、人与政府互动的制度安排也必须相应的与时俱进的完善。 尤其,作为一个像我国这样的转型中国家,经济体制中还存在各种旧体制所遗留下来的制度扭曲,需要在转型过程中根据可能性和必要性不断深化改革,经济才能持 续稳定健康发展。但是,一个国家即使到了高收入的发达阶段,有了相应的现代宪政体制,也不能保证是一劳永逸。日本在1991年以后长达二十多年的停滞,和 2008年英美发达国家爆发的金融经济危机,说明即使有西方国家的学者所认为的理想的现代宪政政制也不能保证其政府和领导人不被利益集团绑架、经济可以持 续健康发展。

另外,韦森认为新结构经济学把金融结构视为外生变量,其实是对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误解。在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中,产业结构是内 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而不同的产业结构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包括有形的如电力、交通和无形如金融、法律)来支持其投资、运行,减低交易费用。随着产业的升 级,资本需求、生产规模、风险和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软硬基础设施也必须不断根据实体经济生产运行的需要而相应改进。因此,适用的软硬基础设施,包括金融 制度,是内生于实体经济的需要的。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第二波发展思潮影响下,不顾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中企业的规模和风险特性去发展所谓的现代金融体系,以 及在发达国家进行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恰恰是现代金融理论在八十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危机频仍发生的原因之一。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虽 然,韦森认识到了现代经济增长必须包涵“熊彼特型增长”,但是,在他的评论中却不自觉地以斯密型增长来立论,因而,对政府在现代经济增展中的作用仍坚持亚 当•斯密所主张的自由放任的看法。他认为在本国的科技进步、产业升级和各产业的发展前景、市场需求等等经济运行方面,政府所掌握的知识和所做出的判断不可 能“比本国企业乃至一些大公司的管理者和科技人员所具备的知识就多”、“判断就高明”。然而,既然外部性、协调和信息不确定性的市场失灵问题是内生于现代 经济增长中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过程,如果一切依靠企业自己,这个过程很可能不发生,或是发生的速度很慢,不能满足人们的就业、改善生活,尤其是在发展 中国家所期望的追赶发达国家的愿望。智利政府在八十年推行了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以后就是严格地奉行这种自由放任的哲学的,结果三十多年了没有新的产业出现, 结构变迁迟缓,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去年10月我去韩国首尔参加一个由哈萨克斯坦政府委托、亚洲开发银行组织的产业政策研讨会,哈萨克斯坦商务部的副部 长在开幕致辞中抱怨到,我们按世界银行的建议把各种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都取消了,企业经营环境改善了,但是,国内的企业并没有进行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新产 业、新技术的投资,外国企业除了来开发矿产资源外也没有其它投资,因而,他们转而向亚洲开发银行求助。

其实,今天的英、美、德、日发达国家 在他们处于追赶比他们更发达的国家的阶段时无一例外地采用许多针对特定产业的政策措施去扶持国内的某些追赶产业的发展。一位在英国剑桥大学担任教授、在国 际发展经济学界享有盛名的韩裔经济学家张夏准认为发达国家倡导发展中国家需遵循自由放任的政策是一种“上了楼就踢掉梯子”(kicking Away the Ladder),防止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政策主张。而且,事实上发达国家即使到今天也没有奉行自由放任的政策,他们还用专利保护、补助基础科研、政 府采购、规定在一个时间内市场上只能使用某种技术、产品等措施来支持他们的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那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上 不应该发挥因势利导作用的看法,其实是要发展中国家自废武功。

那么,政府是否就如反对政府干预者所质疑的那样,“比本国企业乃至一些大公司 的管理者和科技人员所具备的知识就多”、“判断就高明”?在政府可用来帮助企业克服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外部性和企业间协调问题的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 不能不对技术创新的方向和所要升级的产业做出判断,但这种判断是否就一定比企业的判断差?企业要获得这些信息需要投入资金和人员,政府同样也需要投入资金 和人员,政府应该比企业有能力去聘请更多、更好的专家,收集更多、更全面的信息。而且,信息收集和处理的成本很高,分享的成本近乎零,具有公共产品的特 性。如果由企业自己收集,企业不会和其它企业分享,每个企业都要自己去收集、处理,就整个社会来说是重复投资,不如由政府收集、处理后和企业分享,政府还 可以根据这些信息采取因势利导的支持措施,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支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事实上,发达国家所采取的支持技术创新和 产业升级的四个常用措施中,除了专利保护是事后的奖励外,其它三项包括补助基础科研、政府采购、规定在一个时间内市场上只能使用某种技术、产品等措施也都 是需要政府事先判断所要支持的技术和产业,“挑选冠军”的。

韦森认为,如果政府要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那么,“这一理论实际上假定各国政府 和各地区领导人,以及在计划委员会、发展委员会或其他政府部门的官员有完备的知识。”对于处于全球技术和产业边界的发达国家而言,不能因为信息可能不完备 就因噎废食,不对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必要的支持,或是,将有限的资源用在随机地挑选的技术或产业项目上。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遵循新结构经济学的建 议,按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那么,信息的问题则可以利用后发者的优势来克服。因为比较优势实际上是跟自己同一时代的其他国 家的比较而来。新结构经济学所倡导的“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六步法的第一步是以和自己的要素禀赋雷同,收入水平比自己高一倍左右,而经济取得20、30年 快速发展的国家的现有产业作为参照。因为,一个国家如果能够维持二、三十年的快速增长,这个国家可贸易部门的产业和服务业必然符合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同 时,一个国家如果能维持这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资本必然快速积累、工资成倍增长,原来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必将逐渐成为夕阳产业,而成为比较优势雷同,发展 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的朝阳产业。利用这些信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发挥因势利导作用时可以大大减低犯拔苗助长或因噎废食的错误,也可以防止政府因为利益 集团的游说、寻租而去支持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并不是由政府越俎代庖去决定一 个国家应该发展什么产业,而是,和企业共同决定应该发展什么产业。这个框架的第二、三、四步,都是取决于国内或国外企业的自发、主动的选择,政府的作用则 是以有限的资源来帮助这些具有潜在比较优势部门内的企业消除它们自己难于解决的具有外部性或需要多个企业协调才能成功解决的增长瓶颈限制。而且,这些产业 根据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应该是生产的要素成本已经在国际比较中具有优势,政府因势利导的作用主要在于提供或协调相关企业投资于产业升级所需的软 硬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帮助企业降低交易费用,使这个国家的潜在比较优势变为真正的比较优势,使这个产业成为这个国家竞争优势。所以,在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 中,一个因势利导的政府并不需要韦森所担心的那样“掌握着巨大的政府投资和开发资金”,或余永定所担心的“真理再向前迈进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加大市场 扭曲、加重腐败”。这个框架也可以避免,政府受到利益集团的游说,去发展需要政府以大量租金去保护补贴才能生存的赶超产业。

政府行为的假设

韦 森、黄少安、张军、余永定都像张曙光所认为的,“在《新结构经济学》中,作者实际上立足于一个好人政府:政府和官员都一心一意谋发展。” 其实,我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是假定所有行为者,包括政府领导人,是理性的,其行为、选择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目标的。依我个人对历史的解读以及和许多发展中国 家政府领导人的个人接触的体会,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我对政府领导人的行为动机仍然如2007年马歇尔讲座中所认为的那样,政府领导人的个人目标有二:一是 长期执政;二是,在长期执政的目标不成问题的情况下,追求青史留名。能够最好地同时达到这两个目标的选择是在其执政期间给其治理的领地,带来繁荣,使百姓 人人安居乐业。如果真能达到这个目标,这样的政治领袖就会表现为“好人”。 但是,千百年来,即使有那么多研究,包括自亚当•斯密以来的两百多年,至今尚无一套成熟的理论可以让政治领袖作为指南,使其施政给国家带来繁荣、给百姓带 来安居乐业。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结构主义,和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就是例子。在这些从逻辑上看似乎是头头是道的主流思潮的影响下,政 治领袖很容易犯下“好心干坏事”的错误,国家和百姓蒙受损失和不幸。结果为了继续执政,这些政治领袖就很可能采取各种必要措施去拉帮结派、收买利益集团以 巩固其地位,以及腐败、贪污积累个人财富以备下台后的生活或东山再起的资本。结果距离给国家带来繁荣、给百姓带来安居乐业的目标就越来越远,其表现也就变 成为“坏人”。

在理性人的假设下,政府领导人是“好”是“坏”并非必然,关键在于是否有一个可以指导政府领导人做出事实求是、与时俱进的政 策,真正能够给国家带来持续繁荣、长治久安,给百姓带来安居乐业、福祉不断增加,使其长期执政和留名青史的个人目标和全体人民的目标能够同时实现的理论。 不管在那种体制下,任何领导人都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总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发展成功和失败经验,提出一个可供理性的政府领导人参考的 理论,使其成为一个“好人”,在运用自由裁量权去追求个人的目标的同时也能满足社会和百姓的目标,这是经济学家的责任。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亚当•斯密将其现 代经济学的开创之作取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道理之所在。

另外,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因势利导也不像韦森所认为的那样,需要 “强政府”才能发挥这样的作用。新结构经济学主张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应该按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以“小步 快跑”的方式来进行。在“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中政府为克服外部性给予升级到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的先行企业的税收优惠、在有外汇管制时取得进口机器设设 备所需的外汇、在有金融抑制时优先获得贷款,为克服软硬基础措施的缺失发展的工业园区、在园区内实行一站式服务等,应该远比发展经济学第一波思潮结构主义 的进口替代战略所主张的以各种政府扭曲和保护补贴去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简单易行、容易见效。在经济转型中,新结构经济所主张的渐进、双轨,同样也比发展经 济学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休克疗法,试图一步到位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简单易行、容易见效。

韦森以“在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 长时期,当今中国社会内部多年来积累下来了大量经济与社会问题”,余永定也以“加工贸易固然给东莞为代表的沿海地区带来了繁荣,但在经过20 多年实践后的今天,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状况并无根本改变,而且似乎也难于改变”来质疑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适用性。必须说明的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 来自于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成功和失败经验的总结,这并不代表中国各级政府所作所为都是符合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要求的。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发展理 论的第三波思潮只是刚刚提出,中国各级政府和其他国家的政府一样仍然受到第一波思潮和第二波思潮的影响。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渐进双轨制的改 革仍然有许多不到位的地方,导致了许多腐败和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社会经济问题,各级政府的政策也仍有不少“过犹不及”和“不及犹过”的地方。我希望新 结构经济学的理论能够更广为流传,帮助中国政府继续深化改革,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并且,在未来的发展中能够少犯“好心干坏事”的错误,以实现持续、快 速、健康、包容的发展。

最后,韦森以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只有13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持续超过25年的7%以上的高速经济增长, “这一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演变事实和格局本身”作为他质疑新结构经济学的原理,尤其是把其中的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运用到广大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会 非常困难的证据。其实,这些证据更说明进行反思,提出新的发展理论和政策框架来供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参考,帮助他们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经济学是现代社会科学中的显学,但是,即使经过从亚当•斯密以来的两个多世纪,尤其是发展经济学自从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独立的子学科以来的四分之三个 世纪的无数多研究,经济学家至今尚未能提出一个有效的理论,可以作为行动指南帮助政治家实现富民强国的目标。目前的研究成果,按诺奖获得者麦克•斯宾塞教 授的说法,只是给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许多重要的食材( ingredient),但是尚缺可以遵循以做出好菜的食谱(recipe)。实际的情形是不管是先前主张以政府主导克服市场失灵以建立现代产业的结构主 义,或是现在主张克服政府失灵以建立现代市场制度的新自由主义,按照这些主流理论来制定政策的国家普遍遭遇失败,经济发展迟缓、危机不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 越来越大,而经济发展成功,实现和发达国家收敛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转型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却是错误的。

不按主流理论来制定政策需要承担许 多外部(如国际货币组织、世界银行、外国政府和国外舆论界)和内部(接受了主流理论的知识界和舆论界)的压力。能够承担这种压力,自主制定政策的国家很 少;在这些少数国家中,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的指导,政策能够对头的更是少之又少。实际上,东亚经济体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恩格斯所说的“必然王国”,而非 “自由王国”的结果。在马歇尔讲座中,我指出,这些东亚经济体同样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但是,四小龙由于资源贫乏、人口规模小,而日本则在美国的占领下, 政策受制于美国政府,它们的政府能够给予企业的补贴很少,无法去支持不符合比较优势产业中不具自生能力的企业。结果,政府的积极干预所提供的少量补贴从 “量变到质变”为新结构经济学中所主张的外部性的补偿和因势利导的措施。新结构经济学希望能总结“必然王国”的成功和其他国家的失败经验,提供一个政府可 以遵循的政策“食谱”,根据各国具体的条件,把各种有用的“食材”调配成合适的政策,使持续、健康、快速、包容的经济发展,成为自利的领导人的“自由王 国”的选择。

结语

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仅是中国梦也是还占世界总人口85%的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梦想。长期以 来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总以为发达国家有一本“真经”帮助发达国家实现了现代化,把这本经学会拿回发展中国家来虔诚地念,就能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落 后,实现现代化。但是,事实上这样的经并不存在,以现代经济学为例,任何盛行一时的理论思潮总被后来的学说所扬弃。在发达国家发展出来的理论在发达国家都 难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在发展中国家就更难于“放诸四海而皆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若想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就需要自己从发展中国家的经 济现象、问题中去了解背后的理论,而不是简单地拿现有的发达国家发展出来的理论来看发展中国家的现象、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世界,帮助发展中国家改 造世界。我希望这场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讨论有助于我国的经济学界厘清新古典经济学的内涵和现代经济增的本质,推动经济学家深入研究我们自己的社会经济现象 的背后逻辑,进行理论创新,提供给个人、企业和政府的决策做参考,帮助我国早日实现现代化的梦想。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我相信中国经济学家对 中国发展和转型问题的研究提出来的理论,不仅有利于中国认识和解决自己的问题,也可能比发达国家发展出来的理论对其它发展中国家解决他们的问题更有参考借 鉴价值。

中国缺席全球腐败报告

James T. Areddy,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中国腐败有多严重?别问。

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称,这是该组织在进行有关腐败的调查时,从中国市场研究公司得到的答案。


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7月8日北京一法院对中国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宣判时,一位妇女骑车从法院门口经过。刘志军因受贿罪一审被判死缓。

透明国际的一位发言人通过电子邮件回答提问时说,他们接触了多家中国当地的研究公司,不过这些公司觉得不太可能在中国开展这一类调查,除非将许多问题略过不问。透明国际的总部位于德国柏林。

周二,透明国际发布了一份腐败调查报告,该组织近几周对这份报告进行了高调宣传,称其为 “有关腐败的史上最大规模民意调查”。

尽管调查覆盖了107个国家的114,000人,但透明国际在其48页的《2013全球腐败指数》(Global Corruption Barometer 2013)中却完全没有提到中国。在该组织网站上国别报告的下拉菜单中,读者可以看到的选项从智利直接跳到了哥伦比亚,无法找到中国。

透明国际的发言人说,从国别覆盖面来讲,中国的确是这份调查主要的遗漏之处。不过该组织依然坚信《全球腐败指数》传递的整体信息和结果能体现全球的情况。他说,该组织每次进行调查时都试图将中国囊括进来,不过至今这仍是个艰巨的挑战。

在中国,腐败是个被普遍谈论的话题。

中国共产党高层反复强调,官员腐败是对执政合法性的最大威胁。今年3月,刚就任国家主席不久的习近平敦促新领导层称,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坚决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

多家市场研究机构表示,考虑到政府对国内所有类型媒体的控制,在中国深入调查腐败问题过于敏感。

去年10月,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称,该机构一份调查中的半数中国受访者认为官员腐败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皮尤称他们聘请了一家北京的机构对一系列与社会、政治有关的问题进行调查,试图了解受访者关于这些问题的态度,其中一个问题是:“在你看来,贿赂商界人士是: A.非常严重的问题;B.较为严重的问题;C.小问题;D.不是问题”。

透明国际的调查方式更加直接:他们一开始就预设腐败问题无处不在。

为了撰写《全球腐败指数》报告,透明国际采用了只关注受贿、渎职和以权谋私的多问题调查。世界各地的受访者都从下面这个尖锐的问题开始作答:在过去两年中,本国的腐败水平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外国人的看法是用来衡量中国腐败状况的一种方式。在透明国际去年以此编制的174国贪腐印象指数中,中国列第80位。

李天一新律师身份遭疑 曾在该案公诉检察院工作

    来源:新京报 作者:石明磊 张媛 刘洋 申志民 朱自洁
      
    昨晚,李某案发前曾去的酒吧贴着“未成年人禁入”的标识,酒吧人员称该标识已挂了一年多。

新京报记者 石明磊 摄
    李天一新律师身份遭疑 曾在该案公诉检察院工作
    7月9日,北京市高院通报称,海淀法院已受理李某等5人涉嫌强奸一案。
      
    昨日凌晨,李某的两位新律师发布声明,指出北京警方案发后向社会披露未成年人李某的真实姓名,涉嫌侵权。声明还称,本案是在未成年人等深夜在某酒吧内,经多名成年男女酒吧人员陪酒劝酒大量饮酒后,到某宾馆开房发生的,所以酒吧违法应负责任。
      
    据称律师将做无罪辩护
      
    声明发出后,有媒体采访李某的新律师,对方表示将为李某做无罪辩护。律师还透露,他们接受委托已经1个月左右。昨日,记者多次联系李某的两位新律师,均未能成功。
      
    此前,李某原律师薛振源辞职,对于辞职原因,薛振源解释是“因案情需要”、“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有些原因不方便说,也不好说。”有知情人透露,薛振源辞职因“李某监护人要求太高,要求写一公告,称李某没有参与涉嫌强奸案,薛振源不愿写,压力很大。”
      
    海淀警方尚未回应“侵权”
      
    声明称今年2月22日,北京市公安局某分局以真实姓名向全社会披露了所谓李某某涉嫌强奸案。
      
    对此,昨日海淀警方未予回应。
      
    据记者查询,2月22日上午,网上曝出李某轮奸案。当日下午,海淀警方向媒体通报,“2013年2月19日,海淀分局接到一女事主报警称,2月 17日晚,其在海淀区一酒吧内与李某等人喝酒后,被带至一宾馆内轮奸。接警后,分局立即开展工作,于2月20日,将涉案人员李某等五人抓获,现该五人因涉 嫌强奸罪被刑事拘留。”
      
    这份通报并未提及李某的真实姓名。
      
    律师声明摘录
      
    ●有义务遵守法律,有义务爱护和保护未成年人,有义务爱护和保护大半生为人民群众带来歌声和欢笑的老艺术家们。
      
    ●不能仅仅因为对个别所谓“星二代”的某些行为看不惯,而放弃客观全面、努力辨别案件是非本末之责,也绝不能因此放弃对青少年合法权益保护的重责大任。
      
    焦点 1
      
    售酒酒吧是否担责?
      
    酒吧人员称李某身材高大,“看不出未成年”

      
    声明中称,案发前,李某等未成年人等深夜在某酒吧内,经多名成年男女酒吧人员陪酒劝酒大量饮酒。律师认为,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该酒吧允许未成年人进入,并向未成年人售酒,应承担责任。
      
    酒吧贴有“未成年人禁入”
      
    昨晚8时许,记者进入事发酒吧探访,地下一层的入口处印有“18岁以下未成年人禁止入内”的标语。酒吧工作人员称,一直严禁未成年人进入,“但只 能采取目测的方式,比如一些背书包、穿校服的未成年人都被我们挡在门外,不穿校服但看面容明显还小,我们会拦下来要求看看身份证等证件。”但目测肯定不是 百分之百有效,“比如李某及同伴,每个人都长得人高马大,比我个头还高,并且每次来都自己开车,谁能想到他们是未成年人。”
      
    “并不存在劝酒”
      
    对于李某的律师所说的酒吧人员陪酒劝酒等,酒吧人员称,当晚李某等人在酒吧内开了一间包间,除他们7人外,包间内还有酒吧的两名工作人员,“其中有一名年轻男性酒吧服务员,本来就和李某等人相识,当晚在包间内陪他们喝酒,并不存在劝酒。”
      
    酒吧人员称,当晚李某等人将两名年轻女孩带进包间,开始和她们喝酒,“其中一名女孩中途就喝多受不了,先走了。另一名女孩同李某等人出酒吧时已经醉得不省人事,被他们扶着、抱着、拉扯出酒吧,然后他们开车将女孩带走。”
      
    酒吧人员回忆,事发第二日,女孩在未报警的情况下,先来到酒吧求助,希望查到李某等人的个人信息,“因为有些预订房间的客人会留下姓名和电话等内 容。”他称,“那天她来酒吧时,眼眶发青、发红,鼻梁处有淤血,自称事发当晚被李某等人殴打,身上也有伤痕,手不停发抖,显得很惶恐。”
      
    酒吧人员表示,当晚酒吧发生的一切都有监控录像,警方早已将录像提取。
      
    事实上,“未成年人禁酒令”出台多年,判售酒场所担责并不多。
      
    据办理过类似案件的法官称,对于李某案中商家是否存在责任,从目前披露的信息还不好判断,这其中需要考量到一些未成年人从体貌特征上很难判断年龄、商家是否明知或者存在放任的故意。
      
    焦点 2
      
    新律师身份存疑问?
      
    受害人律师质疑“曾在海淀检察院工作”

      
    昨日,李某的两名新律师发出声明后,李某案中受害人代理律师田参军在微博中对其中一名律师王冉的职业身份提出质疑。
      
    受害人律师称“巧了”
      
    微博称,“李某新聘律师王冉的主要工作经历: 2001年7月至2009年7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工作;2009年7月至2011年7月,北京丰友律师事务所工作;2011年7月至今,创办北京 冉民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并兼任数家公司法律顾问、首席律师。李某一案正好是海淀检察院公诉的,巧了!”
      
    随后,记者多次联系田参军均未果。
      
    《检察官法》明确规定,“检察官从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二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检察官从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不得担任原任职检察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
      
    记者通过公开资料查询到,执业证号为11101201110226466的王冉系北京冉民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2009年9月30日取得资格证后,首次执业发生在2011年1月5日。王冉的确曾经在2001年7月至2009年7月在海淀区检察院工作。
      
    被指律师未正面回应
      
    昨日,记者向海淀检察院核实王冉身份,对方并未回应。
      
    律师王冉称,已留意到相关质疑,“毕竟现在案子还没审结,等审结了咱们还可以聊聊。”
      
    也有早期在海淀检察院工作过的人士表示,王冉当年只是书记员,并不是具体办案检察官。
      
    专门研究法律职业伦理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许身健表示,根据《检察官法》规定,如果王冉律师此前确系海淀检察院的检察官,他转为律师执业后将不能接触任何海淀检察院办理的案件,“但如果他只是从事行政工作的一般干警,不具备检察官身份的话,将不受此约束”。
      
    许身健认为,律师回避制度旨在从根本上防止律师凭借特殊关系影响司法人员公正执法,而根据相关执业规范,在接受委托之前,律师及其所在的律师事务 所应当进行利益冲突查证。其次在审查起诉或审判阶段一旦检察院、法院、受害人律师等发现了存在利益冲突,也可以举报给律协、司法局等行业主管部门,使得该 律师受到谴责、警告等处罚。
      
    本文来源:新京报

贺国强中南海当面宣布双规薄熙来

    来源:法广中文网 上海特约记者:曹国星

    ●薄熙来事件已是中共最近二十年影响最大的一次党内权力斗争,与陈希同、陈良宇案不同,除了单纯的贪腐和权斗因素外,薄案有更复杂的背景。在中共执政合法性面临挑战,社会思潮分歧的当下,薄熙来以“唱红打黑”的民粹主义回应挑战,在体制外集结了一大批同样情绪激烈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使薄熙来的被整肃,增加了路线斗争的维度。
   
    据本台得到的独家消息,薄熙来案将很快在山东济南开庭审理,他将被起诉的罪名,除了六七百万的“受贿”外,可能还有“滥用职权”等罪名。
   
    薄熙来的直系亲属中,谷开来因杀人案被判处死缓,而其幼子薄瓜瓜和案件有牵连,系该案证人,且身在美国,因此,目前参与处理薄熙来法律事务的包括薄熙来的长子李望知(前妻李丹宇所生)、薄熙来的兄弟姐妹等。
   
    薄熙来被正式刑拘后,一直被羁押在秦城(公安部看守所),一个月前,该案已经移交给山东检方,山东方面已经派员进京阅卷,为庭审做准备。按惯例,该案一般将在山东法院审理。薄目前人还在北京,据说可能在开庭前才押解山东。
   
    薄熙来去年底被批捕后,李望知收到了专案组转来的薄熙来在重庆的工资卡,而薄熙来的妹妹北大学者薄小莹则收到官方送达给嫌疑人家属的司法文书,并出面为薄聘请了律师。
   
    本台采访了部分薄熙来案的知情者,还原了去年3月15日,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后,被审查、双规、刑拘、到批捕再到最近即将开庭的过程。
   
    隔离审查
   
    去年3月14日,两会发布会上,温家宝总理在回答最后一个提问时忽然回应了王立军案,并重提中共“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暗指重庆薄熙来路线涉嫌复辟文革。温家宝的发言,虽然略有突兀,但应该是执行政治局的决议,并非仅是个人好恶。
   
    1月底,徐明、马彪、于俊世等薄、谷的亲信,先后飞赴重庆,劝和王立军与薄熙来不成,当时就传出重庆将出“大事”(本台和纽约时报曾有报道)。
   
    2月6日,王立军进入美领馆,而三人则搭乘徐明的私人飞机,经过香港飞往澳洲避风。三人中,至少徐明很可能已经得知了谷开来的杀人事件,薄熙来是否知情,何时知情,当是争议焦点。
   
    在此之前,薄熙来在王立军事件的政治责任,曾有将薄熙来调往政协出任副主席“软着陆”的传闻,此意应该已向薄熙来传达过,因此,2月底得知局势已经安稳后,这些人又陆续回国。
   
    以此推论,至少在当时,王立军所举报的谷开来案件,应该还未被最高层所知,或者最高层有意稳住局面。3月14日晚,温家宝记者会后,徐明、马彪、于俊世,以及重庆各系统共数十人陆续被专案组人员抓捕。
   
    第二天,官方宣布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两会重庆代表团也飞回北京,传达中央关于薄熙来的决议,并要求表态。
   
    当天,薄熙来开始在东四的四合院家中接受党内审查,应该是某种形式的“监视居住”,知情者说,他在警卫戒护下被隔离,可以在院中散步,也可以会见家人。
   
    知情者透露,3月15日,得知事件新发展后,薄熙来幼子薄瓜瓜从美国赶回北京,并被隔离执行者允许见到了薄,据说薄说,“你回来做什么,马上走”。第二天,薄瓜瓜即赶回美国,并未受到阻止。
   
    双规、刑拘和批捕
   
    薄熙来在东四家中的居家隔离审查持续了不到一个多月,本台得知,4月9日,薄熙来被送往中南海,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贺国强与其正式谈话。
   
    贺代表中央宣布了对他的双规决定,有传言说,当天,胡锦涛可能也接见了薄熙来。随后,薄被送往协和医院做了体检,当天晚间,他被送往中纪委在怀柔的一个办案点正式双规。
   
    第二天,北京通过官方新华社宣布,停止薄熙来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纪委对其立案调查。
   
    随后,薄熙来开始了近半年的的双规。去年9月28日,官方宣布,中国政治局决议开除薄熙来党籍、公职,移送司法机关。10月26日,全国人大罢免了薄熙来的人大代表职务。
   
    在薄熙来被正式褫夺人大代表职务前,对他采取的“双规”措施一直有争议,北京的大学教师王铮等支持者一直质疑这一做法的合法性。
   
    薄熙来应是10月26日之后,结束了党内家法的“双规”,被正式刑事拘留,被移送秦城公安部看守所。
   
    去年底,薄熙来北京市高检正式批捕,批捕的罪名不得而知。一般来说,高官落马后,正式批捕一般会安排新华社发稿,所以薄案并未如此,或者是因为他最后被起诉的罪名,仍未最后被各派系所议定有关。
   
    由于案情重大,牵涉太多,薄熙来案件调查进程一直处于严格保密中,各种传言不断。
   
    去年五月份,国家安监总局局长骆琳去职,后贬任供销总社副主任,今年,中纪委副书记王伟被贬至国家三峡办副主任,据称均和薄熙来案件有关。
   
    薄并未自杀
   
    一年来,海外网站以及北京都有传言,绘声绘色地描述薄熙来在被双规后,情绪低落,对抗审查。去年底,一度有传言他蓄须明志,不愿配合调查,甚至大声呵斥调查者,声言要见胡温等,更一度有传言说薄熙来以绝食抗议甚至自杀的传言。
   
    北京消息人士称,由于对薄的调查高度敏感,薄熙来家族成员对调查内情所知也基本限于社会传言,因此,传出薄熙来薄熙来绝食的消息后,薄家属非常担心,由薄小莹牵头,给中央中央写信要求澄清,中央是否有回复不得而知。
   
    不过,中枢还是进行了安抚。薄熙来被刑拘之后,薄小莹委托了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贵方律师、王兆峰律师作为辩护律师。
   
    谷开来的家人(范承秀),薄熙来的长子李望知均试图为薄聘请律师。最后,李贵方律师获得了各方的接受。
   
    李贵方从业于北京知名律所“德恒律师事务所”,他是该所的合伙人、副主任、党支部副书记,该所原本是司法部直属的“中国律师事务中心”,该所主任与薄熙来三弟熙成熟稔,但李贵方与薄家并无渊源。因此,有律师认为,他属于官方放心,薄家能接受的律师。
   
    通过李贵方等律师的几次会见后转述、沟通,薄家对薄熙来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
   
    知情者透露,薄熙来虽然情绪低落,但并未有绝食,蓄须等对抗调查的行为。此外,据传闻,调查过程中,薄一度对谷开来杀人事件的真假,以及调查可信度多有质疑,专案组陆续提供了谷开来案的视频、证据等。
   
    薄熙来是否在谷开来案中,是否涉嫌 “包庇”或“滥用职权”等罪名,或将在庭审中成为检方、辩方攻防的焦点。虽然对刑期影响不大,但对案件最终定性关系重大,并非法庭能做最终判断,估计只能由最高层拍板。
   
    本文来源:法广中文网

刘志军与习近平的交换条件/高新

    前中共中央委员、原国务院铁道部刘部长志军同志在法庭上哭诉“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用党性保证无论“组织上”给他什么样的处理都不会向“组织上”讨价还价之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白云山同志代表“组织上”宣布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刘志军同志的免死令。
   
    有中国大陆的网民故作神秘地“透露”说,为了防止对刘志军下达的免死令被司法机关公之与众之后会对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形成“负能量”,中央政法委奉习总之命,一定要在受理法院中挑选政治上一级强的党内同志充任刘案判官,而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的党组副书记白云山之所以最终获此重任,除了他本身就是法院里党组织的领导人的原因,还因为他姓“白”,姓“白”的法官受理的案子也许会令老百姓相信背后不存在黑幕!
   
    不辱使命的白大判官当庭宣读判决书时与感激涕泠的刘志军对眼相望,自己居然也被刘志军传染得一汪热泪在眼眶里打了好几个转转。
   
    同样与刘志军一样激动的还有组织上给他委派的律师钱列阳。本来,人家刘前部长志军同志一直是坚持从党性出发,以“组织上怎么处理都接受,决不与组织上讨价还价”为由坚决不要律师为自己辩护的,但组织上却反过去以党性要求他接受组织上委派的律师。
   
    这位坚称自己决不接受“御用律师”封号的钱大律师表示无从知道为什么自己并没有事先申请组织上为什么偏偏选中了自己,但有网友揶揄说事实上这位钱大律师除了自己本身是警察出身,当年初中毕业进入警校后不久即加入中共的老党员的政治过硬条件之外,也和白大判官一样沾了自己姓氏的光。
   
    这位钱大律师青少年时代最喜欢的小说之一是《林海雪原》,其中描述的一个叫蝴蝶迷的女土匪说过的一句“阔小姐开窑子不图钱图个快活”令他印象颇深。自己日后从一个派出所的小片儿警转换身份,自吹从业18年来,从一个骑着自行车,挎着BP机,满大街发名片的小律师,成长为如今的北京律师协会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主任,一直都是用两句座右铭激励自己:“当警察不惧死,当律师不爱钱”。而组织上选中他为刘志军担任“辩护律师”,目的就是为了令全世界都相信刘志军案审理和判决过程的正义:不但法官是“白”的,律师也不是用钱买来的。
   
    接受记者采访时,钱列阳大吹自己是如何提醒检方和法庭“刘志军是中国高铁它爹”的重要事实,意图说明刘志军担任铁道部长时一边滥权受贿一边领导高铁建设正是“戴罪立功”的表现。采访过后记者写道:如同周星驰在《喜剧之王》中的台词“对不起,我是一个演员”类似,钱列阳的新浪博客名字叫“我是一个律师”。
   
    钱列阳告诉记者:这个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要懂得法理和人情之间的平衡,“打击犯罪并非法律的最终目的,要给人改过的机会”。
   
    话说到此,如果见好就收的话,组织上肯定会令这位“不爱钱”的钱大律师收获花多少钱都难以买得到的政治回报,诸如政协委员甚至党的十九大代表之类,没成想这位和“我是一个演员”类似的钱大律师也和当今圣上习总书记犯有同一个毛病,不喝高了不侃,一侃起来就拢不住舌头,居然向记者透露了刘案宣判前一天法庭、检察院、辩护律师团和案犯刘志军在秦城监狱召开“庭前会议”,统一意见、统一口径的事实,害得白大判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面对质疑不得不自己给自己当起了“辩护律师”。
   
    钱大律师不经意暴露出的另外一个重要事实是,受中纪委和中央政法委之命对刘志军执行公诉任务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的检察官们居然在法庭上和“庭前会议”上为刘志军说情,说他虽然犯罪数额较大,可是不但认罪态度好,而且还有“重大立功”表现,理当轻判。
   
    钱列阳透露出来的另一个重要细节是,公诉方庭审过程中说明刘志军“理当轻判”的理由之一是他有“检举揭发他人的重大立功表现”,此话一出,令钱列阳错愕不已,结果,理应没理由都要找理由甚至编造理由为犯罪嫌疑人脱罪或争取轻判的律师居然会在庭上当面反驳公诉方为犯罪嫌疑人开脱的理由“不成立”,因为钱列阳事先当面专门就此问题反复询问过刘志军,刘氏都坚称自己“从来没有检举揭发过他人”……
   
    如此一出闹剧,居然被中共人民日报宣传为“是司法文明发展进步的体现”。官方“法制网”上更肉麻的吹捧内容是:对刘志军从“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到“不杀更能实现公平正义”,是中国迈向法治的又一次进步。
   
    有道是,要问日理万机的习近平总书记上位以来陆续作出的重大决策有多少,他的秘书们肯定得掰着手指头数半天,而今年六月份里分别就外交和内政的重大决策有两项最为海内外强烈关注,外交方面是指示特区政府不得与美国政府合作,为美国叛徒斯诺登放行;内政方面是应曾经为中国铁路建设的大干快上作出过卓越贡献的前铁路部刘部长志军同志的诚恳要求,为他下达免死令。
   
    因为对外泄露美国国安局的监控计划而名声大噪的斯诺登曾威胁美国政府说,他已经将尚未对外公开的更重要的美国政府机密设计成一个互联网上的待命系统,一旦他本人被美国政府实行肉体消灭,该系统就会自行启动,将这所有机密在互联网上大白天天下。此说无论是真是假不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这里要讨论的是刘志军私下里换取习总书记“免死令”的交换条件是什么?有理由相信就是我们上篇文章中所质疑的那四千九百万买官款的收受方名单必须保密。口口声声无条件接受组织上的安排,判什么都不上诉的刘志军很可能是在被中纪委转交北京检察院之前即已经威胁过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如果判我“斩立决”,那么我刘志军被注射死刑之日,就是那四千九百万用以购买副总理职务的行贿款的受贿人被在海内外互联网上公开曝光之时。所以才有中国大陆的网友尖锐质疑:“刘志军被判死缓是有人保护他还是因为他保护了别人?”
   
    准确的回答是:只有保护刘志军才能换取他同意保护别人!
   
    有中国大陆的司法界人士为刘志军同志计算出了从死缓到无期再到有资格获得保外就医资格的时间一共只需九年,与习总书记同庚的刘志军届时也才六十有九,看来此前他托专案组转交给“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检讨书中关于“愿为实现习总书记中国梦发挥余热”的许诺所言不虚。
   
    本文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泛华网喊话:习近平先生,你有机会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中国人

国家政体的选择

在人类已知的国家政体形式中,目前可供选择的不外乎君主立宪制、集权专制制度、精英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度这几种可能。回顾中国历史,清末的慈禧如果更加主动地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不仅可以建立君主立宪制,还有机会阻止革命的发生。事实上,邓小平也错过了一次贵族立宪制的机会。如果他当时具有足够的洞察力和创造力,他可能有机会将中国共产党贵族化,并建立贵族立宪制。尽管共产党贵族立宪制对今天的太子党们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今天的局势已经不能让中国的民众接受这样的事实了。失去的机会可能永远失去了。同样失去的,还有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继续集权专制制度的可能。中国现在每年二十万起的群体事件,说明目前的集权专制制度或许可以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但不能解决随之带来的社会矛盾。必须承认,与生俱来的僵化的经济政策是各种专制制度几乎不可避免的原罪,而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当然,必然的代价是集权专制制度自身遇到了生存的挑战。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目前的成功具有不可持续性。事实上,新加坡的精英专制制度也解决了专制制度下经济发展的悖论。于是乎,新加坡模式对中国很有吸引力,毕竟大家都是专制制度。

其实,说新加坡是专制制度,很多人不会同意。但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只有那些获得人民行动党邀请的精英才可能担任领导人,普通平民很难通过其他民主途径从政。从这点上来看,新加坡的精英政治确实有别于广泛意义上理解的民主制度。事实是,中国可以选择的未来只有精英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度这两种了。君主立宪制、集权专制制度、精英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度这四种制度中,都有成功的例子。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制度成功的国家比较多。精英专制制度成功的例子只有新加坡一家。集权专制制度成功的例子只有中国一家,如果中国可以算成功的话。分析那些除中国外的成功例子,宪政可能是唯一的必不可少的共同因素。而宪政正是中国目前所缺乏的。这难道正是中国不具可持续性的成功的根源?这个假说的证明还有待于政治学家们的努力,但习近平显然已经先于其他中共领导人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在精英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度这两种中,中国共产党很自然地会倾向于精英专制制度。毕竟,民主制度已经铁定了中共集团必有下台的一天,能否再次上台,也不能确切保证。反之,精英专制制度确保了单一的执政集团可以长期地执政下去。但有前提,就是必须实行宪政。什么是宪政呢?简言之,就是以宪法体系约束国家权力、规定公民权利,并要求政府和执政集团所有权力的行使都纳入法律的规定,並受宪法的制約,其核心就是法律具有凌驾于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的法治(rule of law)的必要性。什么是法治呢?说起来并不复杂,其原则不外乎是制定法律要有明确的规则和程序、新制定的法律不应该有回溯性、法律改变不应该过于频繁、司法机关要独立、法院拥有最终释法权、每个人的诉讼权不能被剥夺、庭审要公正、执法机构不能枉法。也就是说,只要符合既定的法治规则和程序,中共仍然可以制定任何法律。

政治理念的选择

马克思是位了不起的思想家,他和恩格斯建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对资本主义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批评。马克思主义者预见性地指出任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将导致极致的帝国主义;因为人性总是险恶的,资本总是逐利的。这种认知,有观点认为,最终使得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避免进入垂死的阶段;而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调节能力最终使得从追逐眼前的利益转向追逐可持续的发展,从而导致了中产阶级的出现,而股市的健全最终也使得全民可以共享资本带来的利益。通过选票,西方国家的民众可以一人一票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而通过股票,民众可以以资本的多寡来分享社会发展的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包括美国在内的工业国家通过多年的演变,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所追求目标。在北欧,民主社会主义的理念更成为这些国家中各个政党不二的选择。

反观当年的东欧和中国,斯大林社会主义对生产力造成的破坏使得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几乎崩溃,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最终被证明为不具备自我调节能力、同时对人性具有巨大的破坏力,并从而导致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同样失败的还有纳粹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即便纳粹德国没有在经济活动中失败,但毫无疑问在国际间争取生存空间的争斗中失败。所有这些都说明二十世纪人类其实是在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竞争中度过的。这种全球范围的包揽性,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之处。经过一百年的发展,人们现在已经很清楚哪些理念是可取的;因此,中共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必要继续生活在谎言中,去拥戴那些注定没有生命力的理念。

事实上,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政策已经完全地资本主义化了。但在同时,中国摈弃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精良的部分,用议会制来实行宪政以调节扭转社会发展带来的不公正性。而一人一张选票正是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公正平等的公民政治权利。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公正,不仅蚕食了经济发展的成果,还制造了越来越多愤怒的民众。现在是时候开始讲真话了,泛华网建议中共公开抛弃不合生产关系的政治教条,停止宪政是姓社还是姓资这种无聊的讨论,向全民公布政治改革的计划书,放弃在可见未来不可能实现的共产主义理想,公开向全民清晰地表达意图,是要过渡到民主制度还是要过渡到精英专制制度。无论是哪种未来,宪政和法治在中国都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共产党自身的选择

无论中国的未来是民主制度还是精英专制制度,中国共产党都不可能再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一个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转变成一个常规的执政党是必然。事实上,“三个代表”的理论已经标志了这种转变。事实上,即便再发动一次文化大革命,中国也不可能再回到毛泽东时代,经济也不可能重新回到当年那样的计划经济年代。

当现在的集权专制制度结束并过渡到精英专制制度或民主制度时,社会必将面对剧烈的变化。只要不是革命,中共应该是有能力面对这种变化;毕竟,三十年前中共曾经经历过一次巨大的思想转变。

领袖个人的选择

历史显示,在集权专制制度结束过程中,集权制度的领袖们行为各异,其命运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政党的命运最终也有所不同。比较具有典型性的是苏联的戈巴乔夫、台湾的蒋经国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三位。戈巴乔夫相对主动地颠覆了自己党的合法地位,而齐奥塞斯库一直到最后还坚守着权力。戈巴乔夫的个人命运好过齐奥塞斯库,后者不幸被革命者处决了,而他的政党也在革命中被推翻并消失。相对说来,蒋经国的政治改革最为成功和和平,不仅社会政体没有出现动乱,当年的独裁党国民党今天仍然是台湾最主要的政党之一,并再次成为执政党。这些结果,似乎揭示着一个规律,那就是主动政治改革不仅可以减少动乱的可能,旧专制政府人员的人身安全也较有保障。我们都知道习近平并不欣赏戈巴乔夫的所作所为,但泛华网也要提醒习先生,时间不多了,应该主动采用行动,以减少革命的可能,减少在可能出现的动乱中丧命的人数。

历史上最伟大的中国人

在政治领域,历史上最伟大的中国人一般认为包括汉武刘彻、太宗世民和康熙玄烨这三位。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思想积极进取具前瞻性,大力改革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廉政勤俭,成功开拓新疆土;最重要的是他们为后世长久盛世奠定了基础。看一下今天,在威斯法阶体系(Westphalian system)下,开拓疆土已不可能,但开创长久盛世的机会赫然就在眼前。那就是将中国变成一个宪政国家,以宪政原则为经济发展导航,让中国鼎立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习近平先生,你有机会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中国人,在中国建立宪政的功绩将胜过刘彻、李世民和玄烨这些历史伟人。习近平先生,不要错过这个历史机会。

泛华网喊话。

纽时:青岛的海藻大灾难



中国青岛在最近几天有大量无毒的绿色海藻出现在城市的海滩,这一波的绿潮覆盖广达7千500平方英里。 (Getty Images)

【大纪元2013年07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曾去执编译报导)中国沿海的青岛市每到夏天都饱受大量海藻孳生的灾殃,使得热闹的海滩成为一片青绿黏稠的污染区。中共国家海洋局表示,这一片“海菜区”比美国康乃迪克州范围还要大,它大致对人体无害,但会窒碍海洋生物的生长,而且等它腐烂时,许多游客必然望之却步。《纽约时报》报导,中国媒体对上述现象却有反向的说法:有些喜欢到海边的人对这种海藻的孳生颇觉有趣,近来它们报导有些泳者倘佯在光鲜绿意的海藻床上,高兴的相互投掷海藻,或者像堆沙子一样,把它们堆积起来。

然而地方官员可没这么高兴。上个月他们宣称这是“海藻大灾难”,派遣上百艘船只与推土机清理青岛的海岸;青岛属山东省,是以前德国的租借地,以啤酒与海滩闻名于世。日前工人与义工清理了大约1万9,800吨的海藻。评估这些海藻的营养,大量的海藻分解时会制造危险,产生有毒的硫化氢,闻起来则像腐烂的蛋。

这一波的绿潮覆盖广达7千500平方英里,2008年北京举行奥运时它曾威胁青岛所举办的海上竞赛项目,如今它的面积恐怕比当年还大一倍。当年官员为了让比赛顺利进行,派遣了船只、直升机与1万名工人清理海岸。

根据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其后结算清理的费用高达3千万美元,鲍鱼、蛤蜊与海参养殖场受到的损失超过1亿美元。

2009年所受的海藻灾难更严重,灾情影响到黄海,其面积差不多像西维吉利亚一般大。

报导说,植物学家对此不知所措,无法解释海藻滋生的缘故,但科学家怀疑它跟污染以及山东省南部海菜养殖场的增加有关。

2007年青岛首次报导发生这股绿潮,其主要原因是用于农业的肥料流量太大,以及废水的排放。但是这些污染源在黄海已经几十年了,科学家需要找出新的原因。

有一群研究人员相信,席卷青岛的海藻源自远在南方的江苏省海菜养殖场,那些养殖场在海边大型的木架上养殖紫菜,这些木架会吸引一种叫浒苔的海藻,每年春天农夫们清理浒苔时,也就将这些繁殖快速的海藻散布到了黄海,它们因此在温暖的气温下得到养分而迅速滋生。

澳洲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的科学家基辛(John Keesing)表示:“这些海藻获得养分后越长越大,最后你在卫星上都可以看得见;潮流慢慢的将这些海藻漂出东北方进入黄海,数量越来越大,最后冲刷着海岸。”

基辛与其同僚去年五月刊载一篇文章表示,农夫长久以来在江苏省海边养殖海菜食用,2006年起那些养殖的木架向近岸扩张,这可能是海藻大量滋生的原因。解决其滋生之道,可能需要处理掉陆地上堵塞海苔木架上的海藻。

他说:“我们不主张大家停止养殖紫菜,但应以适当的方法防止无用的海藻流到海里,这可能是唯一的办法了。”

(责任编辑:张东光)

中国驻美大使馆被喷上大大的“拆”字

相关新闻:泛华网专讯:拆那!China

【泛华网2013年07月10日讯】华盛顿特区中国驻美大使馆院子大门的门柱上和办公楼的入口处在2013年7月10日凌晨出现三个大大的涂鸦“拆”字。这是抗议者对中国某些地方强拆不满的抗议表达。



中国中央政府曾经出台过多份文件,强调不允许暴力拆迁和强制拆迁,但是在发展经济的冲动下,某些地方政府依然存在着强拆等违法问题。但中国政府历来说一套做一套,因此暴力拆迁已经是非常普及的行为。



使馆发现这个「拆」字后,立即清洗,但是已经被人拍下照片及影片。



这有可能是「麻雀护巢行动」做的。「麻雀护巢行动」起自大陆,由中国大陆的一些在強迫拆迁过程中遭受不公待遇的公民在国外组织的一个维权集体,组织者為杨建利。其關注的事件包括因上海世博会被强制拆迁的民眾。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党庆日,「麻雀护巢行动」的抗议开始在中国驻美使馆前展开。拆迁受害人马永田试图向使馆递交用词谦卑的请愿书,但使馆紧闭门窗,没有人出面收受请愿书。

泛华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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